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起，佛教开始具备了组成宗教团体的三个要素：领袖、理论、参加人员。这三个要素佛教称为“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佛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是僧宝。之所以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为尊贵的意思。释迦牟尼开悟得道成为佛陀，形成了自己独特认识世界的观念，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使憍陈如等五人皈依佛，成为出家弟子，于是形成了僧伽，所以“初转法轮”也是佛教具足三宝的开始。
释迦毫无差别地提供了解脱之法，并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到，或自力，或师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对于这一点，南怀瑾先生就其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作出了分析。他认为这同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乃至理学家所提倡的“人人可为尧舜”的观念实为同出而异名。释迦教理的众生平等，佛我一如的说法，可谓是耀古腾今、彻底平等的思想，同时他以身作则，在他亲身领导学者集团的僧侣中，无论出身贵贱，一律平等，唯德行而重。也许有人认为既说平等，就会流于是非不辨，善恶不分。这可不能误解，释迦说的是性（本）相（用）本体的平等，至于达到平等的境界，仍然需要善恶的分野，与为善去恶的修养，所以为除恶而向善，为去恶人而为众善的作为，正是莫大的功德，并不自相矛盾，这又与儒家所说的“汤武一怒而安天下”的意义，大有殊途同归的旨趣。
几千年来的时间，全世界的人类，由宗教到哲学，由哲学到科学，对于人类自己切身的生命来源问题，仍在寻求、迷惘、争辩之中。印度上古宗教哲学，对于宇宙人生生命真谛的追求，各自别有见地，各自别有安心立命的方法，而且都认为已经得到清净解脱的究竟法门。对于这些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释迦牟尼作了一个调和裁定的结论，释迦认为宇宙万有生命的现象，都是因缘集合而生，其中并无一个有主宰的作用，缘生而起，缘尽而散，而宇宙生命最初也是最终的功能，是心物同体的。倘若以宗教的眼光，从神圣的角度去审视，可将其称为佛，天，主，神等任何超人格化的神圣称呼；倘若从理性的角度看，也可称之为性，心，理，道，或法界等等称呼；倘若从人类习惯观念的角度去看，也可称其为法身——生命本源的无尽法身。总之，从体上来说，他是以空为体的；从相上来说，他以宇宙万有之相状为相的；从用上来说，宇宙万有一切的作用，都是他的起用。他譬如一个大海，海水起的波浪，便如因缘所生的宇宙世界；波浪上的泡沫，便如因缘所生众生各各形成的个别自身，虽然波浪泡沫现象各有不同，始终不离一个水的自性，但譬喻只限于比喻，譬喻并不就是本体的自性。
释迦牟尼的伟大，正在于他以清澈的眼光审视人类自身存在，以全宇宙为坐标，冷静地反思人类自身的境况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毫不掩饰地揭示人类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缺陷和种种社会弊病，指明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唤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且不论其答案如何，仅这种对自己文明的清醒自觉，这种对人生大本的关注和对人生缺陷的揭露，便永远值得人类珍视。
◎中国佛教的传播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后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会于中国文化的领域中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传发源于古代印度，但长盛不衰，绵延千年，光芒常在，硕果永存，却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入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脾，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
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许多教派，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的流传。
佛教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传达的。古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可能是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翻译家最著名的是西域名僧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事业。因玄奘大师的弘扬，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
佛教初传入中国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在印度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作为东方发展前列的一种高雅文化，于西汉末、东汉初逐渐传入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各说其是，莫衷一是。
为什么产生如此纷杂的说法呢？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有了迹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
安世高来自安息国，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从西域来我国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所以我国经录家也就沿用这种称呼。天竺国的语言文字音调字义诡奇拗折，和我国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佛经初传来我国，译述方面错误百出。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语，对于佛经的翻译，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居各种译经之冠。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许多信仰的群众。他们信仰佛教，虽然偏重于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实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而这也正是安世高所专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在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来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这些人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245—254），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可算是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典籍。
佛教刚传入时人们只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当时所建的寺庙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和商人使用，汉人出家的很少，到东汉时，逐渐在中原流行，但发展不快。到三国时才开始流行，并翻译了少量的佛经，建了一些寺庙，虽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但总的来说，尚没有出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直至魏晋时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怀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政治的转变及战争的影响，当时的佛教文化在时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应时的礼品，从民间和包括朝廷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中都有着这种潜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