专栏 名家访谈

攀援在美学与诗学的道路上

——张晶教授访谈录

张晶 谷疏博[1]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谷疏博（以下简称“谷”）：张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就您的治学道路对您进行访谈。据我所知，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的大学生，当时还以吉林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的中文系。后来，您在2007年的时候还专门写了《别梦依稀三十年》一文来回顾您那段树立理想、求学治学的时光，您能详细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段时光对您后来学术生涯的影响吗？

张晶（以下简称“张”）：1977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对于我的一生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转折。我是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1978年2月份入学。心中充满激情，带着行李到吉林大学的理化楼报到。春节刚过，地上是一片银色的积雪，可身上却充满了热量。吉大中文系1977级，是一个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群体，又正值那个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对于知识，对于真理，对于中外文学史、思想史的精华，都迸发着吸取的渴望。我在上大学前就发表了很多作品，入学之后对于写诗有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和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白光、邹进、兰亚明等年轻的诗人们成立了“言志诗社”，并且创办了《赤子心》诗刊。《赤子心》在当时各大学的文学青年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在我们上课的文科楼里，有很多名师为我们授业。如公木（张松如）、郭石山、刘中树、喻朝刚、王士博等。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公木先生和郭石山先生。那时可以在文科楼通宵达旦地用功，也可以在宿舍里夜读。当然寝室夜里是要熄灯的，到了23点学生会就要检查。于是，我就在七舍地下室的锅炉房里夜读。冬天的锅炉房非常暖和，我都是读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夜深人静，在书中我与古人、洋人晤谈，徜徉在丰富而深邃的世界之中。

到了三年级，我越来越喜爱古典文学。这也许是受了当时给我们授课，后来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的几位先生的熏染而致。于是，我想考研究生了，自然是要考我心仪已久的古典文学专业，而且一定是唐宋诗词研究方向。因为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几位名家，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随之我就进入了备考阶段，我把古典诗词中的名篇（尤其是唐宋诗词）一首一首地抄在质地较好的白纸上，然后折成折子，放在口袋里，一有时间就掏出来背诵。前前后后大概有几千首。晨光熹微中，我就起来了，来到离我们住的七舍前不远的小树林里，靠在树干上，摇头晃脑地背着。自习时是阅读唐宋文学的研究论著，并不时地写下自己的体会，有些是按着论文的样子来写的。记得考研前的那个中秋节，我带着两块月饼，来到了南湖的树下，一边背诗，一边给自己过中秋节。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的是宋诗，因而论文导师是王士博教授。1984年夏，我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被分配到辽宁师范大学任教。先是在古代文学教研室，1990年又到文艺理论教研室。我在读研期间受到系统的古代文学专业教育，导师中既有像赵西陆先生这样的文献大家，也有如公木先生这样的著名理论家。我的研究兴趣，很快就偏于理论思考。1987年，《文学评论》编辑部发表了我在这个文学界最为权威的刊物上的第一篇文章：《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简论》，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奠定了我与这本刊物三十年的因缘。我在教学工作之余，阅读大量的西方哲学美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花很多时间研读中国哲学。

1985年在福建邵武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严羽学术研讨会上，聚集了国内多位文艺学、美学名家。我是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收到会议邀请函的。为了撰写有关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论文，我从佛学角度入手，对佛教禅学的脉络与学理作了系统了解，并以“透彻之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写出了题为《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的论文，在会议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发表在《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在这之前，我已经对严羽“以禅喻诗”的方法论颇加注意，撰写了题为《“妙悟”新识》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杂志上。在这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并且从中国哲学的背景上予以拓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这个角度对中国诗学（尤其是唐宋诗学）做了独到开掘。这方面的文章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江海学刊》上连续发表，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如发表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的《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和1992年第5期的《诗与公案的因缘》、发表在《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的《禅与唐宋诗人心态》、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的《禅与唐代山水诗派》、发表在《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的《“诚斋体”与禅学的“姻缘”》、发表在《中国禅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的《禅与诗三题》等文章，都是篇幅很长的文章，可以见出我那时的研究路数。2003年我的专著《禅与唐宋诗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作为“博雅文丛”的第一种。出版后很快就售罄，到2010年，这部书又由新星出版社出了新版。

