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面改革与中国大转型
中共十八大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
1.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在国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大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中国目前处于何种转型发展阶段？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转型的含义和分类。我认为，转型是指制度或体制、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转型主要指广义转型。若从广义转型角度看，目前我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指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转型。在这次大转型中，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建立起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等。
第二次大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重点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允许农民进城落户。1984年之后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逐步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重点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开始全方位推进，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自此改革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改革等方面全面展开。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依法治国等，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重点推进了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加入WTO，走上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客观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形成的只是初级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这次转型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兼顾，强调“五个统筹”，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自主创新、建设新农村和建设两型社会等。“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技术进步与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同时“十二五”规划还强调要平稳发展、内生发展、升级发展、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及和谐发展。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2.第三次大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为什么要推进第三次大转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五个势在必行”：
一则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一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二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消化高成本带来的压力；三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产能全面过剩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样才能逐步消化产能过剩；四是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城市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后半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或者“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五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还将持续低迷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国必须实现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
二则政治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一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产阶级比例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维权成本有所降低，维权渠道有所拓宽，政治诉求更加广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三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四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三则社会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提出了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新要求。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时出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提出了加快建设适宜福利社会的新要求。
四则文化转型势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要求大力发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发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线；三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淡薄，要求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领域诚信缺失，要求大力发展诚信文化；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文化。
五则生态转型势在必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生态转型的内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生态转型提出了要求。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来缓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压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资源短缺，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中国很多地区，尤其西北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业用水也严重短缺。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保护、涵养水源，使大气正常循环，从而实现生态平衡。四是目前各种污染事件频发，也使得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3.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
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从这么多年的转型来看并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个：
一是我们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转型的外围打转。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制度包括法律、文化、政策等。我们总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表象，决定经济结构转型的因素是主体和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主体和制度转型了，经济结构才有可能根本上转型。问题是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所以转型的效果不理想。
二是没有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转型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受惠于过渡型体制，因此不大愿意转型。因为一旦彻底转型，部分权力和利益就会丧失，这无疑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有赖于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三是没有对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做及时调整。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比如究竟是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是追求GDP还是追求老百姓的收入？是追求大国还是追求强国？是主要追求基础设施这些硬实力，还是主要追求文化道德这些软实力？这些目标的设计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主要还是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增长，还没有把考核的重心真正转到效益、质量、民生、环保等这些指标上来。因此，转型在地方政府层面常常落不到实处。
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要想顺利推进转型，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转型共识和氛围。但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而且，由于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个方面对转型的方向、途径、措施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延缓了转型的进程。
4.全面改革是推进转型的根本动力
如何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呢？我认为，要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前面提到的广义转型定义，转型包括制度和体制的转型，即制度或体制改革是转型的题中之义。推进全面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全面转型的过程。抓住改革也就抓住了转型的核心内容。
其次，改革或制度转型是其他转型的根本动力。制度是影响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源性因素，制度改革是推进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本动力。不管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区域结构转型，不管是内外需结构转型还是污染排放结构转型，其根本动力都在制度改革。因为任何一种转型都依赖于一个一个的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去采取有利于转型的具体行动。而所有这些主体的具体行动都受制于制度设计：如果给它一个激励性制度，它就会积极转型；如果给它一个反向制度安排，它就不会转型了。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制度的优化、制度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各种主体向转型目标前进的制度环境。
