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朝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统辖

秦始皇平定岭南，首置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并迁徙大量中原汉民开发岭南。从此，岭南地区被纳入封建王朝的大一统统辖下，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开始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 南海郡的设置与管理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灭掉六国，统一中原，称始皇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屠睢统兵逾岭，进入岭南地区。但由于秦兵暴行，岭南人民奋起反抗，屠睢被杀。秦始皇改派任嚣和赵佗为帅。他们改变策略，怀柔南越之人，才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地区。

平定岭南后，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中南海郡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及粤西一部分，下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四会五个县，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按秦制，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守为一郡之长，掌政务；郡尉掌军事；郡监掌监察。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为县一级之长，此外还分县尉和县丞。县下为乡，设三老、游徼和啬夫分掌教化、治安和司法赋役。乡下是里和亭，设里正、亭长。为强化对粤港澳地区的军事统治，秦朝在南海等郡不设郡守，以掌管军事之郡尉兼辖政务。此外，鉴于南海郡水上交通的便利，秦朝以南海郡尉统辖岭南三郡，号称“东南一尉”。南海郡这一独特的体制，为后来赵佗自立提供了基础。

为充实新辟郡县户口，同时打击中原地区反秦势力，秦朝分三批，将数万中原人口迁徙至粤港澳大湾区，“以谪徙民与越杂处”[14]。中原人口与当地土著混居杂处，加速了两地文化交流。另外，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和推广，原本居于深山溪洞中的百越之人逐渐告别相对原始的氏族社会，转化为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进一步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

二 南越国的建立及其统治

南粤赵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原为秦南海尉。秦破灭后，赵佗乘机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从此，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了长达60余年的赵佗统治时期。在此期间，赵佗政权与中央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汉朝初年，高祖派遣陆贾出使番禺，南越国与汉朝之间建立起一种松散的羁縻关系，即南越在名义上承认汉朝为宗主国，不定期入贡方物，汉朝则在维护国家表面上统一的前提下，在边境开设关市，允许双方贸易往来。汉高祖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对南越采取敌对政策，双方关系日益紧张，赵佗怒而称帝。文帝继位后拨乱反正，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赵佗对外取消帝号。在制度方面则一承秦汉之制。赵佗去世后，南越政权逐渐衰弱，粤港澳大湾区终又归为汉朝大一统国家治下。

（一）赵佗与南越国的建立

秦末，各地反秦起义风起云涌，天下大乱。当此之际，南海郡首任郡尉任嚣在临终前指定龙川（今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县令赵佗接替自己职务，并指出：“南海僻远”，“颇有中国人相辅”，只需“兴兵绝新道”，即可为“一州之主”[15]，向他提出了割据自立的构想。赵佗接任郡尉后，按照任嚣方略，于公元前206年前后，出兵吞并桂林郡和象郡，并将象郡分割为交趾、九真二郡。至此，赵佗已占据整个岭南，今天的两广、海南以及越南北部，均在其辖下。公元前204年，赵佗正式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于番禺。

汉十一年（前196），刘邦遣陆贾使番禺，拜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臣服于汉。吕后称制时，对南越国实行“别异蛮夷，隔绝器物”[16]的封锁政策，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17]，试图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三次请求开禁，均不被理睬，于是借口“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18]而走上与中央对抗的道路。吕后五年（前183），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并“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声势甚大。陆贾受文帝委派，第二次出使南越，并宣示文帝诏书，劝他取消帝号，通使如故。赵佗虽“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亦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改号，不敢为帝矣”[19]。此后，文、景、武三朝，赵佗称臣奉职，不断使人朝请，维持与汉的臣属关系。

（二）吕嘉之乱与南越国之亡

建元四年（前137），赵佗卒，孙赵眜继位。建元六年（前135），闽粤王郢发兵攻南越，赵眜求助汉廷。汉大举发兵，分两路进击闽越。大军尚未翻越五岭，闽越人十分震恐，杀其王，向汉谢罪，汉罢兵。此时，武帝以助南越击退闽粤为名，要求赵眜报汉恩。于是，赵眜令太子婴齐入京宿卫，实为人质，并表示自己也准备稍晚朝见武帝。而此时，南越大臣力谏赵眜勿行，称：“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20]于是赵眜以病为辞，不复朝见，然此事使中央政府对南越政权颇有猜忌。

公元前122年，赵眜卒，太子婴齐继王位。婴齐卒，子兴继位。王及母王太后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21]。武帝许其请，并赐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印绶，“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22]，双方关系有所缓和。然而，赵兴之丞相吕嘉极力谏止，在劝阻无效后，阴谋叛乱。赵兴与王太后恐吕嘉先发难，便欲借招待汉使之机，谋诛吕嘉。乃置酒宴，王太后南向坐，赵兴北向坐，吕嘉及汉使西向坐。吕嘉之弟率领军队守卫宫外。席间，王太后质问吕嘉：“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23]数责吕嘉不忠之处。吕嘉见势不妙，即出。王太后欲将其击杀，然因赵兴劝阻，吕嘉得以顺利逃脱。于是，吕嘉决心叛乱。

汉武帝令庄参率两千人擒吕嘉。庄参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韩千秋说：“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24]于是武帝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率两千人，入南越地。吕嘉闻汉兵至，起兵叛乱，杀王赵兴和王太后，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王。传令郡县，煽动民族情绪，抗击汉军。韩千秋行至距番禺四十里处，大败身亡。元鼎五年（前112），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兵分四路征伐南越。次年，吕嘉与赵建德逃入海中，乘船西去。路博德遣人追获，平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

