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综合分析与展望

第一章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及2013年发展展望

内容提要：事实表明，世界经济还远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再度减缓，国际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增速下滑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主要国家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2013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发达国家削减赤字、贸易保护日益加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问题还将制约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2013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加之国内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稳增长、控通胀、调结构”的任务仍十分繁重，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未雨绸缪、多策并举、务求实效。

一、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主要特点

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再度减缓，主要国家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和房地产市场缓慢改善，美联储被迫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失业率连创历史新高，在欧洲央行加大主权债务购买力度和德国宪法法院批准“欧洲稳定机制”的影响下，欧债危机形势有所缓和。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灾后恢复重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加之不断挑起领土争议，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恶化。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持续减速，下行压力较大，通胀率依然较高。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3.3%，比2011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增长3.2%，比2011年回落2.6个百分点。

（一）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就业和房地产市场缓慢改善

2012年第1、2季度，由于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减弱，加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剧，美国经济呈下行走势，按年率分别增长2%、1.3%；此后有所回升，第3季度增长2.7%，全年有可能呈“凹”形走势。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1.8%，就目前情况看，如果第4季度美国经济能够企稳，增速有望超过2011年。工业生产增长乏力，前10个月有6个月是环比负增长，其中受飓风影响10月环比下滑0.4%，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7.8%，低于正常年份80%的水平。6～8月制造业PMI均位于荣枯线之下，但9、10月重又升至荣枯线之上，其中10月为51.7，高于上月的51.5；服务业持续扩张，前10个月PMI指数均处于荣枯线之上，见图1。2012年美国经济的亮点之一是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失业率由1月的8.3%降至10月的7.9%，前10个月有7个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10月增加17.1万人；但也应看到，目前美国失业率仍然很高，且整体看改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对消费投资增长仍构成较大制约，见图2。通胀压力依然存在，7～10月CPI分别同比上涨1.4%、1.7%、2%、2.2%，涨幅逐步扩大，但目前尚处可控区间。

在收入增加和银行放松信贷的作用下，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改善迹象，第2季度以来房价基本处于同比上升态势，新屋开工、新屋销售、成屋销售等指标也缓慢改善，见图3。其中9月新屋销售环比增长5.7%，10月成屋销售和新屋开工分别环比增长2.1%和3.6%；应当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还远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由于银行杠杆率的降低，未来改善仍然任重道远。9月，美联储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决定每月购买上限为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美联储这次货币政策操作集中火力于房地产市场，且具有开放型特点，除非就业市场明显改善，否则不会停止操作；从理论上讲，这有助于美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但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2012年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比较平稳，除第2季度各月外均保持正增长；受新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经济数据好转等影响，居民消费信心逐步回升，10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经济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82.6和72.2，明显高于上月的78.3和70.3；同时，考虑到飓风损毁车辆需要更新，且消费旺季即将到来，第4季度美国消费可能会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有助于经济企稳。

（二）欧元区经济重又陷入衰退，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有所缓和

2012年第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零增长，好于市场预期；但好景不长，第2、3季度分别下滑0.2%和0.1%，重又陷入了技术上的经济衰退。其中，第1～3季度德国经济分别增长0.5%、0.3%、0.2%，对欧元区的拉动作用趋于降低；法国经济也增长乏力，第3季度的增速同样是0.2%；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重债国经济持续恶化，连续负增长均超过4个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2013年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0.4%和0.2%，就目前情况看，2012年的负增长基本是可以肯定的，2013年能否实现正增长尚存在不确定性。欧债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业形势持续恶化，9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1.6%，比1月份提高了0.8个百分点，24岁以下人口失业率更是持续高于20%。与此同时，通胀压力还未消退，10月CPI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8～10月物价水平连续提高。制造业显著收缩，前10个月PMI指数一直处于荣枯线以下，10月为45.4，低于上月的46.1；服务业连续下滑，除1月外PMI指数均位于荣枯线之下，10月为46.0，略低于上月的46.1。经济景气指标于2011年8月份降至100以下，2012年1月为93.5，10月已降至84.5，见图4。表明欧元区经济依然低迷，从衰退中走出难度很大。

2012年以来，欧元区出台了一系列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大举措，欧央行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已救助国家1～3年期主权债务，规模达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也正式启动。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重债国的融资成本，减缓了欧债危机蔓延势头。下半年以来，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呈下行趋势；希腊议会通过了包括增加税收、削减社会福利在内的135亿欧元紧缩法案，为得到下一笔救助款铺平道路。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高峰期的近7.5%降至5.5%左右，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高峰期的近7.6%降至5%左右。银行系统流动性也得到改善，2012年初以来欧元3个月LIBOR-OIS息差持续降低，见图5。然而，11月20日，法国由于经济增速下滑、财政表现欠佳、融资风险增加，其主权信用评级遭到穆迪下调；德国和荷兰的展望依旧维持负面，主权债务危机仍在深化。

（三）日本经济步履维艰，日元继续保持升值态势

2012年第1季度，在灾后恢复重建投资的拉动下，日本经济环比增长1.3%，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高达1.1%；此后由于欧债危机蔓延导致外需减弱，日本经济增速于第2季度大幅回落至0.1%，第3季度经济重又陷入负增长，据初步统计降幅为0.9%。2010、2011年日本经济分别增长4.5%和-0.7%，即使2012年能够恢复正增长，幅度也会比较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长2.2%，就目前情况看，这个速度很难达到。第3季度，日本私人消费环比下滑0.5%，降幅较上季扩大0.4个百分点，而之前的5个季度为连续正增长；出口和设备投资分别下滑5.0%和3.2%，而上季度为分别增长1.3%和0.9%；消费、出口和设备投资下滑成为拉低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季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分别为-0.2%和-0.7%，而由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继续开展，公共投资依然增长了4%。2012年前5个月，日本CPI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正增长，但此后由于经济下滑、需求减弱，6～9月重又陷入通货紧缩，其中9月CPI同比下滑0.3%。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大量资金进入日本资本市场寻求避险，导致日元持续面临升值压力，2012年初至11月中旬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4.6%。受此影响，加之外部需求减弱和领土争端升级，日本出口备受打击，2012年以来增速一路下滑，6～9月均为负增长，其中9月降幅达10.3%，前9个月的累计贸易逆差较2011年同期扩大了2.45倍，见图6。为刺激经济，日本也实施了具有“量化宽松”特征的货币政策并不断加大力度，9月日本央行决定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短期和长期国债，同时取消购入国债时的最低收益率限制，并将资产购买期限延长到2013年12月底。

（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通胀压力尚未消退

2012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国际市场需求下滑，资本流入减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加之内部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导致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通胀压力继续存在，货币政策操作依然很大。

巴西经济第1、2季度分别同比增长0.8%和0.5%，连续10个季度增速下滑，当前处于微弱增长状态；2010、2011年其增速分别为7.5%和2.7%，预计2012年增速要降至2%以下。但巴西就业市场仍比较稳定，9、10月失业率分别为5.4%和5.3%，与年初水平相仿；物价涨幅也趋于回落，9月CPI同比上涨5.5%，低于1月涨幅0.7个百分点。虽然外贸出口增速下滑，但除1月外各月均维持顺差。2012年以来巴西工业生产持续负增长，但10月制造业PMI指数50.2，处于荣枯线之上，高于9月的49.8和8月份为48.1，服务业PMI指数50.4，预示着巴西经济可能在第4季度有所回升。为应对经济减速，巴西央行于3、4、5、7、8、10月连续降息，基准利率已由年初的10.5%降至目前的7.25%。

