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何谓骠骑兵？——“轻装甲之骑兵，吾等称为骠骑兵。”1481年，大名鼎鼎的匈牙利国王匈雅提·马加什一世（King Matthias Corvinus）在其所著文献中记载到。尽管有迹象表明骠骑兵在马加什一世之前就已存在，但这是首次有文字记载，证明这些传奇的匈牙利士兵是匈牙利黑军的一员。彼时，黑军实力之强盛，令整个欧洲闻风丧胆。不仅成功挫败了实力远胜于己的奥斯曼帝国的侵略，甚至单枪匹马地在敌方领土上将其击败。如此战绩还不足以彰显其不凡，同一时期，匈牙利军队更是征服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上奥地利州和下奥地利州。训练有素的士兵加之别出心裁的战术，在逆境中取胜，正是这支军队的独到之处。匈牙利骠骑兵，无疑是卓越与智慧的完美象征。骠骑兵的使命在于先发制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利用速度和先发优势，不断打乱敌方阵形，通过伏击、断绝敌人后援等一连串战术，逐步削弱敌军战力。

这种军事革新不仅是匈牙利军队数百年来的核心力量，其影响还远远超越了国界。受匈牙利成功的启发，包括普鲁士、俄国、法国、英国乃至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纷纷组建了自己的骠骑兵部队。匈牙利的骠骑兵军官甚至远赴各大西方国家，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当地的骠骑兵部队提供训练指导。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米哈伊·科瓦茨上校（Mihály Kovats），他不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表现英勇，还担任训练官，为美军骑兵部队编写了首部军队条令，与他的波兰朋友卡齐米日·普瓦斯基（Kazimierz Pulaski）一同被誉为“美利坚骑兵之父”。

最能体现骠骑兵精神的精髓，无疑是他们标志性的突击战术——骠骑突击（Hussar Cut）。这一战术在匈牙利语中被定义为：“迅速而果断，出其不意且毫不畏惧地冒险；抢占先机，不计后果地行动。”骠骑兵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突袭的机会。倘若没有，他们最终会被敌人的优势力量以及战争的变数消磨殆尽；反之，一旦时机成熟，即便敌方凭借理性分析、军事兵法或数量优势占据上风，骠骑兵也能逆势突围，一举胜出。

我选择《骠骑突击》作为本书的标题绝非偶然。眼下，匈牙利正需这种军事谋略。当今世界不禁使人深感处于一个巨大的战场之中，波诡云谲，混乱不堪。两军对阵，将领双双谋划如何整顿队伍，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局势。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一朝登顶，作为超级大国短暂地取得了全球霸主的地位，但由于对手实力不凡，国内持续动荡，昔日霸主地位也已不再。新的博弈就此展开。前路难测，胜负难料，整个世界笼罩在恐惧与焦虑的阴霾之下。众人皆密切注视着这日益混乱的局势，并猜测下一步的变化。个别国家或静观其变，或置若罔闻，终将自己的命运置于大国的摆布之下。小国则别无他法，唯有破釜沉舟，另辟蹊径，才能将命运紧握手中。“骠骑突击”为匈牙利献上一计良策，也启迪我们在面临挑战之时，需增强自身独特优势，出其不意，大胆行动，抢占先机。过去十年，匈牙利发展迅速，有望成为发达国家。即使没有庞大的人口，广袤的领土，强劲的经济实力与雄厚的军事实力，甚至缺乏珍贵的原材料，但凭借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今天的匈牙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成为发达国家，一切努力都没白费。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匈牙利的经济规模增长了三倍，与西欧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以上。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一切资源凡经匈牙利之手，无不蜕变为更具价值之物。匈牙利不仅仅是一个“组装厂”，更成为世界上第九大最复杂的经济体。随着经济效能的提升，税负降低，总税收却增加，使得壮大中产阶级规模、退休金保值、减贫成为可能。匈牙利的企业在地区乃至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全国正在进行的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前所未有。同时，按经济规模计算，我们在支持青年和家庭、高等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投入，在欧洲名列前茅。尽管如此，我们内心深处感觉到，我们的潜力还未完全发挥。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早已超越中上等发展水平。但是，若世界银行的尺度不够精细，无法显示微小但重要的差异呢？更有一些国家看似前途无量，实则江河日下。导致后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生产率下降、现有生产手段收益减少、基础设施不足、公共和金融服务匮乏、政治体制薄弱、缺乏创新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加剧等。要想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克服挑战。而若想真正成为发达国家，我们还需要突破那层无形但实实在在的“玻璃天花板”，扩大经济规模，大力发展国家经济领军企业，并成为创新中心。这就是经济层面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匈牙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喀尔巴阡盆地中部人口最多的国家，匈牙利不仅在欧洲政治历史上拥有超过千年的影响力，还是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且是巴尔干地区的守护者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描述匈牙利的这一角色呢？传统分类标准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地区强国和小国，但这样的分类并不能完全覆盖国际政治中可能出现的所有角色。一个新的独立类别——地区中等强国——逐渐浮现。本质上，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影响其领土之外的区域进程，尽管它们可能没有在所有地区都占据优势。匈牙利正是具有这样特性和抱负的国家，在推动区域合作和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其地缘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其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重要意义。匈牙利恰恰具备这些特点和雄心壮志。

