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激荡改革三十年
第一章 中国改革的新总结：得失相间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学界对改革从多个角度进行过总结和研究。本章从历史和全球视野，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改革进行全面、系统的新总结。主要包括中国改革三十年因何而起、改革的过程与成就、改革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得失、中国改革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等。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基本的总结可概括为四个字：得失相间。改革三十年已成为历史，但改革不应、也不能终止，“得失相间”既是改革新总结的基本内容，也是新的改革征程的起点。
一、中国改革的起因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因何引起的？或者说当时为何要改革？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改革的动因和背景条件，可以对那些反对和质疑改革的人从历史角度予以较好的回应。
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学者从计划体制存在许多缺陷来分析中国改革的原因，如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相比，存在产权不清晰、价格不合理、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和传导环节多、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和缺陷，因而需要推进改革。
这从学理上看是对的，但从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在改革之初，改革推进者并未认识到这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只是从现实中面临的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来推进改革。因此，我们还是从实际角度来分析改革的起因。
改革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根本性改造。我认为，之所以要对计划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是由如下一系列内外部现实原因共同造成的。
首先来看当时改革的外部原因。虽然外因是改革的条件，内因是改革的关键，但外因往往在关键时候催发改革。20世纪70年代后期，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的竞争或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进入到渐见分晓的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体制或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科技全面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体制或社会主义阵营则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结构扭曲、社会矛盾激化、科技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1979年，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时发现，国外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大大领先于国内，开始警醒。
而且，当时不管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开始对“二战”后各自形成的体制和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前苏联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行局部改革，到70年代后期各种形式的改革渐成潮流。英美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这时也开始对40年代以来形成的凯恩斯政策框架和“计划化”思路进行反思和调整，特别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更是开始进行大的调整。整个国际社会的改革气氛对“文革”后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
再来看看当时改革的内部原因。不管怎么说，内因是改革的根本原因。内因又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多个方面。
其中，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是首要的。如果计划体制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难以产生改革的动因。然而，实际情况却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十年“文革内乱”，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均GDP仅一百多美元，近3亿国民处于贫困之中，相当一部分国民在温饱线上下挣扎，中国属于当时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当时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农业落后、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消费品短缺、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经济外向度极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重大隐患。
在政治和思想上，当时中央高度集权，思想禁锢，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限制了人民的应有权利。改革前夕，“两个凡是”思想盛行，“文革”做法在延续，地方、企业和农民缺乏自主权，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部分地区农民进行的一些新探索受到严重压制。一些拥有改革思维的领导人不受重用，甚至被打击。“文革”中一些明显错误的做法得不到纠正。这时，全社会酝酿着一种情绪，一种要求自由、要求变革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中央领导班子的变更开始爆发，进而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正是在上述国内外形势的激发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顺应民意，应对挑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锐意进取，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当前，有一股反改革的思潮在涌动，应对这股思潮，要用历史的眼光和事实。不可否认，改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确实给部分群体带来了相对损失，但这绝不能成为否定改革的理由，而只能成为完善改革的理由。全面评价改革一定要从改革的源头开始思考，要认真分析改革的背景和起因，要客观全面比较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各种变化，要历史地看待改革的得失。如果当初不毅然改革，我们也许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许会再一次丧失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二、激荡改革三十年
三十年改革，三十年风雨探索，三十年不断争议，三十年持续成长，三十年喜悦收获。三十年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其中蕴藏着哪些深刻的启示，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
正如上节所述，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有这样几个背景因素：经过十年“文革”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许多国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陷入贫困之中，“穷则思变”；放眼看世界，与资本主义强国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国际上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对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改革渐成国际性潮流；国家领导人这时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具有改革意识的国家领导人开始掌控国家政权。
根据改革内容和策略的不同，我们可将中国当代改革大致分为经济增量改革、经济整体改革、全面协调改革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增量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开始，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结束，其中又可分为农村改革为主的阶段（1978～1984年）和城市改革为主的阶段（1984～1993年）。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二是以在旧体制旁发育新体制为重点，如发展非国有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等，即以“增量改革”为重点。三是以“双轨制”（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特区与非特区等）或“双轨过渡”为主要特征。
第二阶段：经济整体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为止。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仍然以经济改革为主，但在1997年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二是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明确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改革的内容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培育和发展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推进财税、金融、外汇、社会保障和科教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