印度经济第1季度同比增长5.3%，增速连续9个季度下滑，2季度经济增速略回升至5.5%；2011年和2010年印度经济分别增长了10.1%和6.8%，2012年增速恐将继续下滑。工业生产增长不稳，前9个月中有5个月是负增长，其中9月同比收缩0.4%，而2011年仅有1个月是负增长。印度经济的核心问题是高通胀，1月份CPI同比上涨5.3%，尚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但此后迅速攀升，至9、10月涨幅已分别高达10.1%和9.4%，目前印度已取代越南等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通胀率最高的国家，见图7。印度的高通胀问题由来已久，2010、2011年的CPI涨幅分别为12%和8.9%，2011年印度银行曾6次加息以抑制高通胀，但2012年由于经济增速下滑，不得不于4月采取降息措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显著加大。2012年印度贸易逆差持续扩大，10月份高达209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第1～3季度分别增长4.9%、4%、2.9%；外贸顺差呈“U”形走势，7月最低为111亿美元，9月已回升至171亿美元；通胀压力依然存在，10月CPI同比上涨6.5%，虽低于去年同期1.7个百分点，但高于1月2.3个百分点；为抑制通胀率上升，俄罗斯央行于9月实施了一次加息，目前基准利率为8.25%。此外，韩国经济也呈现减速态势，第1～3季度分别增长2.8%、2.3%、1.6%。第1季度新加坡经济仅同比增长1.5%，第2季度回升到2.3%，但第3季度重又降至1.3%。越南是少数经济增速逐步加快的国家，第1～3季度分别增长4%、4.4%、4.7%。

（五）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2012年以来，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有所放缓，且欧债危机继续发酵，但由于流动性增加而实体经济投资热点匮乏，各国股市大多出现了涨势。至11月初，美国（标普500）、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瑞士、日本股市分别较年初上涨12.3%、4.2%、10.3%、19%、6.6%、11.2%和5.6%；但欧元区一些重债国股市跌幅较大，比如西班牙股市下跌了9.2%，见图8。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墨西哥等股市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而阿根廷和中国股市则表现为“熊市”。主要货币间汇率关系受各国货币政策影响较大，呈剧烈波动态势，比如，QE3出台后一个月，印度、韩国、墨西哥、泰国货币对美元分别升值4.5%、1.4%、1.1%和1%，此后又迅速转向了贬值；年初至11月中旬，美元指数上升1.3%。

2012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高位震荡态势，原油、黄金、基本金属、农产品走势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大致呈“M”形走势；国际油价并没有脱离供求基本面剧烈上涨，至11月中旬相对于年初下降了3%，目前大致维持在110美元/桶附近。黄金是重要的投资与避险产品，由于2012年欧债危机等风险点不时暴露，发达国家相继放松货币政策，国际金价2012年整体维持涨势，其波动幅度远小于油价，至11月中旬相对于年初上涨了5.9%。基本金属价格也表现为剧烈波动，走势大致呈“W”形，至11月中旬相对于年初下降了2.1%，见图9。上半年国际农产品价格稳中趋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各国CPI走低，此后由于美国等主要农产品产地旱情日趋严重，6月下旬至7月下旬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至11月中旬相对于年初上涨了9.2%。

二、2013年世界经济走势及主要风险

事实证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和影响远未消除，由于欧美等世界主要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发达国家高赤字与高债务问题缠身、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青黄不接，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严重不足，在一段时期内还将处于低增长状态。同时，各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加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全球性通胀压力仍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存在。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健”阶段，进入到“低增长、低通胀”的“转型”阶段；前一阶段经济增速大于通胀率，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8%，而全球消费价格仅年均上涨3.8%；后一阶段则相反，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3.8%，全球消费价格涨幅为4.9%，2012年世界预计增长3.3%，全球消费价格预计涨幅为4%。就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看，2013年世界经济还将处于“转型”阶段，IMF预测世界经济增速为3.6%，全球消费价格涨幅为3.7%，也就是说经济增速高于2012年，而通胀率则低于2012年；我们认为IMF的预测符合“转型”阶段特征，但经济增速是否提高、通胀率是否降低还存在不确定性，仍有诸多风险影响着2013年世界经济运行。

（一）欧债危机仍将继续深化

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具有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缺陷、福利虚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和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无统一的财政政策这一体制缺陷有关，又有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欧元区国家财政社会福利支出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2013年，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到期主权债务分别为171.1亿欧元、98.8亿欧元、2845.2亿欧元、235.9亿欧元、1465.5亿欧元，总计超过4800亿欧元，是2012年的1.3倍，仍是一个偿债高峰期。据IMF估计，2013年意大利、西班牙政府融资需求占GDP比重分别达25%和21%，较2012年没有明显改善。同时，2013年德国、意大利面临大选，而希腊减赤目标屡遭民众抵制，能否顺利实施尚存不确定性，政治博弈问题会影响到欧债危机解决的连续性。

2012年，欧盟、欧央行、IMF在推动危机解决上推出了一些重要体制性安排，10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也就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SM）达成了协议，上述措施都有助于打破“政府财政—银行系统—私人部门”的负反馈循环，2013年欧债危机不至于失控。但是，由于偿债金额巨大、政治博弈风险犹存，欧债危机的风险点仍会不时暴露出来，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主要货币间汇率关系剧烈波动。同时，德法等大国的经济基本面日渐堪忧，对欧元区增长的带动作用趋于降低，2013年危机笼罩下的欧元区经济难有根本起色。由于欧盟是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其经济低迷会制约全球经济复苏；同时，欧洲银行持有欧洲以外国家60%的外债，欧债危机的“风吹草动”和欧洲银行业的“瘦身”，都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动荡。

（二）发达国家需要大幅削减财政赤字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纷纷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债务负担日趋沉重；据经合组织（OECD）估计，2012年其成员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07.6%，远高于危机前2007年的74.5%；时至今日，不管是为了获得新的救助贷款，还是由于政党博弈竞争，或是出于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目的，发达国家扩张财政之路都已走到了阶段性的终点，2013年削减赤字和增加税收压力普遍很大。发达国家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其削减赤字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身经济减速和全球需求减弱，并经由贸易等渠道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讲，2013年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

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最为突出，同时面临税收优惠到期和国债上限触顶两大挑战；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一旦自动减赤机制启动，2013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将负增长1.3%，全年仅增长0.5%，跌下“财政悬崖”的代价是巨大的。虽然美国两党有可能最终妥协，但减少赤字总是要执行的。2013年欧元区重债国还将继续大幅削减财政赤字，这除了拉低自身经济增长外，还会对德法等核心国家的复苏构成制约。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200%，为扭转这一不利态势，日本出台了分阶段将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到10%的计划，这将加重家庭负担并抑制消费增长；考虑到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其增长前景更加堪忧。此外，发达国家政党围绕减赤问题的争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资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对全球经济复苏不利。