这个时期，我沉潜于美学与哲学，并以此为研究视角，思考了很多诗学和美学问题。不是泛论美学与哲学问题，而是内化为把握文学的独特角度，产生了很多新的观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方法论方兴未艾之时，作为当时那批年轻学者，吸纳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的美学思潮，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去阅读思考，并且与自己的古代文论专业相结合。同时，也以更为深化的哲学思理来把握文学现象。这一阶段，除了教学工作，还有系（现文学院）的工作，还写出了很多在当时为人熟知的文章和著作，如发表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的《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原型意象》和1991年第2期的《陶诗与魏晋玄学》、发表在《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的《论叶梦得的诗学思想》、发表在《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的《中晚唐怀古诗的审美时空》等许多文章，都是以理论功底见长而对古代诗学做出的思考。印象最深的是，我有数年学习中国哲学，有一个阶段对玄学下了很大功夫。再看陶渊明诗，有了写作的冲动。于是，把自己关在6平方米的小书房里，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写出了18000字的《陶诗与魏晋玄学》一文，寄给了《文学评论》编辑部。这篇文章三个月就发表出来了，我也感到特别吃惊。据说是得到了当时的主编曹道衡先生的高度评价，所以马上就在《文学评论》上问世了。

研究生毕业到大学任教，当了三年助教，1987年评上了讲师，“助教”期间我已经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且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都有大块的文章了。到1992年，我已经五年讲师任满，但省里还是按破格要求，将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当时我也是以120余篇的论文成果，排在了省里职称评审序列里的第一名。1994年当了两年的副教授后，我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当时不到40岁，在全省也是绝无仅有的。1996年我就被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了“辽宁省优秀专家”的称号，也就是所谓的“省管专家”，同年又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又被大连市委市政府授予“大连市优秀专家”称号。其间，我连续获得了辽宁省第三届、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等奖基本上是一个学科只有一个，连续两届获得一等奖，也是相当罕见的。大连市评哲学社会科学奖两年一届，我从1984年到大连任教，到2000年调转到京，从第四届到第七届，连续四届获得一等奖，也是“破纪录”了。我还担任了大连市学术著作资助与评奖委员会的委员兼语言文学专业的主任。1995年中文系（现文学院）改选领导班子，我任系副主任。我当时就想考博士生，继续深造。在复旦大学，我亲炙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泰斗顾易生先生门墙，受到了传统学术的熏陶，收获极大，也和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的师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复旦读博三年，我在刊物上发表了论文55篇，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名牌刊物。为了帮助师弟师妹们完成毕业需要的论文，我还在《复旦学报》上组织了笔谈栏目，一下发表了10个博士生的文章，虽然都是篇幅不大的几千字文章，但对于博士毕业的要求是满足了。1998年我以《辽金诗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整个的研究过程先是从个案研究着手，花了大量时间去查《四库全书》，主要是在省图书馆。我先后做了许多卡片，几麻袋也不止。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后，我又在几年里写出了几十篇有关辽金文学的作家和断代研究论文，然后又以辽金文学的流派、分期等为内容写出了一批研究论文。对于辽金文学的研究来说，我希望通过研究能够重新给辽金元文学一个客观的评价，这也是历史的期待。我也是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完成了辽金元文学史的写作，显示了中国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和辽金元的不可或缺。我认为这不仅是创新或者填补空白，也是学术的正义。

可以说，我的整个求学之路（包括学术之路的开启）得益于我在大学学习阶段所打下的坚实基础，那个时候上大学是我寤寐思服的梦想，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对我而言，读书的机会多么来之不易，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而这样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读书养性、学术养生也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谷：到了2000年，您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您为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同时，您在研究方向上也做出了相应的深化与拓展，能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做的吗？

