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号文件还规定，必须消除派性，铁道部的干部要对发生的任何事故负责。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动者、停工者和毁坏财物者）一经发现，要立刻予以惩处。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宣布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的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35邓小平在省委书记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坚决的态度，采用的方式又让毛泽东很难反对，尽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语录说，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旦发生战争，交通运输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现在它运转不良。有些领导人担心，过于重视经济，会像“文革”期间那样继续挨批；为了让他们放心，邓小平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明确表示，毛主席现在支持抓经济。“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36由于把铁路作为地方整顿的典型，邓小平亲自讲到全国铁路问题的细节。他说，全国铁路的日装载能力估计为55000个车皮，但现在只能装40000多个车皮。“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与此相比，1964年只有88起）纪律很差，规章制度得不到执行。例如，“火车司机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时间不能喝酒的规定也得不到严格遵守。“对这些人不及时处理（打击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坏分子）？等到哪一年呀？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对于那些闹过派性但已改正错误的人，邓小平说，“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同时，“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他又用更加积极的语气说，“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37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为了贯彻邓小平的计划，万里在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就召开了铁道部全体驻京单位大会，向与会者传达了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要点。第二天又召开了全国铁路系统电话会议，向地方干部说明9号文件和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意义。王震在电话中说，他将从铁道部向问题严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组。干部们都知道王震将军的工作组中会有军队，他们在必要时会动用武力。38自土改以来，由上级派工作组一直就是保证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基本手段。
万里整治铁路运输不畅的工作有全国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撑腰，他于3月9日率领北京的工作组会见了江苏省和徐州市的党政领导。39他到达的当天就宣布，根据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逮捕令，对4天前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徐州铁路分局局长顾炳华予以逮捕。40万里知道，不把顾炳华抓起来，有些干部还是不敢带头对他进行批判。他还明白，很多人就像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仍然心有余悸，担心被打成右派。老练的革命领导人万里知道，为了让人们放心地批判顾炳华，需要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以此显示行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并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开谴责顾炳华。9号文件的发布起着关键作用，表明他的镇压措施不只是一个不久就会调离的领导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全力支持。
万里到达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铁路分局职工和家属万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传达了9号文件的内容，敦促他们在3月底前让铁路局成为促进交通运输顺利运行的模范。次日，万里等人又在徐州体育馆召开的徐州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传达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重申毛主席对“安定团结”的号召。在另一次群众大会——这次是机务段的职工大会——上讲话之后，他们的领导做出了让货运畅通的保证。41顾炳华被捕后，他的同伙继续负隅顽抗，直到最后锒铛入狱。和其他派下去处理类似情况的工作组一样，万里和北京的工作组把那些带头捣乱、必须逮捕或至少撤职的人与通过“教育”仍能和新领导班子合作的干部区分开来。他们对基层领导说，要解散派系，承认错误；很多人听从后得到了留用。在随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表态不再加入派别，要保证货运畅通。42为了加强对新的领导路线的支持，使当地的人们不计前嫌，也为了向当地群众保证激进派的追随者不会卷土重来，工作组宣布为徐州地区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约6000人平反，在押人员予以释放。对派系斗争中遇害者的亲属道了歉，对幸存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43为过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44为了让铁路工人完成指标，万里鼓励当地领导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在接见新选出的领导班子之后，万里和工作组一起离开了徐州，距他们到达时只不过12天。他们让当地领导班子接手工作并向上级汇报。到3月底时，徐州平均每天办理的车皮数从3800个增加到7700个，日均装载量翻了一番，从700个车皮增加到1400个。45中共领导人在全国推行新方案时，经常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3月底，负责整顿的干部从徐州转道南京和江苏等地方的铁路枢纽。46邓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问题严重的铁路枢纽，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听说太原有个党委副书记阻挠当地铁路运输畅通，便指示迅速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在月底以前要把这个副书记调离，如果他在上面有后台，也要一并调离。47万里继续奔波于有问题的铁路部门，随后又视察了所有的货车制造厂——洛阳、太原、成都和柳州——以保证铁路设备的及时供应。4月24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南京时，万里赶到南京向他汇报了整顿铁路取得的进展。48对于铁路的其他老大难单位，万里采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会议听取有关当地情况的汇报，宣传9号文件，重申毛泽东对“安定团结”的重视，召开群众大会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时还会搬出军队作为后盾。经过选拔，新的领导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换的领导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从6月30日到7月7日，万里在北京主持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9号文件下发几个月以来整顿铁路的经验。这几个月的变化显然是一项很大的成就。据万里的报告，全国二季度的货运量比一季度提高了19.8%，客车利用率提高了18.4%。49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把徐州的经验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
徐州的整顿大获成功后，邓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其他地方的整顿。他在3月25日让万里汇报徐州的进展，但不是向铁路干部，而是向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邓小平在这种汇报会上一般不说话，但这一次他却表现得很急切，数次打断万里做一些补充说明。
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在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3%。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就像在徐州一样，他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3个月，万里就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6月2日中央发布12号文件，它实际上是在9号文件的基础上通报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苏其他地区取得的进展。邓小平赞扬这个报告说，江苏的经验也可以用于指导其他地方的工作。50于是改革又从江苏推向浙江。尽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负隅顽抗，问题特别棘手，但是到7月17日就基本得到了解决。根据浙江的经验出台的16号文件，使这一经验又成了其他各省开展整顿的样板。51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中国的基本能源供应是煤炭，房屋取暖、发电厂和工厂都离不开煤。运输是关键：煤炭运输大约占到铁路总运量的40%。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运输拖后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积在矿区附近，使煤炭生产失去了动力。
铁路运输的难题在1975年夏天已开始得到克服，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煤炭生产。实际上，9号文件出台后，邓小平就给煤炭部长徐今强打气，让他利用运输条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产。1975年春天，徐今强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徐今强对派性发起打击，首先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煤矿所供应的煤炭数量占华东地区的40%，对这些省份钢铁厂的煤炭供应至关重要。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大为改观：1975年二季度的煤炭生产迅速增加，上半年结束时煤炭运输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5.5%。52在这个时期，化肥、轻工产品和电力的生产也有所改善，但是钢铁生产仍然停滞不前。钢产量在1973年达到2530万吨的峰值后，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1974年降至2110万吨。1975年初确定的当年生产指标是2600万吨。53在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万里报告了如何把徐州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之后，邓小平说，”现在解决钢铁问题是头等大事“。54在当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副总理余秋里直言不讳地说，”搞了26年，花了五六百亿投资，职工300万人，只搞2000万吨钢“。他说，为了增加钢产量，必须做到：（1）保证煤炭的长期供应，要专列直达，定点供应，必要的重油和电力供应也要得到保障；（2）发动群众，要让懂技术的管理人员担任负责人；（3）克服薄弱环节，特别是鞍钢、武钢、包钢和太钢四大钢铁厂。不干工作的要免职，”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555月初，李先念副总理把12家大型钢铁厂和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召集到一起，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56未完成指标的钢铁厂的领导要向一群严厉的与会者解释为何没有完成指标——他们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批的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他们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复，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
5月21日，邓小平结束为期一周的访法之行回国3天后，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57邓小平不能公开谈论让很多干部担心的事——毛泽东有可能改变想法，在”四人帮“的怂恿下再次打击那些注重抓经济的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曾在1975年3月和4月分别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经验主义“，这是指只重视经济生产，忽视意识形态的做法。邓小平当时心中明白却不宜公开说明的是，毛泽东曾在4月18日让他放心，并就姚文元4月23日的文章写下批示，进一步表明他现在反对批判经验主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