（三）贸易保护日益加剧

从趋势上看，2013年发达国家仍面临自主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货币政策回旋余地减小等问题，为缓解就业压力和企业困难，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会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继续想方设法限制进口，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土企业，这将干扰和制约2013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复苏增长。据世贸组织统计，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国共采取182项贸易救济措施，影响到全球进口额的0.9%。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影响到全球货物贸易额的3%，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受影响最大，光学及精密仪器、汽车、机械设备、电力机械四大类产品在全部贸易措施中的比重达到61%。该情况表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措施应对危机的作用降低，而支持国内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复苏的作用上升，这种变化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收缩、自身经济减速，有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间出现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动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概率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此外，一些经济体对新兴产业领域的跨国投资采取保守态度，常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为借口，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

（四）大宗商品价格继续高位震荡

2013年世界经济还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仍相对偏松，需求端因素难以大幅推高原油、铁矿石、铜等产品价格。但也要看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有可能进入国际期货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从历史经验看，农产品、基本金属、能矿产品及原油价格在QE1期间分别上涨了14.7%、71.3%、28.7%和47.1%，在QE2期间分别上涨了14.5%、5.9%、25.1%和25.4%。同时，受经济增速差异、货币政策力度不同等因素影响，2013年美元汇率仍有可能出现剧烈波动；由于多数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和交易，这会诱发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综合考虑供求关系、流动性、美元汇率、市场投机等因素，2013年大宗商品价格还将维持高位震荡态势，各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五）地缘风险有可能激化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历史罕见。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政治安全领域，加之一些地区本已存在领土、民族、宗教等矛盾，且个别全球性强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介入地区性事务，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呈多发、高发态势，2013年这一趋势也难以根本逆转。美国重返亚太并高调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导致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加之一些区域内经济体内部政治集团激烈博弈，影响2013年东亚地区稳定的因素依然较多。东亚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一旦该地区陷入动荡，势必影响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并可能导致全球性供给不足和通货膨胀。中东地区局势也远未恢复平静，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内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进展缓慢，约旦等国的宗教民族矛盾还在发酵。若中东地区爆发大面积地缘政治冲突，将会大幅度推高原油等能源类产品价格，制约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

三、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逐步由“稳健”阶段过渡到“转型”阶段。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条件，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抓住和用好机会的难度上升。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呈下行走势，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由“控通胀”转向“稳增长”，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第3季度后经济逐步企稳回升。2013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比较多，同时国内长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还比较突出，经济的下行压力、通胀的上行压力同时存在，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具体来看，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3年我国“稳增长”、“控通胀”的难度依然较大，结构调整的任务繁重，有必要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并对政策的重点、措施进行预调，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在财政政策方面，为稳定经济增长，有必要继续维持预算赤字，并适度加大赤字规模。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扩大居民消费，创新支持扩大内需的方式方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采取财政补贴、贴息、风险投资等措施，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要实施结构性减税，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此外，还要把握好财政政策的力度与节奏，避免财政风险特别是地方性财政风险增加。

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大幅提升货币供应量，防止为通货膨胀创造货币条件；同时考虑到外需依然低迷、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部分企业融资困难增加，建议微幅调高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在实际操作中，应加强回购、逆回购等非传统政策措施和存款准备金等传统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和，分阶段逐步向市场释放货币信贷；若CPI涨幅处于可控区间，则可适度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房地产调控宜更多采取机制性安排，若2013年年初经济增长仍未企稳，必要时可以考虑调低基准利率水平。考虑到“调结构”压力依然较大，应按照“有扶有控”原则，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投资项目。

（二）推动外贸进出口平稳均衡发展

高度关注外需减弱对出口的不利影响，稳定各项支持出口的政策措施，并适时加大支持力度，努力增加我国出口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加大贸易融资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清费减负、降低物流成本，切实解决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扩大设备、机械产品出口，培育自主品牌、自有销售渠道，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树立新的外贸竞争优势。在稳定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非洲、拉美、中东欧等新兴市场，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采取综合性措施，鼓励和引导东部外贸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梯度转移，继续保持我国传统出口竞争优势。

依照不同产品特点，有序扩大进口，进一步发挥进口对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推动进出口均衡发展。加大进口贴息、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等进口，促进国内技术创新和企业改造升级。稳定大宗产品进口，提高港口、公路、铁路的运转效率，强化重要产品的战略物资储备工作，在储备使用上建章立制，为市场提供合理预期，化解输入型通胀压力。适度降低消费品关税水平，简化进口的环节和手续，促进居民扩大消费。加大与美欧等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力度，要求其尽快取消不合理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

（三）把握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向、节奏和力度

由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QE3和QE4，2013年美元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考虑到美国经济基本面要好与欧元区和日本，且欧日也在实施具有量化宽松性质的货币政策，美元兑欧元、日元汇率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元很可能将更多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贬值。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升值压力，而兑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要坚持“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既要避免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又要避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过度贬值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建议暂不宜再继续扩大日汇率浮动区间。

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设好香港离岸金融中心，支持出口贸易结算和进口贸易结算平衡发展，逐步增加金融与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推进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的直接兑换，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协同共进。密切跟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资本动向，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防范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扩大外汇市场广度和深度，逐步推出外汇期货产品，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

（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2013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将进一步深化，部分当地实体经济企业有可能会继续面临生产经营困难，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外来资本帮助其稳定就业，因此对当地企业进行并购的难度与成本会趋于降低。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从欧洲打开“缺口”，提升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应加强对“走出去”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强化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作用，研究建立“走出去”风险准备金制度，化解投资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对“走出去”的干扰，减少企业“走出去”的后顾之忧。

在确保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拓宽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渠道，研究推动利用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机制。建立健全中国投资公司、政策性金融机构、用汇企业之间规范、可持续的资金融通链条。充实中国投资公司资本金，完善运营机制。多元化政策性金融机构外汇资金来源，相应扩展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和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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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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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2012.

[6] WTO，World Trade Report 2011，2012.

[7] 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y Situation and Prospects，2012.

第二章 加快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战略思考

沿边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陆路边界长达2.28万千米，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14个国家接壤。沿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9个边疆省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取得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沿边开发开放的效果与沿海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加快沿边开发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对于今后一个时期兴边富民、睦邻安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现状

我国沿边开发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开发开放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沿边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尽管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阴霾的影响，但沿边各省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全国8个沿边省区（因甘肃省无陆路边境开放口岸，故未被本文统计在内）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12.2%、13.8%、12.3%、14.3%、12.3%、13.7%、12.7%和12.0%，均高于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9.4%）3～5个百分点。沿边省区对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逐年扩大，2011年沿边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比2007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详见表1。

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看，沿边地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在全国136个陆地边境县市中，有5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11年全国8个沿边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为87567.28亿元，仅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16.79%；而人口达到2.52亿，占中国大陆总人口的18.7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47万元，只相当全国平均水平（3.87万元）的89.7%，特别是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只有3.28万元、2.52万元、1.92万元、2万元和2.99万元，均在8个边境省区的平均水平以下，详见表2。

总体上看，沿边地区的开放水平也很低。2011年全国8个沿边省区进出口总额为2320.4亿美元，仅占全国的6.37%，除辽宁达到2%以上，其余边境省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均在1%及以下。8个沿边省区出口1183.4亿美元，仅占全国的6.23%，进口1137亿美元，仅占全国的6.52%。除辽宁外，其余边境省区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均在1%以下，详见表3。