张：到了2000年，进入新的世纪，国家广电总局搞人才招聘，我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任教。2001年3月我被增列为广播电视艺术学文艺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当年开始招生。那个时候学校全力进行学科建设，文艺学是重点建设的学科。2003年获得了文艺学的硕士授予权，接着就全力向博士点冲刺。学校授权，由我牵头成立了中国传媒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并以此整合全校的美学艺术学学者。2005年在硕士点刚批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竟然把文艺学博士点给拿下来了，全校上下相当振奋。2007年又由我组织申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也在经历波折后捧在手里了。更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我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2017年我们又获得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由于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由我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有学者的专著，也有专业同人一起汇集成书的。我本人的著作出版如《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典诗学新论》（与白振奎、刘洁合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张晶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另又主编了《论审美文化》等书。

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在到北京后的这些年里，依然把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向度。一方面，还是从美学角度来研究古代诗学，另一方面，把触角伸向传媒艺术，并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进行建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及进入21世纪之后，我的美学研究多是对美学范畴的整合与建构。如发表在《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的《审美感兴论》、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和第5期的《审美惊奇论》和《审美回忆论》，说到这里，我心中非常感念敬爱的徐中玉先生。先生当时以八九十岁高龄主持《文艺理论研究》，对我的论文特别看重，2000年一年之内连发我的两篇美学文章，可我连一杯水也未曾孝敬他老人家，还有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的《审美静观论》、发表在《中国美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的《审美化境论》、发表在《求是学刊》2004年第3期的《审美物化论》、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3期的《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发表在《美学》第二卷的《论审美享受》、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的《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等许多文章。还有几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我是作为哲学问题加以建构的，因此都发表在哲学界的最高刊物——《哲学研究》上，如《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2003年第1期）、《审美观照论》（2004年第4期）、《论审美抽象》（2007年第8期）。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我在提炼整合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哲学高度的提升，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论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神理”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墨戏论》（《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神思：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等。我在中国美学研究方面，致力最多，文章也多，都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论建构的成果。这些文章，也是植根于渊深博大的中国哲学土壤之中。如对感兴论美学的研究，前后多年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如《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等，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念。

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已近22年了，2007年之前都是指导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给全校的艺术类硕士生开设“文艺美学”课，主持全校文科类博士生的“美学前沿”课。后因文艺学博士点开始招生，我又主持文艺学学科的工作。所以，对于文艺美学、审美文化及传媒艺术等当下文艺学美学界广泛关注的学术领域，做了很多思考和建构。同时，又架设起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美学之间的桥梁。我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经过数年的研究，已于2017年完成结项。将中国古代美学、诗学作为当代文艺美学建设的基本资源，这是我前些年在文艺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观点。如发表在《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的《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及美学学理建构意义》、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的《中国古代美学之于中国当代的文艺学学理建构》、发表在《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的《在文学与艺术的融通中拓进文艺美学》、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的《文艺美学的当代建构及其意义》（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是在英国出访期间写成的）、发表在《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的《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渊源》（本文是与杨杰教授合作）、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的《文艺美学：从奠基走向深化之途》、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的《新时代文艺美学的建构维度》、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的《文艺美学的当代性理论转折》（与孟丽合作）等。我于2010年1月调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对于艺术学理论建设就有了分内之责。基于艺术升门的理论诉求，我撰写和发表了《为艺术美学立义》（《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和《通律论艺术观对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建设性意义》（《艺术百家》2015年第2期）等论文。又在2012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艺术美学论》这部书，全面阐述了我对艺术美学的基本建构，是书有55万字的篇幅。

对于审美文化、视觉文化、传媒艺术、图像等当代文艺学及文化研究的领域，我也投入了很多精力，而且是以价值批判的尺度进行分析。如发表在《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的《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是具有代表性的长篇论文，问世后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有发表在《传媒与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图像的审美价值与传媒艺术功能剖判》、发表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的《“图像时代”文艺学的突破之维》、发表在《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的《视像的深度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等一系列论文。

审美文化是当代美学和文化领域关注的话题，我在分析了一些关于审美文化的重要论著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审美文化观，如发表在《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的《作为美学新路向的审美文化研究》、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的《审美文化的历史机遇》、发表在《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的《审美文化视域中的国学内涵》等。

