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的常委会1975年2月5日才正式恢复，承担着领导军队日常工作的职责。常委中的激进派在数量上完全被邓小平和叶帅的支持者所压倒。
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两位领导人陆续使25000名前军队干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岗位，邓小平说，他们是在林彪时代受到了诬陷。他指示说，要让受到诬陷的人回来工作，有病的要给看病。他说，清查工作要尽快进行，但不必公开。12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邓小平已经在明确思考军队现代化的问题。1975年1月14日，即上任刚过一周，他就指示部下着手制定改进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13规划内容包括修理和改造旧装备，以及生产缺失的零部件，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严重忽视的工作；还要研发导弹和其他现代装备。14像毛泽东一样，只要一提到美国撤出越南后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邓小平就会动怒。他担心美国政府失去民意支持，不再愿意坚定地对抗苏联。他也担心1974年8月取代尼克松的福特总统缺少尼克松对战略问题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克松那样随时准备对苏联的任何新威胁做出妥善的反应。因为美国如果不向苏联施压，苏联在亚洲就可以随意进行扩张，它已经在中苏边境部署了100万军队。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毛泽东不必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那样在跟美国打交道时示弱。1974年4月和11月邓会见基辛格时，不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苏联的侵略行动，还不断讽刺他在对付苏联的攻势时缩手缩脚。15事实上，邓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官员，特别是中国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每次见到美国人都要批评他们对苏联的立场不够坚定。
在1975年，占用邓小平最多精力的军队问题是裁员。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现役军人超过600万，比1966年多了20%。16中国需要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军队高层干部进行裁减，培养了解现代技术的新一代领导人。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但是邓小平也知道，如果战争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军。毛泽东说过战争不可避免，邓小平并没有挑战这个观点，但是他确实说过，中国能在未来若干年里减少战争的危险。
军队的任何问题都不像裁军那样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一个领导人假如没有邓小平在部队里的地位和强硬作风，就会知道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复员军人回到地方后找不到工作。当时还没有新的市场机会，政府财力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团糟，造成大批转业老兵抗议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
邓小平裁军工作的要点是制订新的编制表，然后把需要裁减的名额分配到全军各个单位。早在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就在总参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上宣布，要制订出规定各单位人数的新编制表。17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空军和海军不会减少员额，但是陆军要裁员。此外，技术专业的岗位也不会减少。有些地方的军队人数要大幅减少，但是像新疆一类敏感地区，军队编制还要增加。18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由各单位负责实施具体的裁军工作，确定哪些人要保留，哪些人要裁撤。19就像他一向处理有争议的问题那样，邓小平不但下达指示，而且说明他的理由。他解释说，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这个理由。
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人找工作的努力。尽量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20政府干部被要求负责在当地为老兵安排工作。
邓小平利用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这个大会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4年——为裁军计划寻求支持。一些军官为避免削减自己单位的人员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计划并未发生多大改变。21会议确定了3年内减少兵员160万的目标，其中包括大约60万名军官。22新的编制表一完成，军队立刻开始选拔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为新领导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调，他说，新当选的干部要能够运用新技术改进常规装备和先进武器，能够通过科学分析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训练和学习，以便提高干部素质，帮助他们制定适应未来条件的战略。需要有关心部队、能够改进军民关系的政治干部。23中国的武器已经严重落伍，财力又十分有限，因此邓小平要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军委扩大会刚一结束，来自400多家国防工业大厂的领导干部就在7月20日到8月4日召开会议，根据提高技术水平的新工作重点对他们的工作责任进行评估。24军委扩大会召开几周后，宣布了中央军委的新成员。毛依然允许激进派控制宣传工作。“四人帮”中最老练的张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
邓小平及其盟友有效地抑制着激进派。在军委扩大会上，级别最高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没有公开发言。“四人帮”试图控制人事任命权，把他们以后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人事档案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张春桥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因此控制着宣传，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他们决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25邓小平也恢复了部队的培训计划。1966年之前的101所军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数都被关闭。有些院校破败不堪，无法重新开学。但是也有一些院校虽然不再教学，但教员仍住在校园里。还能教学的有经验的教员又被请了出来，让他们修订教材，重登讲台。
与学校相比，大多数高级军事技术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护（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于国防科工委的保护之下）。但是，由于既没有大学的支持和新毕业生的输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机构提供的相关支持和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中国的军事技术已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研究机构需要重整旗鼓，叶帅在1975年劝说已退休的张爱萍重新出马帮助他工作，在组织军事科研方面，张爱萍是最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
有两个研究和开发机构闹派性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个是主要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二机部，另一个是研究弹道导弹的七机部。在1974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3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批评这两个部的领导很容易得到政治上的拥护，但是对激进派的支持并没有消失。26“四人帮”的追随者在其中一个部下面的一个工厂中仍很活跃，他们贴出了声讨张爱萍只抓生产的大字报。
5月19日，邓小平在访法回国后的次日参加了负责军工技术的领导干部聂荣臻（他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志之一）在七机部召开的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十分强硬，他说，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领导人必须在6月30日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月1日之后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对他们不客气：一定严加惩处。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邓小平和叶帅监督着这两个问题严重的部门进行整顿，仍然闹派性的人被开除，建立了组织科研工作的新领导班子。27从1975年第四季度到1976年，作为裁军工作的一部分，编制表中正式取消了46.4万个岗位。当然，有些人想方设法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但叶帅和邓小平已经尽其所能落实了他们的裁军计划，新的领导班子也已选出，待时机到来便能在他们的部门和队伍应用现代科技。28总之，在1975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1975年，很多因为不能完成生产指标而受到批评的工厂都抱怨它们的物资供应不足。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
中国在1970年代中期还没有现代高速公路系统，货运基本依靠铁路。因此当邓小平致力于改善运输时，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江苏北部的城市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会点。在1975年3月之前，徐州铁路局已经有21个月没有完成装货和发车指标。自1967年1月起，那里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几乎从未间断。
1975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自1966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29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年2月3日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2月8日才得以成行。30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长。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长。万里在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建设项目时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31“万里”这个姓名的意思是“一万里”，所以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真是日行万里啊”！因此，当1974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开会时，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对万里的任命。
1975年1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32他让这位新铁道部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10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几周后的2月6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粗鲁莽撞、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将军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说，徐州很多干部担心口头指示可能很快有变，因此他请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弹压控制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
为了响应邓小平发出的制定文件解决铁路难题的号召，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2月25日到3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他们希望当年第二季度就能让铁路货运恢复通畅。33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9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34这份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的问题，概要说明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北京领导层完全支持万里在徐州的工作。
9号文件把全部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当时，位于江苏西北角的徐州铁路枢纽靠近山东、安徽和河南边界，管理权涉及所有这4个省的干部，他们分管着从治安到铁路管理与维护的不同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