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腐败和欺诈：经济运行的阴暗面引发衰退(1)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中的动物精神，还必须了解经济的阴暗面，即反社会行为的倾向，以及摧毁它的各种崩溃和失败。这种摧毁一般间隔时间较长，且不易觉察，但会让经济动荡不安。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公然腐败的显著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欺诈（即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的普遍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1]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对资本主义提供的商品大加颂扬。[2]资本主义能够生产出任何可以带来利润的东西。因此，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从城市风光的多样性和激情中看到了建筑的诗意，而这些风光正是无数私人企业家创造的成果。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知识遗产的继承人加里·贝克尔向莫斯科人介绍了电话黄页。电话黄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物产丰富的象征，它们提供的信息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的一位朋友觉得，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巧克力牛奶，而莫斯科的苏维埃委员们永远不会屈尊来生产这样的东西。

但是，资本主义的物产丰富至少有一个缺陷——它并不是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生产人们认为有需要且愿意为此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药品付钱，资本主义就生产药品；而如果人们还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假药。19世纪的美国也的确有一个专门生产假专利药的行业。举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就曾是一名流动商贩，他驾着双轮马车进城，分发传单，雇用叫卖者通报他的到来，在城市广场上发表演说宣扬他的药品有神奇功效，然后在一家宾馆的套间里接待顾客。老洛克菲勒似乎天生就有忽悠人的本事，他的儿子把这种遗传的天赋转变成了某种更具建设性的东西，尽管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论，但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也有种种理由表明，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要害。消费者十分精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胡乱买东西。他们的大多数购买行为都是重复进行的，如果一种产品没有效果，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零售商店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它们出售的商品提供保证。此外还有政府的保护措施，在消费者不能轻易分辨产品质量的领域，政府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许多产品都有安全要求，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例如，建筑标准保护房主免遭隐藏在墙壁背后的劣质工程之害。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需要保护消费者同时又特别难以提供保护的领域，它就是代表着人们为未来进行储蓄的有价证券领域。据说（可能并不是真的）在很久以前，这种保护是不需要的，因为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渴望在未来获得收入的农场主会在自己的农场上投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权衡他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和明天产出的提高。但是，今天的大多数工人并不是为自己工作，而且对他们而言，为将来打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退休基金和人寿保险等。从本质来看，这些资产证券都是纸上财富：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隐含着未来支付承诺的纸片罢了。

在现代经济中，绝大部分这样的储蓄来源都包含一个固有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可知性。由于规模经济，资本主义企业已发展得相当大，而且十分复杂。如果这些投资还承担着偿还企业债务的跌价风险，人们就不愿意投资此类企业。因此，资本主义创造了一项发明：有限责任。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最大损失就是他们已投入的股本。

这种有限责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它保护股东，这促使他们一开始就投资有风险的事业；另一方面，它也允许股东向他人出售股票，不过后者将不得不承担跌价风险。你可能会认为，所有者的有限责任可能会打击企业的债权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打击是相当轻的。为什么？因为债权人只有在企业破产的极端情况下，才会面临回收贷款的问题。如果股东已经投入了足够的权益资本，那么债权人的风险就相当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些精确的指标，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企业离破产有多远，这些指标包括资产和负债以及当期利润等会计指标。

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指标有助于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资产减去负债就代表企业偿还贷款后剩余的资产净值。利润减去红利则代表净资产存量的增加额或减少额。前者表示企业离破产边缘有多远，后者表示它以多快的速率趋近或远离破产边缘。

但是，如果企业做假账，销售资产就同销售假药类似。正如声称假药具有某些根本不具有的疗效就可以沿街兜售一样，通过会计造假，企业就有可能兜售股票、债券或信用。由于会计造假，依赖会计数据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就会为股东的股份多花钱。此外，他们还可能人为地高估未来利润。于是，股东和股票期权的所有者就能从那些愚蠢地相信假账的人手中套现。

一些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企业生产假药划算，什么时候不划算。假设有一家打算连续支付股利的企业。经济学家会说，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这些未来回报的价值之和，鉴于回报是在将来发生的，而且包含着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对这些回报进行适当的时间贴现和风险贴现。在一家企业正常运营的过程中，如果股票市场的套利活动是有效率的，而且企业所有者让企业继续运营并继续持有企业的股票，那么股票的价格就反映了企业的价值。

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策略比持有股票并维持企业运营的策略更有利可图。如果企业在会计报表上做手脚，让所有者能够获得高于未来利润贴现值的回报，那么对所有者来说，这样做就比只持有股票更有利可图。获取这种高收益的方法之一是虚增股票价值，然后出售股票，让新的股东垫背。不过，这只是利用会计手段作假的其中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出售信用，然后算出如何从债权人投入的资金中搂钱。搂钱有许多种方法，包括工资、奖金、私下交易、裙带关系、高股利和期权等（这些方法本身就会产生价值，因为会计核算让企业看起来比它的实际业绩要好）。