截至2011年底，全国8个沿边省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户数为41632家，仅占全国的9.3%；投资额为2926亿美元，仅占全国的10.2%，除辽宁外，其余边境省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均在1%及以下，详见表4。

（二）大通道建设日新月异，但交通基础设施总体仍较落后

2010年8个沿边省区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33474千米、17680千米、1026587千米和14675千米，比2005年分别增长21.9%、1.9%、67.5%和91.9%，交通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在铁路方面，新疆、内蒙古铁路营运里程增幅最大，分别为53.2%和43.2%，青藏铁路的建成结束了西藏无铁路的历史。在公路方面，黑龙江公路里程增幅最大，达到126.5%；内蒙古、辽宁、吉林和新疆增幅分别为99.9%、89.7%、79.7%和70.7%，超过8个沿边省区的平均水平。在高速公路方面，吉林、内蒙古增幅最大，分别为241.3%和136.3%。但从总体看，沿边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较落后。2010年8个沿边省区铁路营运里程占全国的36.7%，比沿边省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比重（57.1%）低20个百分点；8个沿边省区公路里程占全国的25.6%，其中高速公路里程仅占全国的19.8%，一级公路仅占全国的19.5%，而等外公路占到全国的31.8%。在全国众多陆路口岸中，只有丹东、延吉、绥芬河、满洲里、二连浩特、河口和凭祥等通铁路，绝大多数口岸不通高等级公路，严重制约了商品和人员的进出，详见表5。

（三）第二产业快速扩张，但工业基础仍较薄弱

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呈快速扩张之势，与全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2011年除云南和西藏外，其他沿边省区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6%），其中内蒙古第二产业比重高达56%，挤进全国前三位。沿边省区在2005年至2011年的6年间，第一产业比重除黑龙江略有上升外，其余省区均出现下降；第二产业除黑龙江略有下降，其余省区均表现为上升，特别是广西、内蒙古和吉林列上升幅度前三甲，分别上升了11.3、10.5和9.5个百分点，然后依次是西藏、辽宁、新疆和云南分别上升了9.2、5.3、4.1和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除黑龙江和云南略有上升，其余省区均表现为下降，详见表6。

2011年8个边境省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15396.82亿元，仅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67%，除辽宁近5%外，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占全国的比重在1%～2%之间、云南、西藏和新疆低于1%；八个边境省区外资企业工业产值16876.56亿元，仅占全国外资企业工业产值的7.73%，除辽宁占3.49%、吉林1.83%和广西1.08%外，其余边境省区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均在1%以下；八个边境省区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4.62%，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25.87%）的一半，其中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西藏和新疆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仅为7.78%、8.31%、5.28%、7.68%和2.1%，比八个边境省区平均值（14.62%）还要低。另外，2011年沿边地区外企从业人数为131.07万人，只占全国外企从业人数的5.09%，详见表7。

从商品进出口层面看，沿边地区出口产品主要以服装、鞋类、“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的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随着周边国家市场需求结构升级，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边贸进口以大宗资源性产品为主，其中，木材进口占1/3的份额。从产品生产层面看，沿边地区资源类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占有较大比重。2010年八个边境省区原油产量达8218.1万吨，占全国40.48%；天然气产量达301.66亿立方米，占全国31.8%；成品糖产量达970.77万吨，占全国86.86%；焦炭产量达8465.25万吨，占全国21.78%；生铁产量达11627.83万吨，占全国19.47%；粗钢产量达11589.65万吨，占全国18.19%；发电量达8263.9亿千瓦小时，占全国19.64%，详见表8。

（四）开发开放环境建设取得一定效果，但政策支持力度仍显不足

自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陆续建设了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包括：黑龙江的黑河、绥芬河，吉林的珲春，内蒙古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的伊宁、博乐、塔城、吉木乃（2011年新设立），云南的河口、畹町、瑞丽，广西的凭祥、东兴和辽宁的丹东等，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对繁荣边境经贸、助推睦邻交流、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规模上看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经济实力还相当弱小。2010年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吉木乃除外）合计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和进出口值分别仅相当于东部地区一个苏州工业园的1/4、1/8和1/8。边境经济合作区面临体制机制活力弱化、优惠政策淡化等一系列问题。沿边地区无论是在边境贸易（包括边民互市和边境小额贸易）、还是在产业合作发展等政策上还有相当大的完善空间。

二、我国沿边开发开放亟待破解的三大问题

（一）单纯依靠以边境贸易为主的“口岸经济”

由于长期受“边防前线”等因素的影响，沿边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产业基础薄弱，资本积累少，对内对外投资能力弱。改革开放以来，沿边地区经济增长大多得益于以边境贸易为主的口岸经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边境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南货北出”、“东货西出”的状态，即沿边地区出口的商品绝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产自沿边地区；沿边地区进口的初级产品又多为过路货，能够留在本地深加工的不多，沿边地区产业链条短、增值能力弱的特征十分突出。况且，我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大多为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经营规模小、商品层次偏低，对周边国家市场变化适应能力较差。

（二）单纯依靠边境小城镇的“孤岛经济”

我国边境城市大多规模较小，很难有效地集聚经济资源并发展成为带动力强的沿边地区经济中心。不少边境城市既缺少国内腹地支撑，又难以有效推进与毗邻国家的合作，进而陷入“孤岛经济”状态。主要表现在：一是过于强调以边境城市为核心的点状式开发开放，没有注意到边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乃至内陆腹地大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没有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推进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二是在开展区域国际合作时，一些相邻的沿边省区及边境城市经常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存在相互排斥和恶性竞争现象。三是行政区域相互分割问题在内陆边境省区比较严重。近年来，尽管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内陆边境省区之间以及省区内部各级行政辖区之间能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的还较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互不对接、经济社会政策互不协调、招商引资相互恶性竞争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三）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影响深远而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10+1）、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图们江国际次区域合作、中亚国际次区域合作（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国际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等。但是由于历史等多重原因，邻国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抱有复杂的心态，对与我国经贸合作存在既积极又防范、既鼓励又限制的双重态度，我国与周边国家沿边开放的深化和扩大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加快沿边开发开放的战略思路

（一）加快沿边开发开放的战略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沿边，依托内地，面向周边，以开放合作为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优化空间布局，推进沿边区域经济一体化；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发展；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稳定繁荣的边疆。当前要特别发挥好沿边地缘优势，把扩大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内“联”外“合”，即以边境口岸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内发达地区的联动为依托，以与毗邻国家沿边区域发展合作为主线，加快国家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合作平台建设，大力实施交通、电力、通信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积极推动面向周边的特色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建设，全方位地推进沿边区域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

（二）加快沿边开发开放的对策建议

1.做好沿边国际区域合作发展的“顶层设计”

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彼此发展战略研究，找准合作利益的契合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一切合作的基础，也是合作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国与周边国家沿边区域合作首先可以从规划入手，加强合作研究，科学做好沿边区域合作发展的“顶层设计”，包括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合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等。