再次，制度不改革下的转型将可能误入歧途。在不合理制度下推进其他结构转型，不仅转型不好，而且会将转型转歪了。比如，目前各地都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很可能出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将经念歪的情况，并留下很多后遗症。产业转型升级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来推进，政府只能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能主导。因此，只有先通过改革将制度调整合理了，再推进产业转型等，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将制度改革好了，产业等非制度转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后，各个主体会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导，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逼近合理的结构。如果我们将政府职能转变好了，将核心制度设计好了，转型是无需费力推动的，它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5.全面推进十大转型
具体要推进哪些转型呢？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要全面推进十大转型：
第一，主体转型。包括政府转型、企业转型、民众转型。政府转型是指政府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型政府转型。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定位，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公平竞争规则，保护产权。至于经济工作（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去做，政府主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企业转型主要是指企业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定位转型。企业结构转型涉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方向应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各得其所，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为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创造更宽松、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国有企业则要找准自身的定位，主要承担公共责任，做民营企业不愿做但社会又需要的事。民众转型是指民众要向现代公民转型，既要有民权意识，也要有公民责任意识。
第二，制度规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即由现在的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转型。二是法律制度转型，即要向现代法治转型。法律要平等约束所有社会主体，维护宪法权威，就如十八大报告所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三是文化制度转型，即按照十八大要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四是政府政策转型，即由替代市场的政策向促进市场的政策转型。
第三，改革方式转型。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而且改革方式也要转型。我们要推进科学改革、人本改革、公正改革，扭转一些人对改革的质疑和误解。现在有些人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腐败严重都归结于改革，其实，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平衡带来的。唯一的出路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科学地推进全面改革。
第四，发展目标转型。即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型，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是连在一块的，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方向。如果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出现大的偏差，那么我们的发展就可能步入歧途。要使其他各个方面的转型顺利推进，发展目标首先要转型。发展目标转型涉及考核指标、考核制度的转型问题。考核指标转型的方向是要提高民生、效益质量、资源环境等方面指标的权重。考核制度转型的方向是由“以上评下”为主向“以上评下”和“以下评上”相结合转变。
第五，增长动力转型。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动力转型：第一个层面是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增长时，动辄以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来进行分析，其实出口、投资、消费只是GDP总量的三大组成部分，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供给边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我认为，供给边力量可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等）、结构优化（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按照斯密的理论，供给边力量可以综合为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是主要的供给边力量，要想实现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第二个层面的动力转型是指需求内部结构的转型，即需求边的结构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
第六，财富分配转型。要按照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实现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具体来说：一是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要推进由追求国富民强向追求民富国强转型。这意味着政府要减税，要藏富于民。二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推进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向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公平分配转型，按照十八大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要推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财富公平分配转型，就如十八大报告所说，“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第七，产业转型。产业转型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原来主要发展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向主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由原来主要发展农业、一般性制造业向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发展贴牌产业向主要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更具体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如下八个方向：产业高端化、产业高度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
第八，区域转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由主要推进土地城镇化向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具体包括推进人本城镇化、城乡统筹城镇化、特色品牌城镇化、绿色低碳城镇化、集群城镇化、市场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二是由区域不公平发展向区域公平发展转型，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缩小区域差距。三是由城乡分割发展向城乡统筹发展或城乡一体发展转型，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人口城镇化，既要防止“城市病”，也要防止“农村病”。
第九，要素投入转型。要素投入转型是其他转型的重要条件。要由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包括土地、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现代融资等）转型，通过提高高级要素的投入比重去支撑其他的转型。
第十，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排放可以分为好的排放和不好的排放，要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环境建设来增加好的排放；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控制污染等，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以实现排放结构的转型。要按照十八大最新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6.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改革行动，开创全面转型新局面
如何实现这十大转型呢？我认为，全面转型要求我们采取以下实质性的改革行动：
第一，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凝聚共识，减少分歧，形成合力。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改革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从而，推进人本改革和人本发展，建设人本市场经济，迈向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第二，设立推进全面改革的顶层管理协调机构。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顶层机构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高层性，即层级要高，能统帅五位一体的改革；二是独立性，即不能有部门利益，能立足长远，站在全局推进改革；三是具有比较大的协调权限，即能协调跨部门、跨领域的改革。
第三，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行动步骤、重点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等。通过改革规划将改革落到实处。
第四，制定促进改革的制度体系。按照十八大对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要求，制定一系列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的新法律、法规和政策，用制度来保障和规范改革。同时，对现有不利于或者阻碍改革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和淘汰。
第五，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或突破口改革。当前，最紧迫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政府改革最迫切的是要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
第六，开展改革的“真试点”。“真试点”改革应是去特权和去优惠的改革，而不是竞相争取特权和优惠的改革。有些改革实验区、示范区不断争取各种优惠和特权，这不符合改革的大方向。试点改革的正确方向是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求进行改革试点。
第七，加强改革的保障能力建设。改革是复杂而艰巨的实践，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改革人才的培养和激励，给予推进改革的主体应有的资金支持，加强改革信息网络建设和统计能力建设等。
第八，强化改革的监督考核。根据已经制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和计划，对改革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并奖优罚劣。不能让改革只成为一个口号。
第九，创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环境。比如经济增长速度要适宜才有利于改革，如果增长速度太快就没有动力去改革，而增长速度太慢则社会难以维持稳定，改革也没法推进。所以，要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也为改革施加应有的压力。
当代中国，至今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历程。预知中国改革的前路（到哪里去），首先要看清中国改革的源流（从哪里来）。接下来，本书就要正式开篇了，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回顾那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激荡改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