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另一个观点真可以说是天才的设想。在灵感的激发下，他勾勒出一个他称为“君子”的典型形象，这个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这种崇高的道德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行事从不违背仁爱的原则，即使在慌乱和危险中也不会。他从来不做卑鄙可耻的勾当，因为他生活在充满仁慈的环境之中。
这个君子的典型形象在那被称作“小人”的描述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伟大，后者的行事与目的与君子截然相反。小人的行事即使是在表现他的美德和优点的时候，也会像是在幕后策划着什么。君子的生活观念，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人都应追求的伪崇高的生活境界，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英]麦嘉温，《中国民族性》第22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种“民贵君轻”的王道思想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发展中，一直是历史上的儒家对于政治权威进行修复的重要精神动力。
西汉时期的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大政》）唐朝柳宗元认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送薛存义序》）认为“吏为民役”，当官的应该为民众服务，这是儒家民本主义的王道管理理念又一次大飞跃，把行王道的主体由君主扩展到了整个官僚机构。此后，历代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官吏大多都能以此原则作为自己的为官之本。南宋时的吴芾就是其中的一员。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他与秦桧本是旧故，但当秦桧专政时，吴芾则“退然如未尝识”。吴芾的任官处事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所以，吴芾“前后守六郡，各因其俗为宽猛，吏莫容奸，民怀惠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儒家认为当政者应以国事民生为重，而切不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自己或某一团体的特殊利益。应当说，儒家民本主义的王道统治理念是一种相当理性、成熟的思维方式。虽然对于当时还不太成熟的封建社会体制来说，它也许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过一些弊端———李泽厚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及中国的传统民主，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身自贵———但在现代社会，它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意义则绝对是重大的。
后工业时代里，企业效益的来源与发生再也不是来自组织内部资本投入的生产能力，而是来自每个组织单元的“知识”。就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的，在“知识社会”里，知识的运用和制造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管理这些知识的拥有者———知识型员工时，必须抱着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原则。
德刑兼用的控制管理原则
控制管理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控制管理是管理活动的重要职能和方法，它是指管理主体为了保证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依据特定的规范和原则积极主动地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措施，对管理要素的存在状况加以规范、约束、引导等。儒家的控制管理以德刑兼用为原则。
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之道也是一种比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道德法则远为深刻的法则。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道德法则要求我们必须服从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然而，孔子的君子之道则同宗教一样，要求我们服从自己真正的本性。这种本性绝非庸众身上的粗俗、卑劣之性。它是爱默生所说的至诚之性，并且进一步发挥自身这一天性。因此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辜鸿铭，《中国民族性》第32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对人的行为的控制管理有以政令刑法规范为方法的外在强制性控制和以礼义道德规范为方法的内在自觉性控制两种方式，二者虽然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保证组织和谐有序，但效果差异很大：用政令来引导民众，用刑罚来整治民众，虽然民众畏于权威能够服从，但这只能使他们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他们拥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来诱导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民众不仅能够自觉地服从管理，而且能够自我形成廉耻之心。如此，两种控制手段高下立现。可见，虽然儒家赞同用刑罚控制民众，但相比于以力服人显然更倾向于以德服人。
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在后世许多儒生的施政行为中得到体现。
当时，杖责权是保证官长控制管理的最后力量，享有杖罚权的各官署长官、通判官、判官，都是负有相当责任的官长。但出于对德刑兼用的儒家控制原则的坚持，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控制方式，李日知就是其中之一。
李日知是唐玄宗时的刑部尚书。据《资治通鉴》记载，他为官“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又办得极好。有一次，刑部有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然“受敕三日，忘不行”。这么大的一个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当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属，命人取一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对那个小吏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且，一旦你受了我的杖责，你肯定会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会看不起你了。”于是就放了小吏。从此以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人人都有羞耻心，保有他人的羞耻心，以礼束之，以德化之，激发他人的积极性，这才是控制的根本目的。李日知不用杖罚，吏胥们互相监督、互相约束，这样主动的自觉性控制当然比被动的强制性控制要好。
选贤任贤的人才测评系统
儒家的用人机制概而言之即选贤任贤。人员的甄选任用在管理过程中是一项关键的工作，能否选拔到合适的人员是关系组织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儒家历来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选人
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作为一个领导者更是如此，最大的祸害就是不了解下属的特性。儒家在这方面有许多的真知灼见：
首先是察人法，即全面、深入地观察某个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言语、行为、表情等反应而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所独有的。具体来说，察人法又分为观言、观眸、观行、观志、观过五部分。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又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会透露他诸多方面的信息，仔细审查肯定可以对他的性格特征把握一个大概。
这种方法运用得最好的应该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
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特别看重这性字，因此有许多探讨，许多争辩。
但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理智只是人性中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情感，故中国人常称性情。情是主要，智只是次要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
———钱穆，《中国民族性》第18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却回答：“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
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其次，也可以用调查法。
《论语·子路》中曾记载了孔子与其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说：“老师，被全乡的人喜欢好不好？”孔子说：“不一定。”子贡又问：“那么，如果被全乡的人都讨厌呢？”孔子说：“也不一定。这两种都不如让乡里面贤者喜欢，不贤者讨厌好。”
可见，不能以别人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必须以自己的是非标准理性判断，再作定论。
其三，考察法，也就是说要以实际情境来考察一个人的实力。
《荀子·君道》中的论述可作为代表：
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
荀子认为应该用特定的情境来辨别一个人的才能。用礼来检查，看他能否安于恭敬；使他处于动荡变化的环境中，看他能否应变自如；使他处于安逸的环境中，看他能否不放荡淫乱；使他接触音乐美色、权势利益、愤怒、危险，看他能否忠于职守。
·用人
儒家在人才任用上一贯主张以贤、能为标准。当孔子的学生子路向孔子问政时，孔子的回答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为政》）。孟子发展了孔子尚贤的思想，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国家强盛的必要手段。
除了尚贤使能之外，儒家在任人方面还特别强调要用人之长。我们可以从《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文字来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仁”实际就是建立于永久价值上对人的态度。归纳起来说，可得以下几种解释：
（1）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如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忠孝诚信等。
（2）处处替别人着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
（3）用谦和的态度去建立人际关系。如爱人、恭敬、宽大、诚实、施惠、刚毅等。
（4）要勇于实践。为“仁”由己不由人。如伯夷、叔齐、管仲、微子、箕子、比干。
归纳上述几种道德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的价值焦点是仁，孟子是善（以仁义为本），孝经是孝，礼记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人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这些价值本质上是互相连贯，不是孤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