谷：在2017年10月，您个人专著《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六卷本问世，这在当时的诗学和美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同时对您个人而言，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您能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部文选吗？并向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研究脉络和研究特点。

张：这部《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共分六卷，计约360万字，精选了我从事文学研究以来三十年（1985—2015）中在诗学、美学研究领域中最具学术含量的核心成果，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与批评、诗学史建构、中国美学史研究、美学范畴整合与重构、当代美学理论研究、视觉文化、文艺美学等相互关联而又自成一体的学术研究体系，涉及了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美学和民族文学等多个方面。《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编选了《辽金元诗歌史论》《辽金诗学思想研究》《禅与唐宋诗学》《神思：艺术的精灵》等四部专著，代表了我学术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

这部文选其实也体现着我的研究历程和体系脉络，对于美学与诗学的研究，我从开始的观察学习深入理论研究，又能够通过实践来检验研究成果，再后来，通过中西美学融合，并从中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范畴或命题，这种从大量的审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独特的审美景观。

我的研究是呈跨学科、多层次的特点的，我也善于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和中国的美学、中国的文论相互对照，找它的互通之处，找它的歧义之处，希望把这个话语讲通。比如我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并非零散的，而是有体系的，与西方美学那种缜密的、完整的体系形态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以直观的、感悟的思维方式为特点，多是描述性的、比喻性的，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上都缺少明确的界定，所以我的研究中就尤为注重要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全新的阐释维度。有学者评价我的研究是传统法度与新知的融合、广博学识与专精术业的融合、问题意识与探求精神的融合，虽不免溢美，但也能总体上概括出我的研究特色。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特点在于能够和新的治学环境不断产生互动，在互动中扩展自己治学的领域，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养，我对我的学生们的教导也是这样，我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去汲取新知、熟读经典，广泛发散，在多个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中都能找到新的研究点和立论点。

谷：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您一直关注并予以积极的回应，特别是关于文艺美学在当代的理论转型、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问题、中国美学范畴与命题的研究等，您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学术自觉，能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主要看法和观点吗？您为了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又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

张：学术界有些人认为我们失语了、被边缘化了，我一直有着我的学术自信，我觉得我们的国学还有那么多闪光的东西有待于挖掘，还有那么多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发现，这恰恰需要一种理论的眼光去整理与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并加以重新阐释，阐释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同时在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又要贴近它的原意，比如神思、兴象、审美化境等，这个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相应的工作。对于挖掘古人的东西，我认为要做到“古为今用”，古典的精髓是为今天的发展建设服务的，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中不仅不能与传统本身割裂，同时还要让传统在当下焕发出它的魅力与价值。

在文艺美学新格局的探索上，我着力剖析和阐释的诸多美学范畴（如神思、内在视像、审美构形、审美感兴、审美惊奇等），都是针对当下审美文化中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学与艺术的关系、传媒艺术美学品格的提升等问题）的有效策略。我在文艺美学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审美价值论，我学术思考的路径正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所进行的逻辑推进。我应该是最早将文艺美学思想彻底贯彻到当下最主流的文艺现实（即传媒艺术）中的重要学者之一，同时，我也是始终坚持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再生从而可以恰当阐释当下文艺现实的少数成果斐然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全面研究，到90年代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深入探讨，再到21世纪以来对审美文化（尤其是视觉审美、传媒艺术）的广泛关注，我在自身学术领域的不断拓展中始终坚持以文艺美学的思想方法面对研究对象，尤其是面对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文艺现实，我的原则就是从来不回避、不推卸，不囿于传统，更不束手于所谓圈子，而是积极思考问题，勇于提出策略，在学术上逐步呈现出一派打通古今中外的开放胸襟。