第三阶段：全面协调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期间（2003年9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改革的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特别是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的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开始强调整体协调，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强调要同时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三是前两阶段不协调改革带来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市场化改革”开始引起部分人的质疑，改革共识在减少，改革动力在减弱，改革“疲劳症”凸显，改革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
回顾三十年激荡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一是改革别无选择。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昭示着：改革开放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不改革我们只能在“文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也惟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就犹如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所说：“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同样，今后也惟有进一步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
二是改革没有坦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改革是一项难度极大、挑战性极强的事业。在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难免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和误解。这就需要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坚定改革的信心。
三是改革充满希望。三十年改革，我们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改革经验。虽然未来的改革仍然充满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在认真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树立“科学改革观”，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改革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
中国三十年改革虽然也有不少问题和缺陷，但成就无疑是主要的，而且是举世公认的。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改革本身的成就；另一方面是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
先来看改革本身的成就。经过三十年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将实施了近四十年、十分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初级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在：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基本形成。农村的人民公社已被家庭经营所取代，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的中小企业（以前为乡镇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有的已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各种非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速，其中仅个体私营企业创造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已占到1/3以上。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大量引进，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云集之地。
市场价格机制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经过持续不断的价格改革，我们已将原来计划价格“一统江山”的局面改革为市场价格起主导作用。目前，除了利率、电价、油价、水价等金融、能源和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的价格仍由国家计划控制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由市场竞争决定。除了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政府采取一些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外，大部分时候都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要素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农村的集贸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非常活跃，城市的各种商贸市场现已非常发达。目前除了土地要素市场、资金要素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外，其余要素市场（如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等）已基本形成。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测算结果，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70%。
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形成。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更是非常欠缺。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改革，原来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已被现在的指导性计划和规划所取代，原来的国家计委已改为国家发改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强。同时，我们还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允许劳动参与价值的分配。在经过不断的思想解放后，逐渐明确了各种非劳动要素也可以参与价值的分配，强调要建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在实践中，各地早已允许资本、技术专利、管理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
与此同时，还取得了对外开放的重大成就。
再来看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三十年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在：
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64万亿美元，增长了177倍，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一。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2倍。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2.8%。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已覆盖4亿多农民。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2007年“嫦娥一号”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所有这些都要靠改革带来的经济成就来支撑。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
三十年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高标准、严要求也还存在不少可以改进的问题。揭示问题虽然逆耳，但它可以使今后的改革做得更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的全面性不够。即没有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各种体制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改革之初，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思路：一种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即前苏联东欧采取的、“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休克疗法”。另一种是先对传统体制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先易后难，双轨过渡，循序渐进，即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现在看来，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后一种思路一方面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中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所以产生这些“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的不全面性，长期过分倚重经济体制改革，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初期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有其合理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再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即没有很好地将各种改革协调推进。既表现在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协调推进，也表现在改革初期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内部的各项改革（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等）协调推进。之所以没有协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改革策略有关。这些改革策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中国改革的成本相对降低，改革的稳定性增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各项改革的不协调，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必然会带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不协调。在改革初期采取不协调改革策略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继续维持改革的不协调性就成为一个问题。