2.完善与毗邻国家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协调机制

建立和完善我国与毗邻国家中央政府、边境地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协调与沟通机制。一方面，要将一些经过多年对话协商的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形成更为长效和务实的合作机制；同时，要适应加强资源环境、产业领域合作的要求，促进新的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以扩大合作。另一方面，要完善边境管理协调制度，加强与毗邻国家在海关、检验检疫、银行、保险、仲裁方面的合作，促进边境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加强海关、公安（边防）、司法部门的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走私和各种犯罪活动，保障边境地区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3.建立边境口岸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内发达地区的联动开放体系

转变沿边开放模式，由边境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等点状开发开放向多层次区域合作开发开放转变。着力推动边境口岸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内发达地区的联动开放体系建设，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边境口岸地区与其边境省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有机联动。优化边境口岸地区与其边境省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布局，合理推进对外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集聚能力和对外带动能力。二是边境地区与其他相关边境地区的有机联动。在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形成基础设施相互对接，产业合理分工和错位发展，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和互利共赢的沿边开发开放新格局。三是沿边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有机联动。国内发达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的经济核心集聚区，具有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与内陆边境地区经济互补性强。加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重点引进战略投资者和知名品牌，承接产业区际转移，能够有效地推动内陆边境地区融入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核心的产业价值链，进而促进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4.促进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发展

改变单纯依靠边境贸易为主的“口岸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开发周边国家适用产品为导向，加快发展高起点、高水平的沿边工业。巩固沿边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吸引内地企业和外商投资发展轻纺、食品、家电、电子、工程机械、建材以及进口矿产资源加工等行业，推动制造业改造升级。同时，积极利用对外大通道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商贸、金融、旅游、信息、会展、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建设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基地、商贸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5.加快国家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合作平台建设

创新开放合作模式，在国家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实行特殊的财政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和海关监管等政策，吸引和鼓励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跨界流动和集聚，形成强有力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在财政方面，应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财政专项资金为基础，设立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对区内技术改造、服务业项目，财政可优先给予一定期限内的贷款贴息。在税收方面，应给予地方特殊的税收分享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新增税收收入按比例留成地方用于发展；区内面向周边的特色产业及企业，可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基础产业的企业，可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企业所得税。在金融方面，应推进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发行及机制建设，探索发行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收益债券。引导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融资平台，拟定支持重点和融资模式。

6.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和服务

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市场需求、资源能源土地利用情况的研究，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完善企业“走出去”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出口信用担保和对外投资的担保体系，增加对“走出去”的融资支持。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党的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段论述充分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态度和主张。本文着重就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特点

（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将由发达国家控制并由美国主导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其基本架构以联合国下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GATT）三个专门机构为主体，分管全球货币、金融和贸易事务。截至2010年，IMF成员国已达187个，世界银行186个，而以GATT为基础于1995年成立的WTO，当时成员国已由GATT最初签字时的23个发展到104个，目前已扩大到153个。

上述三大国际机构共同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三大支柱。IMF从创建之日起，就承担了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有效维持汇率安排、稳定国际汇率体系、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的重要任务。其最初的核心制度安排是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相应与美元挂钩。这一制度安排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为结束当时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过去60多年来，世界银行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向公司或政府发行债券，并以较低的利息借给受援国使用。WTO成立时，已不再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成了专门管理全球贸易和调解成员国贸易争端的最高权威机构。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形成的。过去60多年里，该体系的结构虽然也有过一些调整，但总体上还是沿袭了原有的模式。目前，发达国家的整体份额和投票权分别达到57.7%和52.8%，其中美国分别占到17.4%和16.5%，使其有能力对需要85%的绝对多数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治理结构中，美国的投票权高达15.85%，继续位列榜首。这意味着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全球经济治理仍将难以摆脱由发达国家控制和由美国主导的基本格局。

（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提升

新兴经济体在IMF和世界银行股权结构调整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有所上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应有所增大。由于新兴经济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加上及时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回升和复苏，并保持着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势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最主要力量。在近期的国际治理机构改革中，IMF依据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之间的此消彼长，降低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占比，相应调高了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占比，其中“金砖四国”的份额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份额也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从而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并拥有第三大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IMF这一治理结构改革方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得到较大提高。同样，在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中其情形也大致如此。这些表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已有较大提升，在国际博弈中的筹码和分量也有所增大。

从长期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和作用呈上升的趋势，且不可逆转。目前，在G20机制中有11个新兴经济体，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开始走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兴经济体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过程将是复杂而艰巨的。现阶段，应理性地看待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所做出的调整，不应过高估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

（三）全球经济治理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为非西方国家的模仿对象和追求目标，人们甚至将“西方的”等同于“发达的”，“非西方的”即为“欠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主义的引领下，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更加明显。但也不难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拉美债务危机和发展的停滞，到90年代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本世纪出现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气候变化、南北贫富分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使得世界存在的问题从传统的“国际”（国家之间）的问题，逐步向超越国际问题的“全球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问题）扩展和深化，从经济层面上看，则表现为从全球自由贸易、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发展中国家开发援助等逐步扩大到全球经济复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诸多新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当前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多，如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能源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稳定，全球流动性泛滥与国际金融监管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等。二是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如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增强各国内生增长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平衡发展；再如，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货币制度，建立多元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三是应对气候变化。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仍然是国际的，即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气候谈判，以试图制定一项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条约。

（四）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发展态势

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指的是治理范围的全球性，更指的是参与治理主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包容性，即不仅包括国家（政府）这一主体，也包括非国家（政府）这一行为体，如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媒体等。实际上，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框架外，还存在许多与之平行或互补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贸发会议（UNCTAD）、经合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国际能源署（IEA）等，也有一些跨地区政府间的经济组织，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近年来，国际商会（IC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非政府组织（NGO）也都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像七国集团（G7）峰会、八国集团（G8）峰会以及新近备受关注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可以说仍属于现行全球治理框架内的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此外，还有联合国峰会、欧洲联盟峰会、欧亚峰会、亚太峰会以及世界经济论坛（WEF）等。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特别是G20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历史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由美国主导且不断出现问题的历程。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但由于美元大量增发和泛滥使得该体系难以有效运转。随后即被G7和G8取代。但自新世纪以来，G7和G8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能力也在逐步下降，特别是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深陷窘境。在此形势下，G20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并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G20峰会已召开过7次，第七次G20峰会于今年6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与会领导人深入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欧洲债务危机、发展问题、贸易问题和就业问题，并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改善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讲，G20机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反映出原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原有的主要依靠西方发达经济体来解决全球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

目前，G20已从应急机制发展为常设机制。客观地说，过去几年里，G20在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构建新的平衡、可持续和强有力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在推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该机制还只是一种非正式对话平台，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催生而来的，而且很多对话议题只能停留在达成共识的“务虚”层面上，仍很难离开现有国际治理机构的支持。因此，其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未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取决于现有国际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以及各成员国相互关系发展状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发挥G20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至少还需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摆脱国家利益的局限性。应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政策协调问题，而不应过多强调其内部各成员国的各自利益。二是增强其合法性和代表性。应考虑适当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数量，并在国际机构投票权分配中向其倾斜。三是推进其机制化和制度化。应着手建章立制，强化功能建设，逐步推动其从应急性机制向常规性机制转化。