证明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找一个积极进取、敢于承担风险的CEO。杰克·韦尔奇在短短5年内将通用电气的雇员规模从411000人裁减至299000人，人们借用中子弹爆炸戏称他为“中子杰克”。杰克·韦尔奇并没有因此感到愧疚，根据资本主义的信条，他也无须如此。相反，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让通用电气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CEO，他们毫无愧意地为自己赚钱，为其所在的公司赚钱，所以需要有一种抵消性的力量，以确保所有这样的赚钱劲头不会蜕变为欺诈。这种力量就是会计师，他们因其可靠的人格和操守而闻名。对会计师人格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他们是以“事实和细节”为导向的，他们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喜欢“以稳定有序的方式工作”。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的英雄，是对抗狂野西部的冷血的“执法官”。

美国最近三次衰退中的腐败案例

美国最近三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的衰退、2001年3月至2001年11月的衰退以及自2007年12月开始的经济衰退。这三次衰退都牵扯到了腐败丑闻，而且腐败丑闻还加剧了衰退的严重程度。因此，让我们逐个案例地分析腐败及腐败的小伙计——欺诈在这三次衰退中所起的作用。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不管在哪里，腐败在衰退中都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看来，美国的腐败问题要比一般国家少得多。

腐败丑闻总是相当复杂的，但也是相当简单的。说复杂，是因为参与人总是设法用复杂的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违规之举；说简单，是因为它们总是违背一些基本的、有关合理合法挣钱的会计原则。

储贷协会和1991年的衰退

所有的上市公司实际上都在从事管理他人钱财的工作，因此，公司管理人员总是有机会中饱私囊，然后逃之夭夭。但是，这种机会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当机会大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它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储贷协会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它不一定是导致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油价高涨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是诱因之一。

在美国，储贷协会像银行一样主要提供抵押贷款。1982年的《高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对储贷协会放松监管之后，储贷危机开始显现。该法律允许储贷协会大肆发放贷款，同时让政府为储贷协会吸纳的存款作担保。如果有人发放有问题的贷款，灾难就不可避免。放松监管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某些储贷协会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它们发放了许多不良贷款，随后破产。由此引发的危机最终导致重组信托公司的创建，该公司成立于1989年8月，专门处理破产的储贷协会。

会计造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为低资本金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员发现，通过私下交易抽走资金，比继续经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某种产品或提供服务更加有利可图。储贷协会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滋生会计造假的对象，因为政府把自己搞成了替罪羊。由于政府发起成立了存款保险，储贷协会的债权人（即存款人）无须关心这些机构的信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政府会背黑锅。政府也确实背了高达1400亿美元的黑锅。[3]

20世纪80年代，此类勾当拥有了风行的条件。原因相当简单，储贷协会在80年代以固定利率发放了大量抵押贷款。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利率也普遍上升了。这意味着，获得资金的成本已经高出储贷协会从抵押贷款中获得的收益。若使用正确的会计准则，这些储贷协会就会破产。

但是，对政府而言，承认储贷协会破产是一件尴尬的事，如果这样做，就必须马上对这些机构进行紧急救助。因此，为了使储贷协会继续维持下去，就得聪明地利用会计核算。但是，拖到最后，绝大多数储贷协会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因为它们的资产净值几乎荡然无存，而且更多时候是负值。

既然有了这样的做法，各种形式的丑闻接踵而至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储贷协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对于它们的所有者从事私下交易来说，这些机构可是价值连城。这些私下交易有的和房地产有关（储贷协会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拿回扣），有的与购买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有关。最有创造性地利用储贷协会进行私下交易的是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

截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进行一笔有利可图的恶意接管活动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难的。如果企业的价值在竞购之前被低估了，那么竞购本身就会导致股价上涨。到交易完成时，竞购者的盈余将不足以支付收购的交易成本。

但是，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可大幅降低接管成本的办法。他用别人的钱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竞购。这笔钱直接来自储贷协会购买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的资金。如果米尔肯或一家与米尔肯有关系的企业对某公司发起恶意竞购，那么，销售垃圾债券就可以帮助他获得收购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储贷协会本身并不需要获得补偿，但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购买垃圾债券中获得某些“私人好处”，以保证垃圾债券的销售能顺利地持续进行。例如，储贷协会的所有者可以获得某种被称为认股权证的期权，根据这份期权，他们有权按某一确定价格购买股票。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些交易中，米尔肯经常给自己分配大量的认股权证。

公司高管发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企业私有化，只要发行大量债券（例如垃圾债券）来偿付股东就行了。如果已被私有化了的企业能够用垃圾债券偿付，那么高管就会获得极高的报酬。不久之后，高管报酬的整个标准就会提高。高管薪酬方面的顶尖顾问格拉夫·克里斯塔尔对这种变化甚感震惊，他写了一本书——《追求无节制的高薪》。一个有着新标准的新不平等时代到来了。

米尔肯的损人肥私和新的不平等同时出现可能是巧合。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带来了新的执政理念。米尔肯的行径可能只是注定要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第一个先兆。

但是，垃圾债券、恶意接管以及高管薪酬大幅增加的同时出现，的确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少数私下交易使经济学家们（他们设想金融家只会墨守成规）几年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这种脆弱性在得克萨斯州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储贷丑闻也特别猖獗。在那里，房地产价格狂涨。那些依法经营房地产的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在知道房地产价格暴涨之后，他们应该就此停手，还是应该继续开展业务？我们知道，对于正直的建筑商和开发商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