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此这项工作十分紧迫。周恩来在6月1日刚动过癌症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无法每天正常工作,他飞往长沙时乘坐的飞机就像个小型医院,并有医生陪同。1毛泽东则患有心脏病和葛雷克氏症,他的视力也严重衰退,说话含混不清。不过,两位领导人虽然重病缠身,但头脑都还清楚。他们两人虽有分歧,但也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选定继承他们毕生事业的领导人。
当时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是年仅39岁的王洪文,他也来到长沙参加他们的讨论。虽然没有正式的规定,但如果他们选定的人表现不错,就可以在毛周之后继续主政。他们所决定的党内职务的人选,将由定于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正式批准,政府职务的人选则要由随后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每天开会时间过长,因此3个人的会议持续了5天,以便留出充足的休息时间。他们从12月23日到27日每天都开会,只有26日除外,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和周单独会面。
为了给长沙的会面做准备,周恩来花了几周时间征求政府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筛选出一个他们认为最适合担任高层职位的人员名单。他和手下人员对建议的人选名单三易其稿,同时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在周恩来去长沙几天以前定稿已送交毛泽东,作为他们商讨的基础。
毛泽东尽管年老体弱,仍然握有左右国家命运的大权,他在1974年12月摆在头一位的工作是安定团结。与周恩来见面时,他表示仍要致力于继续革命,但事实上已批准了周恩来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们认为最有能力领导政府和管理经济的人选。毛泽东支持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使经济得到有序发展的高层干部,这使周恩来大受鼓舞,他回到北京时已是精疲力竭,但也很宽慰。
毛周的接班计划,1974年12月
毛周二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内定王洪文继续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他们也同意把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给邓小平。6月1日周恩来动手术,邓小平接手周恩来的工作干得不错,因此毛泽东宣布支持让邓小平在10月份担任第一副总理,他将在全国人大得到正式任命。除了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邓小平还将被提拔担任党和军队的要职。
王洪文和邓小平将正式接过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但事实上仍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下手,他们在去世之前会一直保留主席和总理的头衔,王洪文和邓小平要继续接受这两位老资格领导人的指示,毛泽东保留着他的权力,只要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他随时能撤换他们。
因此,1975年1月5日的中央1号文件仍把毛泽东列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被确认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实于毛本人的路线。邓小平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
凡是了解王洪文和邓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没有多少担任要职的经验,他的权力事实上要比邓小平小得多。邓小平当过十年党的总书记,一直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运用权力上从不含糊。但是,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传工作交给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那么无论邓小平可能有何种偏离毛泽东路线的倾向(例如像他在1960年代初的表现那样)都会受到控制。毛泽东虽然批评江青好走极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传路线上十分坚定,完全可以放心。2此外,江青手下的激进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掌管着党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另一个激进派张春桥掌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3周恩来的谢幕,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这是自1965年1月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仍在长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黄肌瘦的周恩来,在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中,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在幕后主持起草了周恩来的报告。为了不使周恩来过度疲劳,他叮嘱起草人讲稿不要超过5000字,篇幅远小于正常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深知毛泽东依然大权在握,因此报告中有很多毛的“文革”语言。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文革”及其模范典型大寨和大庆。当他念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广泛、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想必会让代表们感到特别心酸,因为周恩来本人正是那场运动的主要批判目标之一。4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还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瞻望未来,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结束,国家能够最终致力于周恩来在11年前首次宣布、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5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上,周恩来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样的会,我不可能常来参加,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其实,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1975年2月,权力才被稳固地移交给邓小平,使他能够全面负起责任。邓小平很敬重周恩来,常去医院看望他。他以恰当的谦虚态度解释说,由于总理有病,他才协助总理工作。6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负责人。
整顿党的领导班子