匈牙利因而为自己设定了双重目标，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还要成为地区中等强国。我们目标明确，并且有机会实现这些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匈牙利著名诗人桑德尔·维欧莱斯（Sándor Weöres）所言：“唯有一事需知晓，其余皆微小：脚踩大地，头顶苍穹，登天阶梯，尽在心中。”我们坚信，匈牙利能够发挥其内在潜力，实现其所设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尝试攀登阶梯。我们必须用一双敏锐的眼睛来观察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头顶的天空和我们面前的阶梯的变化，察觉到我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面前的每一个机遇和挑战。

因此，我认为在本书中详细探讨当前国际局势极为重要。在匈牙利，有时讨论会忽略了全面了解这些问题所必需的深层数据，以及国际科学讨论的成果，希望本书能弥补这一缺失。我认为这部分内容最有可能吸引外国读者的兴趣。反观，外国读者可能从未有机会了解一个像匈牙利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老实说，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正在终结。这并非求救信号，而是对现实的残酷陈述。这种说法乍一听令人震惊，但倘若解释清楚，还算容易接受。我所指的是，1945年后，基于西方原则建立的国际组织和体系不仅成功地为冷战画上句号，还与世界其他国家做了一笔交易：这些国际机构为了促进这些国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投资和发展资源，而作为交换，接受投资与资源的国家需要接受一套特定的经济政策模式，一种特殊的国家观念和某种“普世”人道理想。

如今，这一切都已结束，认为这是国家成功的唯一途径的想法也随之瓦解。这种论断已不再自洽。随着时代变迁、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竞争的复苏，其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尽管国际机构及其提供的发展资源和投资尚存，所开发和推广的经济模式尚存，但如今已没有人真正认为这是唯一的救赎之路或是确保国家未来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唯一途径。不少国家在不完全依赖这些原则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显而易见，在未来几年内，将有新的国际机构在西方之外成立，创造新的发展资源和投资渠道。同样明显的是，任何拒绝这些新机会的国家都将落后于那些能够保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不言而喻，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自己成功的秘诀。借鉴他人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提倡“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

因此，我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去的模式为何崩溃，以及它试图建立的世界秩序为何解体，以免任何人误解我这里的主要论点。毕竟，这种想法本质上并非无稽之谈。包括我们中欧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理念。但归根结底，其最终还是基于一个错漏百出的前提。人们曾认为，得益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后冷战和平红利，一个基于经济互联互通、文化输出以及美国军事领导的世界秩序能够永久确保主导国家的霸主地位。同时，这一框架也能促进全球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因此，维持这一制度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也标志着除了实际的全球化进程，我们还见证了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你可以将其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相提并论，他在埃及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城市，并试图以此开始将古代东方世界“希腊化”。但亚历山大的努力完全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效果。尽管一些野蛮人被“希腊化”了，但不少希腊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野蛮化”了。

自21世纪初到现在，我们亲眼见证了类似古代的变革过程。千禧年之初，宗教激进主义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总部，而世贸中心在当时是整个全球化进程的象征。但是，旧秩序的崩塌不仅仅体现在这样的灾难事件中，也体现在经济层面。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已成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增强了自身实力，但它并未完全追随西方规则。也就是说，在时隔几个世纪之后，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对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中东的石油富国、印度及多个东亚国家等来自各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或利用自身原材料优势和增强技术创新，或通过人口爆炸扩大国内市场，或通过找到特定的“利基”（英文为Nich，意译为“壁龛”，有拾遗补阙或见缝插针的意思。例如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军事力量或地缘政治重要性），在全球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西方国家经常明目张胆地无视自己创造的世界秩序——例如，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起的军事干预。如果西方如此轻视那些维护国际秩序的机构，那么对于任何有挑战国际秩序力量的国家而言，也无须将这些机构放在眼里。