这场战争的胜利，在大湾区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政治上，使岭南地区归入西汉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南越自赵佗称王，在历五世、近百年后，正式重归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体制下。第二，在经济上，撤销边关，使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源源输入，南方特产和异国珍品也成批北运，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贸易的发展。第三，在文化上，加强了南北人民的文化交流，使粤港澳大湾区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汲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落后风俗得以改进，越汉族群融合进一步加深。

（三）南越政权统治下的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在南越国治下，获得了缓慢发展。现就其政治体制、民族关系、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概述如下。

1.政治体制

南越政权的政治体制大体仿自秦汉，史称南越“称制，与中国侔”[25]，主要体现在：

其一，王室之制。赵佗、赵眛对外称王，对内称帝。王位世袭，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王在位时，仿秦汉制度，立太子，如赵眛有“泰（太）子”金印随葬。仿秦汉制度，有帝号，赵眛墓葬中有一铜镜，上刻“文帝九年”字样。另外，南越王母称“太后”，妻称“后”，妾称“夫人”。

其二，南越官制。南越政权的官制也都仿自汉制，如中央职官有太傅、内史、中尉、丞相、御史、泰（太）官、居室、景（永）巷、常（尚）御、乐府和私府、食官、厨丞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26]可知，这些官职皆源于秦汉制。所不同的是，出于避讳的考虑，在书写上将“泰”“景”“常”改作“太”“永”“尚”字，并将“尚方”“御府”合为了“常御”。

其三，地方之制。南越政权效法汉朝，在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国”是封邑，分侯、王两级。郡、县为地方行政区，称谓都与汉同，即郡设太守，属官有丞﹑五官掾﹑主簿﹑督邮﹑诸曹掾史。县之长官为令﹑长，大县为县令，小县为县长。

2.民族关系

南越政权实行“和辑越人”的民族政策，总体上保持了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基本实现了“集杨越，以保南藩”[27]的政治目的。

首先，尊重南越各族的民族传统。《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首次到番禺，“尉他（佗）魅结箕倨见陆生”。“箕倨”是傲慢的坐姿；而“魅结”，“谓夷人本被发左衽，今他（佗）同其风俗，但魅其发而结之”[28]。赵佗不戴王冠，而在头上理个圆锥形发髻，表明他尊重越人传统，并将此作为和辑越众的重要手段。在葬制上，南越国也吸收越人的某些例规，如上自国王、下至中小官吏，其墓穴形制、随葬器的组合及其造型、装饰等，均仿照越人习俗。在乐制上，南越国采用楚地和中原地区的律制，兼采越人乐器。在饮食上，南越王室和贵族都享用越人菜式。

其次，同越人通婚。南越政权王室特别重视与越人通婚。如文王赵眛、明王赵婴齐都娶越女为妾，丞相吕嘉本身即是越人，其家男性则尽娶王女，女性尽嫁王家子弟，可见赵氏和吕氏通婚，使统治上层以婚姻为纽带达成了政治同盟。

最后，吸收越人参政、参军。在南越政权中，吕嘉当过赵眛到赵兴三代的丞相，其弟为镇守王宫的大将，兄弟两人执掌内外大权。在地方政权中，吕氏“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29]，他们掌握了地方郡县的部分权力，广泛参与到南越政权对地方的实际治理中。南越统治者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能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当地民族，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扩大统治基础，保持社会的相对安定。

3.社会经济

南越国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在农业种植技术、农具改进，手工业生产种类、技术等诸多方面，都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在农业方面，近些年来，在广州附近发现多件南越国时期的铁制农具，主要是松土、除草用的锄和开沟、掘坑用的锸。这表明，此时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定范围内已处于锄耕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种植以水稻为主，当时粤港澳大湾区已有新型稻种“籼”，它具有分蘖性强、耐热耐强光的特点，适宜岭南气候。新良种的播种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进而促进了经济类作业和农业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如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白木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十本。”[30]可见南越花卉果木品种之多。

在手工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在制陶业、冶铸业、漆器制造业、丝织业、造船业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就制陶业而言，广州179座西汉前期墓，出土陶器共349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2%。器型多达49种，其中仅罐就有双耳罐、四耳罐、三足罐、双联罐、三联罐、四联罐和五联罐等类型，盒有小盒、三足盒、三足小盒、三足套盒、四联盒、八联盒和格盒等类型。在用途上也从过去生活用具扩展到葬具、生产工具（如纺织用的纺轮、狩猎用的弹丸）和美术雕塑（如犀角、象牙模型）等。[31]此外，这一时期冶铸业、漆器制造也体现出较高水平，如铸造技术有内模外范和全范式铸造法，漆器方面，广州地区已出土汉代漆器近千件，器型有敦、耳杯、壶、盘、盆、奁、盂、豆、盒、桶、案、盾、环、玦和泡钉等，胎骨质地以木胎为主，此外还有竹胎和夹纻胎，特别是夹纻胎的出现标志着漆器制造技术达到颇高的水平。

此外，在文化交流方面，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可分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汉、越两种文化的交融，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与内地文化交流两个方面。在相互交融中，产生了别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南越文化。由于汉文化是建立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封建文化，因而在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无可置疑地居于主导地位，而越文化则或被扬弃，或被改造，或被吸收。当然，这一进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而且即便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