与此同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等问题的重要讲话都带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在思考我们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是不是可以脱离这个时代的现实，坐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作为当代的学者，我们研究的领域虽然是中国古代文论、古典美学，但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我们有责任在当下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阐述。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庞杂、整体性的概念，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它有活力的部分，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如何将讲话中提出的命题与时代现实融入学科建构与理论研究，进而促进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特别是对世道人心有一个引领与提升，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在中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其中的理论内涵，如发表在《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的《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发表在《光明日报·光明论坛》2014年11月19日的《文艺的宗旨与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2018年8月22日的《文艺创新是文化自信的审美之源》、发表在《人民论坛》2017年11月30日的《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5期的《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对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创新思想的初步理解》等许多文章。这些成果中都贯穿着我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独到认识，并从中国哲学角度把握其与西方美学不同的特质。关于中国诗学美学本质及特征的诸多论文，我也都是基于中国诗学的立场，进而升华到美学层面，或者说是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观照中国诗论的民族品格。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我也一直关注并时有回应。我的学科方向虽然是古代文论与美学，但作为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我觉得有责任对当前的文艺学热点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论阐述。比如我从美学角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各种向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对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做深入学理层面的研究，并通过系统梳理与建构，凝练成一些重要的中国美学命题和艺术学理论命题，并在一些重要的刊物上发表。如关于审美构形，这是我对审美心理层面的新的理论支点，有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的《论审美构形能力》、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的《再论审美构形》、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神思”与审美构形》、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的《审美情感与审美构形》等数篇文章。我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再版之际，我在原稿基础上增补了三章，其中加入了《神思与审美构形》一章。还有诸如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的《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回忆》、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视像之美》、发表在《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的头题文章《惊奇的审美功能及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呈现》、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的《灵性与物性》、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的《神思：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的《“兴象”的审美特征》、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审美关系的特征》、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的《化境：艺术创作中审美价值的极致》等。关于艺术媒介和艺术语言，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理论探求，我做出了正面的理论建构，写了《艺术媒介论》（《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艺术媒介续谈》（《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艺术语言在创作思维中的生成作用》（《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艺术语言作为审美创作的媒介功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媒介内在化与情感审美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文章。

同时，对于审美教育也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承担的重要责任。早年间我就一直关注如何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以价值论的角度思考，指出其中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指出其中具有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伦理价值等，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说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基于这样的思考和理念，我主要从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努力研究作为审美的元素和原则，另一方面投身美育工作，我作为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带领着大家完成了美育、艺术教育、市民文明修养等有关课题。《观赏文明研究》这一成果也是一部代表性著作，里面也提出社会美育的理论命题，将审美艺术理论转化为审美鉴赏的能力，这一努力，也成为学术直接服务于社会创造的示范。而对于当下的“饭圈乱象”“畸形审美”“教材插画事件”等，我也及时从美育的角度来发声、呼吁，包括发表了《从教材插图事件谈青少年美育的方向路径》《以美感的神圣荡涤畸形审美》《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批判者》等一系列文章。

谷：张老师，能谈谈您又是怎样把您的治学理念融入您的教学与对学生的培养的吗？

张：我的教学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论、美学、审美文化等领域，先后讲授《文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美学范畴》等数十门课程。任教数十年来，在知识传播的同时，我非常注重以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我对学生一贯严格要求，也为国家培养出许多弘道崇德、经世致用的专业人才。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已有35人获得博士学位。获硕士学位者有50余人。博士生中已有多人晋升为教授并为博士生导师。由我指导的张国涛的博士学位论文，先后获得北京市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8）、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2011），指导谷疏博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为艺术学理论拓展做出贡献。我指导的硕士生，也有多人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如在外交部、《经济日报》、省委组织部、中国红十字总会、平谷法院等。我对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习状态要求很高，而对于学习状态的重要判断就是学生是否总是在图书馆，能在图书馆或阅览室里“钉住”的人，才能真正有学术上的提升和发展，满足于浮华与时尚，则是很难想象其有真正的学术成就。登高望远、立德树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创造意识、严谨精神，贯穿古今、打通中西，深研经典、学科交融，这四十个字是我对我的硕士、博士以及人文学院的学生们的殷切嘱托和建议，在日常的教学、科研中，我也始终在以这四十个字为原则去教导、影响我的学生们。