这一系列事件如何演变至此，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但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和政治战略家确信，当前的国际秩序已不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局势持续恶化，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原本旨在通过全球连接和自由贸易来巩固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的计划，如今适得其反。因此，战略调整应运而生。国家再次被划分为“善”与“恶”，其中“善”的一方在道德上更胜一筹，有责任击败“恶”的一方。“善”的一方需尽可能地组织起来，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阵营，以共同对抗“恶”的一方。现在的任务不再是加强联系，而是将经济、基础设施网络和制度体系划分为两个阵营。讽刺的是，这一进程实际上加速了现有世界秩序的崩溃，而这正是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见，下一个世界秩序将呈现出五种可能的场景，这其中三种显示出阵营化趋势，也就是重回冷战逻辑，而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

有许多蛛丝马迹表明，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希望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可能是下一个世纪里，用其所谓的“民主”和“专制”来持续激化国家之间的对立，并把这种分歧纳入其对外策略。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渴望成为世界霸主，而是希望加强其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强调民主与专制对立的做法，与声称其具有权力评定哪些国家属于“纯正”民主国家的主张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美国正加大对其盟友的压力，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塑造它们的外交政策立场。

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这种战略似乎糟糕透顶。它和之前的战略一样虚伪，因为显而易见，在意识形态的幌子下隐藏着坚不可摧的地缘政治利益，试图否认这一点只会让许多国家心生反感。还有人担心这种战略最终会适得其反，因为美国有许多非西方盟友，它们甚至并非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如果足够多的非西方国家决定与西方领头羊保持距离，地缘政治的格局将对西方极为不利。这将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问题，而是少数国家与越来越团结的多数派相对立的问题。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以几个关键指标为例，在经济方面，非西方国家在生产能力上已领先于西方国家，且拥有更多的原材料储备。同时，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项创新能够长期保密；而就全球人口而言，西方国家大约仅占总人口数的七分之一。西方的唯一优势领域是军事力量。这看似好消息，实际上却意味着西方国家只能通过军事手段于潜在的冲突中赢得胜利。当一个国家或政权依赖于军事行动来解决冲突时，这实际上表明它缺乏其他有效的手段。自古以来，尽人皆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然而，如今这种智慧已经不在，而不幸的是，这预示着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可能将鲜血淋漓。

鉴于这些情况，西方世界若是故步自封，随意将世界分割为不同阵营，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这样做会疏远潜在盟友，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更甚者，经济上的“脱钩”或“去风险”（切断经济联系）不仅代价高昂，从长远看，还会削弱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对我们而言，这种阵营化趋势也不符合匈牙利的利益。西方世界似乎在为这种可能的后果做准备，哪怕这会恶化其自身的处境。由于匈牙利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它与欧洲同呼吸共命运。此外，过去十年中，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成就斐然。因此，构建经济、政治和文化桥梁的难度愈大，我们珍视的成就及其实现之道便愈岌岌可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几乎无法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线索难以理清。

如果问题确实无解，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快速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重新评估问题的背景，打破常规，如同斩断戈尔迪乌姆之结，或者以一个匈牙利式的解决方式解决：骠骑突击！我所说的“骠骑突击”是匈牙利基于互联互通的战略，也是对我国角色的独到见解。可见，在以往的世界秩序中利用互联互通的优势，的确帮助匈牙利迎头赶上西方。然而，我们也见证了这一理念在危机中的失败，以及自由贸易的推广并未如预期那样让西方在地缘政治中占据优势，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互联互通的概念及其迄今为止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中，互联互通成为西方的一个热词。然而，针对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弊端，本应进行的深入反思却从未发生。只要能从中受益，西方世界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而一旦弊端显现，他们便以同样的热情予以抛弃。然而，就像很多事情一样，频繁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终只会重蹈覆辙，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正如匈牙利人所言，仅仅是从马的一边摔到另一边并无益处，人们应学会如何坐稳马背。

在本书中，我将结合我所熟悉的国际文献，讨论基于互联互通战略在21世纪的具体实践意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迫使各国必须妥善管理这些依赖关系。其核心原则是，每种依赖关系的相对优势必须大于相对劣势。网络理论进一步指出，国家间的连通性愈强，从这些依赖关系中获得的利益也愈丰厚；反之，连通性愈弱，可得利益亦愈减少。若用网络科学（Network Science）的工具来描述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说，若网络中的某个节点连接越多，则其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也更大。换言之，建立关系不仅有助于推动匈牙利经济的增长，还能加强匈牙利的国际地位。这正是我们为匈牙利设定的双重目标：成为一个安全稳定的发达国家，以及成为一个地区性中等强国。我还认为，西方世界在挖掘互联互通的潜力时，因其盲目追求利益而忽略了增强自身依赖系统的抵抗力和韧性，最终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在于，虽然一个体系建立在互联互通之上，但它亦需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这要求在保持连通性的同时，平衡内部矛盾目标，而现代西方的理性思维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解释了为何西方曾经热衷于互联互通，现在却对其避之不及。