改革的公平性不够。即改革没有将公平与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过多地强调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我们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应随着改革局面的打开，尽快走到实现“共同富裕”、平等，强调效率、公平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没有适时地走到这条轨道上，而是将改革初期的临时策略实施了太长时间，以致形成了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尽量不减少既得利益阶层权益的前提下向前推进的，反特权和反垄断不够，更有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私利，这也导致了部分改革举措的不公平性。
改革的前瞻性不够。即一些改革举措过多考虑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势，相对忽视了长远的、全局的形势；过多考虑了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强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忽视了新兴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因而较少考虑改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和改革的可持续性。经济改革优先、趋易避难、双轨过渡等改革策略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反映了改革的前瞻性不够。有时，我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过多采取了对部分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利益补偿的办法，过多迁就和容忍了部分社会强势群体对国有资产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和剥夺，没有对那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旗号或滥用改革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控制。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对未来改革的可持续性重视不够，反映了我们对不合理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认识不足，反映了一部分人一直存在着如下天真认识：只要是改革都是对的，都应给予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
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揭示、承认和面对问题。只要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成就的基础上，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的。
五、中国改革的成本
成本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干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改革也不能例外。较理想的改革应是持续效益比较好的改革。改革效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革带来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是改革的成本。改革的成本越低，则改革的效益越好。降低改革成本是提高改革效益和质量、完善改革的基本途径。研究改革的成本是正确评价改革的基本内容。
中国三十年改革既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改革成本。这些改革成本既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成本”，也有可以避免的“或然成本”；既有改革推进本身的实施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也有因改革不完善带来的连带成本。
樊纲将改革成本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实施成本是指因改革导致重新签约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损失；摩擦成本是指因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反对和抵触改革所引起的经济损失
。刘世锦将改革成本分为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协约成本和摩擦成本与樊纲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大致对应。所谓适应成本是指新协约签订后（新体制确定后）包括协约签订者和接受者（或新体制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内的人们为了适应新协约（新体制）而受到的损失和付出的努力。这些研究都很有启发性。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改革的效果和得失，我将改革成本的外延适当扩大。除了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改革的必要成本外，还将改革失误成本，因改革没有选择最佳策略、途径和方式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等或然成本和连带成本也包括在内。由于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必要改革成本难以避免，故下面不做重点分析，而只重点分析后一类成本。当然这些成本很难进行精确的测算，我们只进行粗略的分析。
改革失误成本和机会成本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有可能避免的。分析它们对今后深化和完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改革的成本至少包括：
资源浪费成本。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和人均资源少的国家，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是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但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对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资源产权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仍然严重滞后，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机制和体制。如严重短缺的水资源、石油资源和电力资源等资源的产权就一直没有理顺，价格仍不能反映其稀缺状况。
环境破坏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的机制和体制，以致造成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
贪污腐败成本。中国改革采取了“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策略，这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带来了贪污腐败较严重等问题。因为这些策略导致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为一些官员利用体制缺陷大肆“寻租”提供了方便。本来我们可以更早地对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更多的行动，但由于顾虑太多，以致一再拖延，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反贪污腐败的时机。
社会不公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策略，这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应随着条件的变化尽快调整到实现共同富裕和平等，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调整得太慢了，以致造成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垄断特权和优惠倾斜政策过多过滥，公民权利欠缺等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公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创新滞后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规模吸引外资、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采取了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源成本、低能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知识产权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为内容的“低成本战略”，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一战略的长期实施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分依赖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相对忽视了技术、知识和人才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忽视了自主品牌的建设，以致造成了较多的创新滞后成本。
六、中国渐进改革的得与失
