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在文景之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文帝和景帝，也就是因为他俩的改革而使得七国之乱有了物质上的基础。
（一）文帝的改革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年），汉高祖刘邦之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二）景帝的政策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缚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缚，而著于汉律的缚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朝庭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等刑罚，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被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明显减轻了。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发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的“秘祝”之官，即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而这些花费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刮、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户，小的也只有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衍。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殷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为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家给人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使腐烂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大量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史书上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