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起初是用英语写的，读者是西方人。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哈佛大学的教师，不仅有教导自己的学生之责，还有进行研究以增进学识和为公众撰文著书之责。因为公众要投票选举，所以，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通过教学、写作和公开的演讲，来提高公众的理解水平。“二战”以后，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来推进我们的东亚研究，同仁们感到在教学之外，我们尚肩负着为研究和著述建立牢固基础的责任。1972年接替费正清教授成为中心的主任以后，我感到有责任促进我们对东亚的发展的了解。我们感到自己对教育美国公众有着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亚洲知识的建构需要合作努力。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合作，通过研究项目增进理解、分享看法，力图使全世界有相关兴趣的人获得这些知识。
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时，就想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来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要想了解今日之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历史，特别是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领导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10年来，我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基础是如何从1978年开始奠定的。
非常幸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包括党史专家、学者、前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支持，他们耐心地帮助一个渴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理解这个国度。我还与很多博学的中国人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使我同样感到幸运的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时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档案已经向公众开放了。邓小平的年谱、文选和其他文件都已经出版，使得确定日期和人名变得很容易。今后数十年里，除了现在已经出版的很多曾经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回忆录，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文件可资学者利用。但是我的研究是在邓小平去世不久后进行的，这样我就可以访问其他了解邓小平的人，包括他的家人。
在西方，“六四”刚过的那些年里，很多西方人因为对示威被压制而非常不满，也就没有兴趣了解邓小平。20年过去了，很多原来没有兴趣了解邓小平的西方人，现在也开始愿意认真考虑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作用。我希望的是，我的书出版的时机能够促使更多的西方人去尝试更深入地理解邓小平其人和他所推行的改革，以及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我知道，对外国人来说，要理解中国之事种种的细微之处是非常困难的。我尽我所能同对邓小平有不同看法的人交谈，其中既包括非常敬仰邓小平的人，也包括批评他的人。同时，作为外国人，我很容易接触到很多曾经见过邓小平的，或者保存着至今为止中国人尚不能轻易得到的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的西方人。我尽力摒除自己可能有的偏见，尽量客观地看待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种种状况。邓小平在被人问起他在中国的作用的时候说，不要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在写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时，既要写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写错误。我希望，假如邓小平今天还在世，他也会承认，不管我的书中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他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
在试图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赞扬他、批评他或者努力以学者的方式做研究的人所写的著作。我从中获益良多。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我期待继续和中国大陆朋友的探讨，也希望继续理解邓小平和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
当然，时代在变，看法也在变，不过，我相信，讨论的过程和不同的见解会为增进理解提供更多的新机会。
傅高义，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