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希尔米乌姆与寻求教义，357—359年

在后来的两年（357—359年）中，君士坦提乌斯在希尔米乌姆建立了宫廷。在这里，他采用罗马人军事进攻与外交谈判并用的传统方式，对付威胁潘诺尼亚的萨尔马提亚人和夸狄人。358年初夏，君士坦提乌斯率军渡过已经涨水的多瑙河，成功地迫使袭扰者屈服。萨尔马提亚人和夸狄人的分散部落一个个被击败，并被分隔开来。他们的头领被迫签订和约，条件是释放罗马俘虏并送交人质；年轻的王爷齐蔡斯被指定为所谓“自由”萨尔马提亚人的首领，而他们以前的奴隶利米甘泰斯人被赶出多瑙河平原去了远方（Amm.Marc.ⅩⅦ.12-13）。君士坦提乌斯第二次被称为“萨尔马提亚大帝”（Sarmaticus）[109]，胜利的士兵赞扬他是不可战胜的，从前线返回在希尔米乌姆的过冬营房举行了一次凯旋式。[110]不过到第二年凯旋几乎成了灾难，一些曾竭力想获得帝国承认的利米甘泰斯人叛乱，袭击了皇帝的保民官，他只好逃跑，甚至连自己的镀金椅子也遭洗劫（ⅩⅨ.11.10-12）。军队迅速做出反应，要为罗马君王所受的侮辱复仇。

即使遇到军事上这样的危急形势也没有影响君士坦提乌斯继续要在帝国寻求基督教的统一。在他任罗马统治者20周年的庆典之后，又传来朱利安代表皇帝在高卢取得成功的消息，时机看来已经成熟，尤其是阿塔纳修斯及其支持者的不和谐声音已被平息。萨尔底迦未开成的会表明无法就教义达成一致，而且有关个人的争论也未解决；由于这一争论此时有可能解决，所以要考虑如何实现信仰的统一。这一过程自然使得那些与朝廷最为亲近、与皇帝来往最密切的主教地位显赫：当地主教杰尔米尼乌斯在希尔米乌姆的宫廷任职，其前任是福提努斯；他与邻近的巴尔干主教穆尔萨的瓦伦斯（得到君士坦提乌斯器重出任要职）和锡基杜姆的乌尔萨西乌斯一起得到重用。作为尼科墨狄亚的尤西比乌斯的前盟友[111]，瓦伦斯和乌尔萨西乌斯的态度与早年参加君士坦提乌斯在安条克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时有某些相同之处；现在在希尔米乌姆的皇室应该转向制定宗教信条。怀有敌意的说法将此时的皇帝看成是强势主教的傀儡，这些主教都成了有影响的朝臣（亲信，familiares amici）[112]；但这样说就会忽视君士坦提乌斯也像他父亲一样很想实现教义的统一。据说君士坦丁曾告诫君士坦提乌斯，如果不用一个声音崇拜上帝，统治就没有意义（Sozom.Ⅲ.19.5）；即使是世俗的阿米亚努斯（ⅩⅪ.16.18），在对君士坦提乌斯时基督教的著名考察中也注意到，他在关注信仰好的方面。早在351年在希尔米乌姆，当时在对马格南提乌斯作战，君士坦提乌斯曾亲自谴责福提努斯主教的观点。357年，杰尔米尼乌斯、瓦伦斯、乌尔萨西乌斯和其他有同样看法的主教在希尔米乌姆制定了一个信条，首次确定了一个原则，在阐述信仰时最好避免使用“本体”这种非经文术语。皇帝认为这提供了一个好方法，能够化解围绕神性而产生的似乎无法解决的争论。[113]

随着在东部由安条克的助祭埃提乌斯及其门徒优诺米提出了激进观点，争论又呈现出新的复杂状况。这些人持极端的立场（在神学上与福提努斯对立），宣称圣子的实体与圣父“不同”（anomoios）。[114]为反驳这一观点，358年夏安齐拉的小公会派出代表团去希尔米乌姆（Sozom.Ⅳ.13.4ff.），他们提出的信条认为，圣子“在实体上与圣父相同（homoiousios）”。君士坦提乌斯至少是暂时认同这一说法，承认它在东部主教中有着值得尊重的“主流”谱系，源于341年安条克的“奉献会议”（他曾出席）及其主要的鼓吹者安齐拉的巴西尔。巴西尔在宫廷曾短时间地位隆升，有几个月让多瑙河的主教相形见绌。[115]正是靠着巴西尔的影响，在随之而来有关正确教义令人困惑的争论和妥协之中，君士坦提乌斯始终反对“不同”派的观点。