在比较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改革界定为“渐进改革”，将前苏联东欧改革界定为“激进改革”。尽管这种界定存在明显缺陷，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的区别。下面我们按照这种思路对中国“渐进改革”的得失进行简要归纳和评价，旨在为中国未来改革提供启示。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较前苏联东欧“激进改革”更大的成就，但“渐进改革”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有得有失”。那么，其得失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渐进改革”的“得”
“渐进改革”可以减少阻力。“渐进改革”往往先不触犯既得权益者，“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双轨过渡”，甚至先对权益受损者进行补偿。而且，先不动可能引起震荡的旧体制“硬核”，而重点在旧体制旁发育新体制增量，开展试点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条件成熟再逐步改革旧体制存量。这样，就比较容易结成改革的“统一战线”，降低改革受损者的比重，减小改革的阻力。
“渐进改革”容易起步。“渐进改革”由于选择阻力比较小的局部领
域率先突破，因而操作比较简单，起步比较容易。这与“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激进改革”是对旧体制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快速变革，因而操作非常复杂，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规划。而“渐进改革”只需要对局部体制中比较容易改的外层部分先进行设计，因而起步容易得多。正因为容易起步，因而可以快速抓住改革的机遇，不致因长时间设计新体制而贻误时机。
“渐进改革”可以避免巨大损失。“渐进改革”因改革范围较小，改革难度较低，比较容易测算因改革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容易预测改革带来的各种影响，容易控制局面。而且，“渐进改革”往往按照“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重点做利益增量文章，同时在试点试验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再逐步推广应用，因而也不至于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可以避免因社会动荡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渐进改革”可以逐步积累经验。“渐进改革”虽然速度慢些，但它总在前进，总在一步一步测试改革的风险，一步一步积累改革的经验。由于适应新体制的信息、知识和人力资本都需要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因此“渐进改革”可以为这种积累过程创造条件。这样，就不至于出现像“激进改革”那样，虽然新体制很快建立起来，但却没有同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信息、知识和人力资本，最后改革难以成功的局面。
2.“渐进改革”的“失”“渐进改革”助长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渐进改革”对改革的内容有选择性，作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政府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将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无关痛痒的部分先改，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但非常必要的部分后改，最后留下许多“硬骨头”和“后遗症”，延缓改革的进程。
“渐进改革”形成了腐败的环境条件。“渐进改革”一方面采取“双轨过渡”，另一方面采取“经济改革优先、政治和政府改革滞后”的策略。这两种策略相结合，就为“权力市场化”（或“权力搅买卖”）和腐败“寻租”创造了环境条件。一些政府官员可以运用手中拥有的许多审批和控制特权，利用两种体制和制度并存带来的漏洞和差价，大肆“设租”和“寻租”。
“渐进改革”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益。“渐进改革”由于长期两种体制并存，加之长期采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使得一些弱势群体既丧失了旧体制下的权利，又不能分享新体制的应有权利。而且，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一些“伪改革”，大肆侵吞弱势群体的土地、工资和福利等利益，大肆侵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
“渐进改革”造成了体制扭曲和信号混乱。“渐进改革”由于允许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了体制扭曲和体制摩擦，产生了一些既不可能存在于计划体制中、也不可能存在于市场体制中的特殊问题。两种体制同时发出各自的信号，造成了信号混乱和一定的思想混乱，造成了经济波动和社会秩序失范。
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已渐渐从“渐进改革”和“双轨制改革”中走出来，正在逐步迈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可以期待，“渐进改革”的“得”已得，“失”正在远去。
七、中国改革使全球受益
中国三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难得的改革经验。中国改革不仅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改革的国际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改革及其带来的发展为全世界增加了福利
中国占有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占有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贡献比重很高。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而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由改革带来的。
中国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为全球的反贫困斗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发展中地区极端贫困人口降至12.9亿，其中1981年～2008年间中国脱贫人口达6.6亿。
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就已高达70%，大大高于其他大国，如俄罗斯为55%，欧盟为26%，日本为25%，美国为24%。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747亿元，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货物出口额连续三年居全球之首。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加入WTO后将使全球福利每年增加740亿美元。从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了大量低成本的产品，为全世界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2004年以前的十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
2.中国改革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中国改革经验可以概括为“人本改革”“相机改革”和“渐进改革”等。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改革的经验，既对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具有借鉴意义。
先来看对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借鉴意义。改革前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相似，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基本相同。中国通过“人本改革”“相机改革”“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等策略，一方面将计划体制基本改成了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虽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得了程度不同和经验各异的改革成效，但总体说来中国的改革成效更引人瞩目，因此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原来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改革的经验。
再来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的借鉴意义。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古巴等）的发展和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伊拉克等）的复兴是人类发展的难点，也是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这类国家往往人口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文化多元、历史包袱重等，拥有很多小国和新兴国家所不具有的特殊难题。然而，中国通过改革克服了这些难题，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启示。
3.中国改革为理论创新带来了舞台和机遇
中国正在经历多重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转型、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乡社会转型或传统二元社会向现代一元社会转型、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型等，这些转型都具有经典意义。而且，中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揭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奥秘，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还是对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提供了难得的分析素材、实证检验机会和应用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为各种理论的创新和整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现有的各种理论基本是相互割裂，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因而造成了很多无谓的争论和研究的浪费。中国这个综合性极强的案例，非常有利于各种理论融合起来进行解释和应用，有利于促进各种理论的综合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要是能运用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获十个诺贝尔奖也不为过。