谷：张老师，那您最近以及在未来的几年中将致力于哪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呢？

张：近年来，我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集中性地出了很多成果，其实这也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早在1989年，我就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透视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国画论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写出了《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一文。后来我又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绘画美学的文章，多是从美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如发表在《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的《墨戏论》、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的《“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发表在《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的《“天机”论的历史脉络与美学品格》、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的《论董逌的绘画美学思想》、发表在《江淮论坛》2010年第3期的《宗炳绘画美学思想新诠》等。2014年应《中国书画》杂志主编张眠溪先生之约，为《中国书画》写了一年12期的专栏文章，如2014年第1期的《董逌以“天机”论画》、第3期的《画中之“化”》。从2018年底开始，我又应《名作欣赏》主编张勇耀之约，在《名作欣赏》上写作“中国古代画论名著评析”系列文章，每月刊发一篇。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名著（或名作）开始，进行美学角度的评析，按照时间顺序，对每个画论名作所包含的重要问题予以理论的破解。这个系列引起了很多学界朋友的兴趣。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观照如今也成了我的学术研究主题之一。

近期我主要把精力集中在我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中，一个是我做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另一个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重大课题是基于我多年对于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研究积累和成果，如在蔡锺翔先生主持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里，我撰写了《神思：艺术的精灵》，曾先后四次再版，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同时，我还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现代传播》《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文艺理论研究》《美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论文近百篇，对于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美学范畴（如感兴、静观、化境、观照、墨戏、丘壑、天机、物色、偶然、兴象、现量、神理、感物、体物、妙悟、形神等）进行理论分析与建构，并借鉴哲学、心理学等方法阐发其内在意蕴，使它们的当代美学价值得到呈现，我在《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美学的延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偶然与永恒》（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美学论著中形成内在的逻辑联系，并还以当代哲学、美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若干重要的美学范畴，如审美惊奇、审美抽象、审美投射、审美构形、审美享受、艺术媒介、灵性与物性等，大大拓展了美学原理的空间，远远走出一般性的美学原理论述。此次研究直面中国美学研究在当下面临着范式转换这一重要问题，也就是需要从范畴研究转换为命题研究。项目旨在提升命题研究的自觉意识，通过对命题本体、形态、功能、文献整理以及经典化生成等方面全方位、深入性研究，为中国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填充进结构性元素和时代性意义，使之不流于空洞和抽象，立足中国古代命题研究对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进而从整体上切实推进中国美学学理化、系统化、持续化发展。通过从中国古代美学从范畴到命题的深入、系统研究，解决重要理论问题，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号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世界美学理论界中国学派的建构；重点项目也是根据我多年对中华美学精神的阐发与理解，以研究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为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所蕴含的美学精神，从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具体考察中整合出中华美学精神的轮廓，并以逻辑分析的方式，揭示其从诗论到美学的轨迹，建构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涵，同时指出其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体现，并追溯其在诗论中的发生。

同时，我近期包括之后的时间，也都在进行有关《文心雕龙》“赞语”的研究。研究《文心雕龙》“赞语”，一个是还原，接近历史原貌；一个是阐释，挖掘其现代价值，二者如何比较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也一直没有间断地去写诗赋，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两个月前，我们学校建成了牡丹园，我写下了《校园牡丹赋》，引起了校内外广泛的反响，包括在学校玉兰花绽放的时节，我又写了《玉兰赋》，以及《银杏赋》《中传秋色赋》等，还有《清明赋》《七夕赋》《重九登高赋》等节日赋，都发表在我个人学术公众号“龙虫并雕者言”上。

同时对于学术问题我也将始终保持着敏锐和警觉，保持着对于新问题、新现象、新视角的关注、回应与发现。对于学术，我不认为我是在发挥余热，我的状态还在研究创作的高峰。从我读研究生开始进入学术领域，在学术方法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体会。如人饮水，甘苦自知。这条路还要走下去，只要身体允许，就要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不辍。说句心里话，论精力真是大不如前，何况还有大量行政工作，但学术是我的第二生命！倘若这个生命干涸了，对我来说真是不堪想象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活着就要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工作，只要活着就要研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生活方式。

谷：谢谢张老师接受此次学术采访，很精彩，也很受鼓舞，期待读到您新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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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谷疏博，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