出于要让教义由纷繁趋于一致的使命感，皇帝想召开一次新的大会。这次会议要比尼西亚那次范围更广，要包括东西两个部分，以免遇到像萨尔底迦会议那样夭折的命运。会议要在地理上分隔的两处召开，每一地通过十位主教组成的小代表团向帝国朝廷传达他们认可的看法[116]，然后在皇帝监督下一起致力于实现大家都普遍认可的结果。按照事后的看法，这一策略被指责是穆尔萨的瓦伦斯及其他在希尔米乌姆君士坦提乌斯周围主教的计谋，目的是操纵程序以对他们的观点有利（Sozom.Ⅳ.16.19-22）；实际上，这肯定是皇帝认为由皇室操纵公会程序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机制。在写给参加利米尼西部会议主教的信中，君士坦提乌斯要他们不要关注自己与东部同行的关系[117]，换言之，就是不要重蹈在萨尔底迦会议上冲突无法调和的覆辙。皇帝不仅对扩大规模分别开会的做法有兴趣，他还要与主教们一起准备将于359年5月22日在希尔米乌姆发表的对教义的陈述，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一陈述的首页不仅有“笃信宗教并获得胜利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名字，还有当年执政官的名字，这就自然要遭致阿塔纳修斯对此“过时信条”的愤慨，他认为该信条在当时确定了教会的那些陈旧的信仰。[118]然而，皇帝的署名是要让这一信条具有权威性，就像在尼西亚会议上有关圣子与圣父“相同”的说法得到君士坦丁个人支持一样。而君士坦提乌斯的权威不只是名义上的，据说他还在主教们辩论时陪他们一直到晚上，并坚持采用妥协的方式（认为圣子不只是与圣父“相同”），以此平息安齐拉的巴西尔的反对意见（由穆尔萨的瓦伦斯提出）。[119]即便如此，357年的希尔米乌姆信条的原则回避提及非圣经的术语“主体”，并坚持：“我们认为，正如圣经所教诲，圣子在诸方面与圣父相同。”而君士坦提乌斯在对信仰进行陈述时只是说到圣父与圣子的相似，而不提“主体”神学上的微妙之处。他希望找到最低程度共同的标准，能在政治上实现东西部之间教义的一致。

先召开的是会议的西部分会。359年初夏，400多名主教由皇室官员召集到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滨的利米尼，这是有史以来这类会议规模最大的。对那些潘诺尼亚的主教距离不远很方便，他们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起初曾居主导地位，而对三位来自遥远不列颠的主教却是一次艰难的旅程，要向他们提供公共交通（cursus publicus）。[120]对利米尼的后勤和事务的管理由弗拉维乌斯·陶鲁斯负责，他是意大利的近卫军长官，效忠皇帝的亲信基督徒（曾作为世俗高官在351年参与审讯福提努斯）。[121]这次会议拖延至冬天，主教们离开教区已有六个多月，一直到这位长官使得大家都认可希尔米乌姆信条时才结束。[122]大多数人起初拒绝由穆尔萨的瓦伦斯及其盟友向他们提出的这一信条，甚至不愿与这些人来往，但皇帝派来的管理者有效地采取拖延战术，推迟召开全体会议，以等待两派向君士坦提乌斯派出的代表团返回。随之这些代表团不得不屈从于皇室在多瑙河前线的战事（Athan.De Syn.LⅤ.3），这一中断（有意为之？）意在改变大多数代表的想法。10月1日，在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庙（mansio），利米尼的使节不再谴责瓦伦斯主教及其亲随，同意在希尔米乌姆规定的教义，即“正如圣经所教诲，圣子与圣父相同”[123]；主教们还留在利米尼，他们想要追随其代表能在隆冬前回家。到12月会议总算有了结果，按照规定程序派出使节去皇室宫廷（此时已迁至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君士坦提乌斯想要听到的教义已达成一致的消息（Sulp.Sev.Chron.Ⅱ.43ff.）。传统上认为这是穆尔萨的瓦伦斯“使诈”的结果，但皇帝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信仰难以言明的一致最终会在他的掌控之中。[124]

同时，东半部的会议于359年9月27日在塞琉西亚召开，此地是奇利乞亚海岸的古代港口，对亚细亚和东部是个适宜开会的地点（Theod.HEⅡ.26.4）。原计划在尼科墨狄亚开会，这对在小亚细亚的安齐拉的巴西尔的那些“相同派”主教较为便利，但358年8月一场破坏性地震使得会议无法召开。公共大道将160名主教从东部行省送到塞琉西亚，而皇帝交代的要找到让大家对信仰能够一致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亲信莱奥纳斯。[125]莱奥纳斯得到当地行省总督也是其僚友劳里西乌斯的帮助。此人有着“外交家的谨慎”，以其特有的才干（“威胁而非严厉”）阻止了伊苏里亚袭扰者的入侵。他在对主教争论的控制上也是个有用的盟友[126]，但莱奥纳斯遇见的只是分裂。仅在四天之后，塞琉西亚的宗教会议就陷入了派别混战，主要是赞同安齐拉的巴西尔及其支持者持“相同”观点的多数派和凯撒里亚的阿卡西乌斯领导的其他人之间的纷争，后者坚持希尔米乌姆宣言的原则。就像先前在利米尼一样，每个派别都派代表去宫廷。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提乌斯和都城的其他高级世俗官员（包括首任市长霍诺拉图斯）一起，亲自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以争取大家同意对他5月在希尔米乌姆以其名义发布的信条。[127]埃提乌斯的极端观点被皇帝再次宣布为非法，但甚至就是埃提乌斯的主要对手安齐拉的巴西尔此时也被巧妙地控制住（他“在所有方面”的资格被信条取消）。[128]皇帝与塞琉西亚的主教们一直忙到359年最后一天的深夜，才得到他们同意西部会议已确认的“相同”信条，同时还举行了他出任第十届（规定为最后一届）执政官的任职仪式，第二年年初，又宣布东部和西部真正信仰的统一，他父亲未能完成的遗愿最后终于实现了。留下72位本地主教1月在君士坦丁堡再开一次会，在凯撒里亚的阿卡西乌斯主持下确定被认可的教义，而那些此时不与官方的正统观念妥协的人（安齐拉的巴西尔及其“相同派”亲随）则在皇帝的授意下被免职。[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