邓小平在1975年面对的难题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拨乱反正,使中国走上发展的正轨。因此,他不断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唱赞歌,避免批评“文革”。1975年初,他颇具创意地把毛的几句话联系在一起,来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7第一条“反修防修”的说法是再次向毛泽东公开保证他绝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这也是使苦药更容易下咽的糖衣。他接着便强调毛泽东支持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使毛泽东也难以反对他采取那些颇为激烈的措施,他要通过这些措施使倦怠于“文革”极端做法的中国恢复安定,重新焕发活力。
勇士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掩护,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着手带领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他面对的问题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国家内战之后的领导人一样,他必须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同时,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计划一团混乱,统计报告皆不可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活人口,更不用说种植棉麻等工业作物。运输系统陷入崩溃,一地物资无法运往另一地的工厂。军队因为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承担管理全国地方工作单位的无限责任而超负荷运行,荒废了训练,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简而言之,中国对军事冲突毫无准备。另外因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整整十年基本上没有培养任何技术专家。因此,邓小平在领导四化工作时,缺少训练有素的必要人才。
自1941年以来,毛泽东就用“整风“运动来实现党的团结。
在漫长的调查期间,要求受害者为自己的忠实做出详细的辩护,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通过”整风“形成的纪律对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从1957年开始的历次严酷的”整风“,也让很多过去忠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疏远了党。
1975年,邓小平把他为加强团结而开展的工作称为”整顿“,这在过去一直是中共军队里的一种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也曾用过这个词来表示与邓小平相似的主张。军队的”整顿“是指一场战斗或战役过后,对各单位剩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以便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整编的关键工作是为各单位确定新的领导班子,以取代受伤或死亡的人员。在整顿中要对以往战斗中的错误提出批评,但重点是恢复补给和重建领导班子,使之能够迎接下一场战斗。
在1975年进行整顿时,很难阻止下面的干部重施故伎,用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学会的方式进行更恶劣的迫害,尤其当他们有机会向过去迫害过自己亲友的人算账时。邓小平要结束过去25年来政治运动中的冤冤相报,他不断表示,目的不是算旧账,而是要通过整顿为迎接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1975年邓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全国各级单位选出领导班子。他这项工作在1975年10月以前一直能够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过去的革命造反派,让在”文革“初期挨过整的更有经验的干部取代他们。在1974年底和1975年,毛泽东支持为600多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平反。
邓小平着眼于长远,在1975年底也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准选拔新干部。这在当时必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邓小平在1975年接手的体制是一个烂摊子,很多能干的干部没有任何学习机会。他们经历各异,标准统一的考试派不上用场。要到十年以后,大专院校才能提供足够的毕业生,使学历能够作为选拔领导班子的标准,甚至应用于中层单位干部的选拔。事实上,政府在很多年里只能依靠个人评价去选拔干部。
此外,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分裂,选拔领导班子必然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过程。为了使体制变得更加精英化,邓小平只能先从最上层做起,让可靠的老干部去选拔领导班子,然后再层层选拔,直到最基层。邓小平的整顿首先从军队抓起。8整顿军队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后,便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他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1975年1月25日,他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召集总参谋部团级以上干部开了一个会。前政委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军队的问题。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他说,最上层的纪律涣散导致了派系林立。部队干部在”文革“时期有权管理平民,这使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很多人利用这种权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于享乐,给朋友送高级礼品。上级干部作风懒散,对下面的问题不闻不问,执行命令拖泥带水,不愿意承担有危险的任务。9结果是尽管军队规模庞大,保卫国家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很多部队单位成了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就像抗战时期各占山头的游击队一样。10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将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命令继续搞派性的人。他说:“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确地说,这种警告也针对最高级别的人。他发下誓言:“无论牵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我们是人民军队,我们的任务是打仗。”11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活动,但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们以往参加过这些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做什么。无论过去打过什么派仗,只要愿意与新领导人一起工作,都会受到欢迎。
邓小平和叶帅很幸运,他们为恢复军队纪律和朴素作风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11名成员中大部分成员的坚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