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我在韩国济州岛。一天，悠闲地用过户外晚餐后，我心情放松地对我的友人、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务记者之一唐·奥伯多弗尔（Don Oberdorfer）说，我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很多人都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领袖对1980年代震撼了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那么，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做点儿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呢？唐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了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记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记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邓小平批评那些自吹自擂的自传。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坚持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不能太高”。[1]事实上，邓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因此，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相对于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1973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初次去北京访问时，见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之一是，邓小平刚刚结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正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他将担任某种重要角色并带来重大变化抱有很高的预期。担任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西方人都在猜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20年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位非凡领导人的努力所推进。
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这个招待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来自政界、媒体、学界和商界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庆贺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我们参加招待会的很多人已相识多年，过去常在香港见面；当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紧闭大门时，香港是中国观察家聚会的重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力图穿透竹幕。而我们中一些人已久未谋面，于是热切地攀谈叙旧。此外，举行招待会的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十分糟糕，不是个适合演讲的地方，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和翻译在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同行朋友继续着自己的交谈。据接近邓小平的人说，这群叽叽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恼。然而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只能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而关于邓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纪事。尽管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由于另一些官员也会有秘书或家人写一些溢美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便可以对这些不同的记录进行比较。党史专家中也有一些出于职业责任感而秉笔直书的人。
随着更多中共档案的公开，未来将有更多写邓小平的书。但我相信，对研究邓小平的学者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写作时间。很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大量回忆录已出版，况且我还有一个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会：我得以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在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过去几年中，我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
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记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2004年先出版了两卷，共计1383页，从官方角度记录邓小平从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几乎每一天的活动；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计2079页，记述1904年到1974年邓小平的生平。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中共档案，并力求做到记录准确。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做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不过，它对于确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邓小平的很多重要讲话经过编纂整理后，收入了官方的《邓小平文选》。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关于邓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记录，尽管参照当时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大背景对之做出诠释也极为关键。有关陈云、叶剑英和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编年资料同样很有帮助。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其中《我的父亲邓小平》讲述1949年以前邓小平的经历，另一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间她陪同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岁月。她在书中明显表露出对父亲的感情和崇敬，描绘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讲述了很多细节，揭示了不少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事实上，考虑到党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绘一个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经是惊人地坦白、开放和具体了。她在写书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协助，由他们核对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写作仍在继续，正在写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的活动，但还未写到1973年之后仍很有争议的时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长时间采访，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我扎进大量中文文献之前，有些英文著作为我研究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除了孙万国（Warren Sun）和弗利德里克·泰维斯（Frederick Teiwes）的著作外，它们大多撰写于为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而出版的年谱和回忆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鲍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Maurice Meisner）、钱其琛、陆伯彬（Robert Ross）、阮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泰维斯和孙万国以及于光远。
理查德·伊文斯大使是一位聪明干练的英国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根据自己和邓小平的会谈以及英国政府文件，写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此书主要涉及邓小平1973年以前的经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笔极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中间，鲍瑞嘉对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做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写成Burying Mao 一书。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见的中国资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报道，我则极少使用，因为很难核实它们的信息来源，故而很难评价其可靠性。莫里斯·迈斯纳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的The Deng Xiaoping Era，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背景研究邓小平。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一书中，回顾了邓小平时代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她跟书中所记的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异见者的交谈。Deng Xiaoping：Chronicle of an Empire**的作者在1983年被清除出党之前是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他流亡美国后，激烈批评了那些“拖改革后腿”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的作者钱其琛，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他的著作对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丰富的记录。帮邓小平起草过十一*中译本：《邓小平传》，[英]理查德·伊文斯著，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编者注**中文本：《邓小平帝国》，阮铭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中文版编者注***中文本：《外交十记》，钱其琛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编者注届三中全会讲话稿的于光远，在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一书中讲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由于我参与过这两本书的英译本编辑工作，所以有机会同这两位和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前官员进行补充性讨论。
已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记者，也是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的作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后他有机会见到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邓小平和三线工业的关系——显示出严重误解，但他较其他记者而言接触到了更多材料，并且讲述了当时人所不知的新鲜观点。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邓小平上台时担任The 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的主编，1992年邓小平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后，他召集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并把这些评价文章收入了他编的Deng Xiaoping 一书。
泰维斯和孙万国为写作他们的三卷本著作，较之所有西方学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这个时期的中文文献。他们出版的第一卷（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的时间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们仔细评估关于各种事件的不同解释，旨在以极为细致的方式厘清基本事实。孙万国在过去20年里致力于探究这个时期的每一个重要事实，其坚持不懈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后来他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核对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错误、建议补充说明及推荐关键性著作。
傅士卓所著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是有关这个时期的经济论战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陆伯彬写了几本研究这个时期外交关系的杰作。穷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国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马若德，*中文本：《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编者注撰写过三卷本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并与沈迈克合著讲述“文革”史的Mao’s Last Revolution**。我认识所有这些作者，并就邓小平及其时代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总是慷慨地对我补充他们书中所述，使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已经面世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即使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全部阅读。从1990年代开始，又可以从中文互联网上获得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应当提到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广东改革派领导人。窦新元曾在广东省经委工作多年，他既有个人经验，又具备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窦新元两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帮我搜集大量材料，并力求对不同立场的中国人的感受和行为深思熟虑。姚监复曾是赵紫阳领导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官员，也花了数周时间阅读我手稿中有关经济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