二、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存在的问题

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呼吁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之声不绝于耳。现在看来，其主要缺陷和问题在于，一是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二是不能及时应对和治理由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盛行所带来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和脱节的问题，而这次金融危机正是由美国银行业务高杠杆化和金融工具过度创新所导致的；三是不能充分反映和发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变化及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四是不能有效协调和统一各种国际协议和相关机构在同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因而，该体系在减轻全球经济失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多边贸易进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和粮食、能源安全及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方面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这也是导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面临的挑战

过去60多年间，世界经济出现过多次危机，都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也都被迫做出了反应。如，IMF和世界银行先后对各员国所占股权份额和投票权以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应该说，这是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其结果将有利于上述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使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能够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WTO在解决贸易争端、防范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推进多边谈判上却力有不逮。国际金融危机导致WTO多哈回合谈判再次陷入停滞状态。2010年11月，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晤均表示要加快这一谈判进程，并将2011年确定为完成谈判的“机会窗口”。2012年6月18日至19日，G20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与会者支持在有可能快速形成决议的领域如贸易便利化优先获得成果，为多哈谈判提供新的动力；同时支持在阻碍谈判的最困难领域寻求新路径的努力。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多哈回合谈判要取得实质进展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前，国家之间利益博弈日益激烈，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虽有所调整，但其治理机制仍然是以维护发达国家利益为基础，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发达国家不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时扩张货币，而且还能借此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甚至是指责，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迫于这一压力而放弃自身的利益。这就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利益分化，增加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再如，为了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先后出台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巨额的流动性，这虽能在短期内拉动美国经济、使其免于陷入深度衰退，但从长期看其效果并不显著，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依然凸显，纠正这一失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也将更加纷繁复杂，且呈多样化和隐蔽化的发展趋势。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所具有的多样性和重叠性特点，也使同一问题有着许多的国际协议和相关机构参与其中，导致彼此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所有这些都将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

三、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政治、安全等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应当区别于以下两种模式的世界治理：一是建立“世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曾一度热切希望建立与运作超主权的“世界政府”。事实上，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成立并不断得到强化，与这一治理主张有很大关系。进入新世纪的头十年，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再度探讨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人希望或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以此来实现对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治理。另一是强化“霸权治理”。认为全球体系中霸权可以带来稳定，一旦霸权不再或霸权走向衰落，世界将不稳定，甚至会出现战争和动荡，主张继续通过“霸权治理”实现对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讲，该主张实质上就是要继续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全球治理模式。

我们认为，“世界政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治理模式。过去60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世界经济是一个受到调控和管理的体系，但对其实行管理的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占据国际权力高地和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和其他若干大国的政府。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仍然都在强调其主权国家地位，这就决定了全球治理短期内不可能采取“世界政府”的模式。而对于“霸权治理”的模式，也不应再继续强化和巩固，因为这种模式因其严重缺少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诟病。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通过“霸权治理”虽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霸权或旨在维护其霸权地位来实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相互交织，使得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新世纪头十年，美国本土发生了两个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另一是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正是引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事实上，近些年美国在伊斯兰、拉美、欧洲等世界主要地区遭遇了空前的“反美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人们逐步认识到，美国往往是许多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迅速兴起，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亚太地区东移，原有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的吸引力和优势也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而急剧减弱，并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指责。这些都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和现实考验，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变革调整期。而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其调整与变革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的来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全球经济治理，都将难以继续沿袭世界政府的理念和霸权治理的模式，都需要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可以预见，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朝着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包容、治理内容更加广泛务实、治理手段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纵深发展。

四、新形势下中国的对策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立场及相关行动和政策，无疑是当代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最大变量，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与互动，并积极探索与欧洲、中东、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区之间建立新型战略经济关系，务实履行了大国的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明显提高。比如，不久前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进行的调整中，我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股权份额和投票权有了较大的上调，在推动G20机制运作方面也积极参与，同时还与多个国家或经济体共同举办双边高层对话，等等。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同时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能力的认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中，应当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现有框架内展开的原则，谨慎看待我国的作用与责任；同时，也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不失时机地参与推动加快建立后金融危机时代责权统一、开放包容、有利实体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开放有序、稳定均衡、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支持和加强多边主义，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并适当增加战略性投入，准确把握提升自身影响的历史机遇，为我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把提升国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放在优先位置。应坚持不懈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要积极参与构建多层次的国际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综合运用并发挥多种机制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IMF和WTO等国际机构开展的重要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好G20、G8、OECD和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经济论坛（WEF）、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金砖国家（BRICs）领导人峰会等机制平台，把G20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选机制，积极参与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国际货币、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改革，着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并在相关国际规则研究、修订和制定中，成为积极探索者和推动者。三是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成为国际能源署（IEA）等国际机构的成员，有效发挥我国在有关国际领域中的应有作用。四是不断强化与美国、日本、欧盟、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业已开展的战略经济对话，最大限度地提升和扩大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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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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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G20 Seoul summit declaration，2010-11-11.

第四章 2012年全球通胀形势及2013年展望

内容提要：2012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消费与生产价格涨幅整体下行，但8、9月后略有回涨，全球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具有新机理、新特征，其原因更加复杂，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治理难度也更大，仅靠货币政策往往并不能收到明显成效。综合考虑流动性、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地缘冲突等因素，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消费与生产价格可能再次上涨。由于输入性通胀因素和国内结构性、长期性因素相互交织，国内控通胀形势仍不乐观，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多策并举、务求实效，突出抓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应，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一、全球消费与生产价格涨幅整体下行，第3季度后有所回涨

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等因素拖累，世界经济虽整体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明显降低；加之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呈下行走势，全球各经济体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涨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然而，目前发达经济体CPI涨幅依然高于其央行的警戒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物价水平大多处于历史高位，同时8、9月后各经济体CPI和PPI普遍出现回涨，全球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在发达经济体中，9月份美国、欧元区、德国、法国、英国、日本CPI分别同比上涨2.1%、2.6%、2.1%、2.2%、2.2%、-0.3%，涨幅较1月分别降低1.3、0、0.2、0.4、1.4、0.5个百分点，较2011年全年分别降低1.8、0.1、0.4、0.1、2.3、0个百分点。美国、欧元区、德国、法国CPI涨幅于7月达到谷底，此后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英国通胀率2012年以来持续走低，日本于6月重又陷入价格负增长。发达国家央行通常把通货膨胀警戒线定在CPI上涨2～2.5%之间，并以其连续若干月的走势作为是否加息的重要依据，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还未消除（见表1）。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9月份韩国、泰国、越南、印尼、巴西CPI分别同比上涨2%、3.4%、6.5%、4.3%和5.6%，分别低于去年全年涨幅2、0.4、12.2、1.1、1.1个百分点；当月韩国和越南CPI涨幅依然显著低于1月，巴西和泰国基本与1月持平，而印尼略高于1月。2012年以来印度通胀率呈持续上行态势，10月份CPI同比上涨达10.3%，远高于去年全年的8.6%和2012年1月份的5.3%。在经历了去年的高通胀之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水平大多处于历史高位，且当前仍在上涨，控通胀压力依然较大（见表2）。