我们已确定了现代互联互通的基本原则，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哪怕我们对互联互通的概念有了正确的理解，仍需将其付诸实践。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找准匈牙利在互联互通方面的定位，使其充分发挥优势，这些理论知识才能实际应用于本土环境中。我在之前的书中也有所提及，外来理念只有经过改造与调整，使之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试想，全球是由各国构建的一座巨大建筑，在这座建筑中有一扇壮丽无比的拱门，而我们的国家正是这扇拱门中关键的拱心石。我坚信，以这种方式描述匈牙利在新世界中的地位最恰当不过。众所周知，拱心石对于整个结构的完整性而言至关重要。尽管它体积不大，但其重要性不可替代。拱门的力量相互抗衡，如果没有拱心石将这些潜在的破坏性力量转化为相互增强的力量，拱门就会坍塌。从某种意义上讲，拱心石是拱门的精髓所在。没有拱心石，就没有拱门；没有拱门，拱心石也失去了其意义。拱心石既是构成拱门的一部分，又独立于拱门之外。它不仅具有装饰性，更是拱门的核心，不可或缺。

因此，拱心石实际上是拱门乃至整个建筑的要害。担任这一角色的国家，有望成为新世界的关键国家。这种国家不仅全方位与世界各国保持广泛联系，还是复杂联邦体系的一员，兼具开放性与创新性，能够有效地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领域均能发挥显著影响力。此外，该国的狭窄地区可能正好处于地缘政治断层和主要国际贸易路线的交会处，这一地理优势使其能够利用自身的网络整合区域资源，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并充分发挥其潜力。若无此关键国家，该地区可能遭受竞争力量破坏。有此关键国家，该地区便能保持稳定。

得益于其地理优势、文化纽带、经济联系以及国家运作特性，匈牙利非常适合扮演这一关键国家的角色，并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发达的地区性中等强国。此外，尽管当今世界越来越倾向于集团化，这种角色认知仍能使匈牙利把握住由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匈牙利基于互联互通的战略精髓在于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文化特性和经济特点，打造一个广泛的合作网络，从而发挥最大的优势。首先，我们需要对自身价值观有清楚的认知。匈牙利文化汲取了东西方的精粹，既展现共性又保持其独特性。这不仅赋予其成为连接不同文化桥梁的潜力，也是实现互联互通的最关键条件。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我们要寻找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切入点。合作的关键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没有充足的流动资本，国家的全面发展便难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匈牙利，还要支持更多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这些具有潜力的企业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值得我们大力扶持。此外，匈牙利需要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依赖高科技研究与知识转移的国防产业、能够增强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能源与食品产业、从设计之初就旨在支持互联互通的信息通信技术、具备广泛供应链的汽车制造业以及在融资和盈利能力方面表现出色的银行业。此外，匈牙利亦需建设充分的基础设施。通过贸易、客运和能源的关键连接点，使匈牙利得以融入全球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同时，国内基础设施网络应无任何“死角”，保障国内各地均可迅速直达。由于匈牙利的互联互通战略高度依赖于本地区的优势，我们还需积极参与地区发展，支持发展区域贸易与推动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匈牙利人民的广泛参与，他们需要明确看到互联互通带来的好处。换言之，政府的职责不仅是大力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公共投入，更具体地说，还需要培养一支既精通政府运作又熟悉市场经济的公务员团队，他们在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国家利益。这不仅是匈牙利当前的紧迫任务，更是对未来几代人的深远投资。此外，将匈牙利打造成国际文化、体育和旅游的交流平台也至关重要，而匈牙利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为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毋庸置疑，没有安全就没有互联互通，确保国内外的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也表明了互联互通潜力与和平息息相关。没有和平，互联互通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必须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基础。

对此，读者可能会认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匈牙利似乎已经陷入困境。尽管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不完全有利于这种策略，但如果匈牙利能够制定并实施自己的互联互通战略，那么在未来几十年中，匈牙利无疑将成为真正的赢家。我们只需一次匈牙利式的闪电突袭，一次战略性的“骠骑突击”，便能扭转乾坤，化险为夷。正如本书所述，我们正朝这些方向大步迈进。