八、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验
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可总结如下。
1.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体制改革本身，也不是为了发泄对传统体制的不满，更不是仅仅为了实现领导者、个别精英或外国某些学者个人设计的某种理想蓝图，而是为了解决广大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历经多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人民自主选择空间很小。当时多数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自主选择权问题。此时，面临生存压力最大、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广大农民率先对传统计划体制发起了挑战，他们从自身的迫切需要出发，开始探索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为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探索就像一把威力巨大的尖刀插向了计划经济体制，随即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很幸运的是，这时坚持走实事求是路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掌管国家机器，他们应时世，顺民意，承认并引导了广大农民发起的这场变革。紧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无不是以满足人民权益的实现为着眼点和出发点的。
很明显，与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形成的先验观念出发来推进改革，而是尊重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来推进改革。而且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动态的，随人们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无疑是中国改革经验的最重要方面。
2.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推进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体，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且农民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衍生的城乡分割体制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农民是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的体制改革正是充分依靠了国民的大多数——广大农民，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后，又通过放权让利和推进承包制等改革，调动了城市人口的主体——广大企业员工参与和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调动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使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不过早过多地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避免引起各阶层之间的明显冲突，减小改革阻力和社会震荡，中国的体制改革主要在增量上做文章，主要寻求“帕累托改进”，这又调动了一部分人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至少是使其默认改革或不阻碍改革。因此，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建立起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个具有合力的“改革集体行动集团”，充分调动了多数人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3.采取合理的改革规则和策略
国内外学者大部分是从以下角度来总结中国改革的特点和经验的，如“渐进改革说”“整体推进、局部突破说”“体制外改革说”“增量改革说”“边际改革说”“双轨制改革说”“局部特许改革和试验推广说”“经济改革和稳定优先说”“竞争优先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说”等，这些基本反映了中国改革的规则和策略。
中国采取的独特改革规则和策略可以概括为：一是“先易后难”或“先外围后核心”，具体表现为先从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突破再扩展到城市改革，先发展非国有经济再深入改革国有经济，先进行经济改革后推进政治改革，先建立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后深入进行产权改革，先推进承包制后推行股份制等；二是“先试点试验再逐步推广”，如先在特区和实验区进行试点试验，鼓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三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先实行双轨制，再逐步过渡到单轨制，以此减小阻力，寻求合力，维护社会稳定，在稳定中寻找突破的机会；四是计划经济旧制度的打破与市场经济新制度的建立相衔接，一边拆房一边建房，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推倒重来”。
这种改革策略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而不是理想主义哲学。事实证明，制度改革也不能有“致命的自负”，不能搞过多太超前的理想设计，不能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要充分依靠广大民众，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稳步向前推进。
4.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绝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体制，而是一个由组织、规则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人和知识共同组成的有机体。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出，绝不仅仅是将原来的组织和规则推倒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改革组织和规则的同时，改变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同样，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绝不仅仅是建立一套新的组织和规则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建立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培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和知识。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培养和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短期内可以速成。“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组织、规则（可称之为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可以短期内宣布“市场化”，但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则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宣布就可实现“市场化”。
所幸的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改革，并适时配以整体协调改革的战略思路：在逐步改革计划经济组织和规则、建立市场经济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逐步改变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培育和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地推进了体制改革，这就符合作为有机体的新体制逐步生成的规律。因而，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关键要素之间相互断裂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5.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孤军深入”，而必须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推进，即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体制改革本身只是手段。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就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部分前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在体制改革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改革而改革，忽视了改革的发展目的，没有在发展中推进改革，以至出现了“有改革、无发展”，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反而倒退的现象。
而中国的改革则始终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围绕实现“翻两番”等具体发展目标来推进改革。如果发展效果不好，宁愿暂停改革或调整改革思路。因此，从改革初期开始，中国的发展目标就一直十分明确，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在发展中逐步摸索成型的。具体来说，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体制改革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反过来促进了体制改革。同时，中国将改革与开放（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予以推进，一方面通过改革为开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故改革与开放始终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