相对于CPI，世界各国PPI回落得更为明显，近期涨幅也出现一定回调。5～8月美国PPI处于负增长状态，9月同比微增0.4%；进入第2季度后，日本PPI即陷入负增长，7月后降幅有所收窄；第1季度欧元区PPI同比上涨超过3%，而第2季度涨幅则不足2%，8月份涨幅回升至2.7%；2012年韩国PPI涨幅一路走低，7月出现负增长，9月同比上涨1%；9、10月印尼PPI分别同比上涨5.2%和3.4%，巴西PPI回升较快，9月涨幅达9.2%。

二、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具有新机理、新特征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等传统理论越来越难以准确解释通货膨胀的发生与发展。一般来讲，物价水平变动最终要取决于供求关系，我们所讲的新机理并不是说供求关系不再影响物价水平，而是说供求变化本身以及其对物价水平的传导，由于引入了全球化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通货膨胀发生也更加难以预测，同时货币政策手段治理通胀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就目前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未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停滞与倒退，2013年通货膨胀的新机理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在分析影响2013年全球通胀形势之前，有必要厘清这些新机理、新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有力地压低了工业制成品价格，减弱了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的传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各国对外开放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在工业领域出现了全球性生产体系，工业制成品的增值链可以最大限度地在全球进行合理配置，从而极大发挥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大降低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有效供给，有力压低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具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反观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之前，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还不充分，工业制成品的全球供给并不十分充足，若一国遇到需求大涨、成本提升等情况，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数据上看，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消费价格年均涨幅分别为16.3%和18.2%，21世纪头十年年均涨幅大幅降至4%；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1994年后全球消费价格涨幅直线下降，而2000年之后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见图1）。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企业带来了全球性市场竞争压力，特别是对于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而言，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与自己类似的供应商同时来自国内国外且数量具大，面对石油、铁矿石、铜等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只能更多依靠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和推动产品升级来消化；直接提高最终产品价格是比较难的，否则只能导致产品销量大幅下降，企业的生存都可能受到影响。这既压低了工业制成品价格，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的传导；比如，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8%，需求不可谓不旺，能矿产品价格年均增长23.2%，成本上涨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全球消费价格仅年均上涨3.8%。

可以这样总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制成品价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大幅上涨。“没有必要”是因为产品供给得到了极大丰富，“没有办法”是由于充分竞争市场环境的存在。如果把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消费价格称为核心通胀率，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核心通胀率会持续维持在低位。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深化发展，工业制成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难以持续大幅上涨，能矿产品价格上涨会加大各国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并不必然直接推高消费价格。当然，产品升级，比如iPhone5替代iPhone4等，带来的价格上涨是正常现象，这也正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

（二）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全球通胀的直接诱因，预测全球通胀走势的难度比以往更大

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有效压低农产品价格。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不能进行跨界流动，导致农业生产不能像工业生产一样开展全球性分工，也就无法大幅降低成本和有效增加供给。同时，农产品市场并非充分竞争，主要供应者是有限几个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旦个别国家因气候等因素导致减产，国际农产品价格会迅速提高。近年来的经验表明，极端天气比较多的年份，农产品价格上涨往往也比较快，此后随着供给逐步恢复正常，价格便趋于回落，呈“小周期”变动态势。比如，2006、2007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分别上涨了8.8%和5%，而2008年则下滑了0.8%；又如，2010、2011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分别上涨了33.2%和22.7%，而2012年降幅预计超过10%。从一般意义上讲，农业生产虽较少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但一些资源富集国的农业潜力还很大，一旦价格上涨而出现正面的刺激信号，农场主们便可以通过扩大播种面积等增加产品供给，此后随着供求关系的转换，其价格便趋于下降，这也是农产品价格呈“小周期”变动的重要原因（见图2）。

农产品价格对CPI的作用直接并且显著。农产品是食品生产的最重要原料，而食品在各国CPI构成中都占有一定权重；比如，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食品权重可达到30%～35%；也就是说，一旦农产品价格上涨，CPI必然应声而涨。反观石油、铁矿石、天然气等能矿产品，由于这些产品较少进入最终消费市场，其在CPI中的权重十分有限，因此这些产品对CPI的作用是间接的。从投入产出关系看，能矿产品的绝大部分总产出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消耗掉，以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为95.8%，金属矿采选业为97.9%，而农产品仅为57.2%。也就是说，石油、铁矿石价格上涨压力绝大部分传导至下游行业，而非直接到达最终消费品市场，也就有可能被化解掉；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则直接传导至最终消费市场，导致CPI上涨。经验也表明，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往往与各国CPI并不同步。

还需说明的是，国际农产品价格与能矿产品价格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21世纪之前，可以说二者基本没有关系。2003年以后，国际能矿产品价格连年上涨，导致对生物质能源的需求猛增，相当于为农产品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加之当时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连续贬值，国际农产品价格最终于2006、2007年出现大幅上涨。当前，随着美国利用页岩气取得突破，这一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正悄然转向能源出口国，世界能源利用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结果是，农产品 “额外”需求有可能会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不会成为推高其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趋势上看，极端天气是很难预测的，未来个别时段农产品价格依然可能由于供给端的因素而上涨，加之游资对农产品的投机炒作日益增多，全球消费价格大幅上涨仍有可能不时出现，且预测难度比以往更大。

（三）资产与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大于消费价格，流动性增加对消费价格直接作用下降而间接作用上升

进入21世纪，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日趋国际化，居民与机构的保值、投资、投机渠道不断丰富。其重要结果是，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并未明显推高CPI，而是大幅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2003—2007年，美国房价年均上涨8%，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巴西圣保罗指数分别年均上涨10.5%、11.4%、13.8%、24.0%、12.9%、42.3%，原油、基本金属价格分别年均上涨26.3%和24%，均远远大于同期全球消费价格3.8%的年均涨幅（见图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跌幅也远大于全球消费价格指数。

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大于CPI，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说明流动性增加对消费价格的作用机理发生了变化。从一般意义上讲，流动性去向及与CPI的关系大致如下：一是购买耐用消费品，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之前，流动性大增往往导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直接引发消费价格上涨；经济全球化极大增加了耐用消费品供给，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过少商品”的情况已很少出现，流动性对消费价格的直接作用趋于降低。二是新购食品与粮食，这个领域存在刚性需求，即使在通胀预期作用下增加购买量，也是未来需求前移，而非需求的真实增加；比如，大米要涨价了，这个月多买50斤，那么下个月就得少买50斤；因此，这个方向流动性对CPI的作用很直接，但并不一定长久，其作用机理与经济全球化关系也不大。三是进入能矿产品期货市场、农产品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其作用更多表现在首先推高商品价格、房价、股价等，进而通过成本、财富效应等渠道，间接地加大消费价格上涨压力。四是进入生产领域，这将增加产品供给，缓解供需矛盾。五是以其他方式驻留金融系统内部，不流向实体经济，也难以对CPI产生显著影响。

可见，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得流动性对CPI的直接作用降低，而间接作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间接作用并不必然比直接作用小，而且相对而言更难以预测和管理；比如，游资对农产品现货或期货的炒作导致其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CPI，该情况近年来已出现过多次。