在匈牙利历史中，骠骑兵的英勇事迹数不胜数，其中1848年至1849年的匈牙利独立战争便是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战争尾声，应哈布斯堡家族的请求，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加入了对抗匈牙利革命者的行动。然而，即便是两大帝国的联合力量，也难以抵挡骁勇的骠骑兵。索莫斯附近的一次交锋中，情况也是如此。面对人数众多的俄罗斯帝国骠骑兵，匈牙利军事领导层选择不派遣骠骑兵正面迎战，而是依赖炮兵保持战力并尽可能保存兵力。危难关头，迫于无奈，一些骠骑兵被临时调配为炮手。然而，骠骑兵们对这种安排显然心有不甘，他们伺机而动，一旦有机会便迅速跃上马背，迅速恢复他们熟悉的骑兵作战方式。随着战斗方式突然改变，一位名叫卢卡奇（Lukács）的炮兵中尉兴奋不已，也加入了行列，甚至从战场上夺取了一名被击毙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士兵的制服和战马作为战利品。尽管有所成就，但因其本职是炮兵，他的上级仍对他加以责备。与此同时，骠骑兵上尉约瑟夫·索米亚斯（József Szomjas），单枪匹马击毙了三名俄罗斯帝国军队士兵，他高声喊道：“我骠骑兵的豪勇又当如何！”这恰恰体现了骠骑突击的精髓：以绝妙一击，扭转整个战局，反败为胜。

然而，问题来了：如何将互联互通融入并指导日常政治任务？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曾读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负责人的一段话：“确定方向，埋头苦干——战略就是如此简单。”我们也应如此，必须保持专注，莫让自己偏离轨道。我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明确方向，认清目标，并根据他人的建议坚持不懈地前进。

对于所有曾帮助本书成稿的人，我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并非无中生有。古代圣贤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也主张我们必须深入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秩序及其治理原则——我们恰如从这些原则中散发出的光芒，是这些治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与传播者；时间宝贵，我们应珍惜每一刻，不负使命。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如此，我们更需深思熟虑。认识到这点后，我在匈牙利时事周刊Mandiner杂志发表了我关于匈牙利互联互通战略的看法，并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发表了相关的英文文章。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达成了预期目标。

由于反响强烈，在《骠骑突击》出版前引发了广泛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分析师、记者、政治家和商人都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看法。我收到了大量的支持和尖锐的批评，其中既有匈牙利语，也有英语。幸运的是，这恰巧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在我之前的作品《匈牙利的战略之道》（The Hungarian Way of Strategy）中，我尝试梳理匈牙利战略思考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探讨的不仅是战略本身，更多的是元战略，也就是战略的战略。这个概念初听起来可能有些矫饰，但其背后确有深意，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也能理解其中的区别。研究基本原则与研究应变原则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应变原则通常适用于那些特定的、瞬息万变的情境，需要视情况而定。不难看出，应变原则依赖于对基本原则的深入理解。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上一本书着重阐述了匈牙利战略中的根本性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守这些价值承诺，不因形势变化而动摇。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说明，甚至可以说演示，如何将之前书中列举的非应变原则应用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具体情况。之前的书中强调，现在正是制定战略的关键时刻，因为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我们的可操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大。若不采取行动，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眼下，我认为制定战略不仅可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需的，因为近年来事态发展加快，世界几乎已经完全改变。过去我们视为不变真理的东西已不再适用，或至少已不像以往那般确凿无疑。与此同时，新的真理正在浮现。适应意外情况虽有难度，但沉溺于问题更是容易。不能适应变化的人将面临失败，而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将会成功。

同时，我不仅要对那些引人深思的批评予以感谢，我还要感谢周围给予的支持。首先当然是我的家人，他们一直在包容我。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一个温暖的夏日，全家人都在外面晒太阳、玩水，而我却在屋里工作。我十分想念他们，但他们支持我工作。不过，放心，之后我们一起玩了球类游戏。其次，我要感谢我杰出的同事们，尤其是阿蒂拉·帕尔科（Attila Palkó）、马尔通·乌格罗什迪（Márton Ugrósdy）和格拉登·帕平（Gladden Pappin），我与他们共同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完成了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此外，我要感谢许多人，与他们的谈话发人深省，特别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以及伊万·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他们在我的工作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总理，是他让我有机会从事这些研究，他一如既往地是我最大的批评者，也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对于书中的所有内容，无论是荣誉还是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祝愿大家阅读愉快，并能在寻找思想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二日于波雷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