（四）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其他经济政策的支持与配合

一般来讲，各国货币政策目标都有稳定通货膨胀一条，这就涉及使用何种指标来准确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问题。比较传统的做法是使用CPI和PPI，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大宗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CPI、PPI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加大了各国央行决策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操作失误的概率。一方面，原油、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上涨本身会加大CPI、PPI上涨压力，也能反映经济的冷热程度，且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相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产品价格上涨也是一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这些产品金融属性很强，其价格除了受基本面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投机炒作、市场预期、金融监管、汇率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往往波动幅度很大，既难以确定其长期潜在水平又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走势。很简单的例子是，房价究竟是年均上涨10%还是上涨20%表明经济过热，上涨20%可能由体制性问题造成，而经济还未过热，上涨10%则可能由需求因素造成，表明经济已经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联储曾连续加息以抑制国内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经济“可能”的过热，事实表明，价格泡沫确实被戳破了，但实体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如能采取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效果可能更好。可以这样归纳，治理通胀要“对症下药”，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病症”表现更复杂，各国央行“用药”难度相应增加。

货币政策更多是一种总量政策，具有“棍扫一大片”的特征。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产品供需同时来自国内国外，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来自国外供需所占比重还很大，这导致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到内部物价水平，通货膨胀发生原因更加复杂。比如，美国干旱引发农产品期货价格上涨，经由各种渠道传递到一国，导致该国农产品价格和消费价格上涨，而此时该国农产品供需关系和经济运行情况可能并没有问题，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就必将“扫”到正常的经济部门，虽可收到治理通胀效果，但成本也往往比较大。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与经济减速相互交织，各国货币当局都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膨胀间做出平衡，面临“两难”。比如，对于欧央行而言，虽然CPI涨幅持续高于警戒线，但又不能贸然加息，否则将直接导致重债国偿债成本上升，有可能使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其政策含义是，未来有效治理通胀除了要使用货币政策外，更加需要使用结构性政策，采取包括供给、需求、财税、储备、行政管理等在内的综合性措施，才能取得实效。

（五）对新机理新特征的总结

关于新机理，主要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全球生产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有力地压低了工业制成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减弱了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的传导，但并未有效增加农产品的全球供给，流动性增加对消费价格的直接作用降低而间接作用提升，金融市场放大了流动性的这种间接作用。

关于新特征，主要是：全球消费价格涨幅大幅降低且整体稳定；核心通胀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消费价格不时由农产品引发较大幅度的上涨，预测难度比以往更大；能矿产品价格上涨与消费价格上涨并不同步；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涨跌幅大于消费价格。

关于政策含义，主要是：使用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增加、失误概率上升，需要多策并举才能取得实效（见图4）。

三、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消费价格有可能再次上涨

影响2013年全球通胀存在“不变”与“变”两方面因素，“不变”的机理，“变”的是影响机理发生作用的因素。总体看，受流动性、供需关系、大宗商品价格、地缘风险等因素影响，2013年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消费价格有可能再次上涨。从周期看，2003—2007年世界经济呈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经济增速大于通胀率，2013年及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可能呈“低增长、低通胀”态势，虽然部分年份通胀率要大于经济增速，但要远小于20世纪80、90年代的通胀率，这也是经济全球化作用的体现。

（一）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激增

2012年9月，美联储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决定每月购买上限为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直至就业市场明显改善。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欧央行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将在二级市场上无限量地购买重债国主权债务。日本央行也出台了与美欧类似的资产购买计划，并持续加大力度，近期决定将用于购入短期和长期日债的基金规模从70万日元扩充到80万日元。发达国家这些“无限”的、以“印钞票”为主要特征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导致2013年全球流动性激增，带来的通胀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在当前实体经济缺乏热点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将更多地通过股市、大宗商品等渠道间接地传导至最终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如果剩余流动性去炒作农产品，那么其对消费价格的影响将是比较大的。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放水引发的资本流入激增将加大物价上涨压力，而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增速降低已经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有可能导致2013年物价重新“掉头”大幅上涨。从中长期看，这些流动性总是要“出来”的，可能引发新的资产价格泡沫，既增加通胀压力又加大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二）世界经济维持低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决定耐用消费品价格不会大幅上涨

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出现放缓，虽然美国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依旧疲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也普遍放缓。2013年世界经济还将处在金融危机的成本消化期，增长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一方面，诸如欧债危机等主要风险点已经基本释放完毕，难以催生出新的大动荡，欧元区经济“拖后腿”作用趋于降低。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依然青黄不接，有效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尚未出现，而削减财政赤字和高失业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这样的基本面决定了2013年世界经济还将呈现一种脆弱的低速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3.6%，略高于2012年的3.3%。与此同时，“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和全球产能过剩的状况难有根本改变，“供给充足、需求低迷”的基本面决定了耐用消费品价格涨幅将比较有限。

（三）大宗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各国输入性通胀压力

一般来讲，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后，会导致全球流动性增加和美元汇率贬值，见图6，这些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地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因此，这里不妨引用QE1和QE2期间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农产品、基本金属、能矿产品及原油价格在QE1期间分别上涨了14.7%、71.3%、28.7%和47.1%，在QE2期间分别上涨了14.5%、5.9%、25.1%和25.4%。预计2013年随着QE3等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出现一定的涨势，但考虑到全球经济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估计涨幅不会很大。应当强调的是，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将加大各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并不必然导致CPI上涨；主要的风险点还在于农产品价格，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即使像我国这样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国内粮价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粮价的影响。

（四）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了全球通胀走势的不确定性

2012年是中东地缘政治冲突比较集中的年份，当前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似乎渐趋和缓，但问题的根源尚未消除，而中东地区各国间原有的领土、宗教、民族矛盾却仍在逐步发酵，加之外部势力干预，不排除2013年地缘冲突升级的可能，国际原油价格可能受此影响而出现大幅度上涨。对于东亚地区而言，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影响下，2013年地缘风险继续显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该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一旦安全与政治问题向经济问题传导，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并引发耐用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

四、2013年国内控通胀形势依然复杂，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多策并举、务求实效

近些年来，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传导至国内，增加了控通胀的复杂性。同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涨还将长期存在，房价上涨压力也未完全消除，因此2013年我国的通胀压力是比较大的。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特别是随着经济的逐步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有可能由稳增长再次转向控通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综合施策、增加供给、保障民生、稳定预期，妥善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具体政策建议是：

（一）抓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应

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原因复杂，难以通过收紧银根来解决，核心问题是要保障产品供应。要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增加农副产品、基本生活必需品、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供应，实施好“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进一步发挥国家物资储备和进出口调节作用，必要时通过储备来平抑物价，通过进口来保障产品供应，同时要建章立制，给市场稳定预期；清费减负，取消不合理收费，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物流业发展，降低农产品和食品的流通成本，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二）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物价问题涉及千家万户，通胀特别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导致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提升，处理不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要建立健全社会救济、保障标准与物价涨幅联动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费用，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民生领域投入；特别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减免各项税负，采取发债融资等措施，确保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落实。

（三）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很多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而通胀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需要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做出平衡。可考虑略调高2013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在确保经济向好回升的同时，防止流动性增多造成新的通胀压力；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大致在17%左右，而2011年和2012年大致在13%，2013年提升到14%左右应该问题不大。考虑到2013年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上涨，建议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防止人民币跟随美元大幅贬值，否则将加大输入型通胀压力。

（四）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要消化掉输入型通胀压力和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必须要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也可引导和消化国内多余的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通胀压力。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体制机制，支持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多策并举，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支持发展低碳技术、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时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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