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

◎马廷秀等

马鸿逵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的宁夏省政府主席，宁夏一切行政、人事大权不容他人插手，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其他各省从不旁落的司法、民政、教育、党务、税收等重要部门的权力，在宁夏均由马鸿逵独揽。从马鸿逵投靠蒋介石的历史来看，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矛盾冲突也不少，举其大者如下。

争夺武力和地盘

马鸿逵自1929年联合韩复榘、石友三反冯拥蒋以来，盘踞徐州，虎视中原，大有左右时局之势。其父马福祥为蒋介石的座上客，由青岛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调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而马鸿逵却一直没有地盘，调驻泰安后，更是牢骚满腹。

1930年，国民党中央以马福祥父子叔侄颇可依赖，有意让马鸿逵回甘肃任主席。马福祥深知其子性情暴躁，不堪胜任，坚决不同意，而荐其侄马鸿宾。后来，兰州发生“雷马事变”，马鸿宾被迫离甘。马鸿逵便通电指责马文车，并密令驻许昌、洛阳、郑州的部队注意搜捕。这样虚张声势，无非是想“弟继兄位”，回甘主政。

当国民党中央政府先调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随后也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而马嫌宁夏地盘小，自以为“屈才”，一直不肯到任。

1931年，“雷马事变”发生后，马氏父子叔侄在西北究竟有多大势力，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有估计，便派杨虎城部孙蔚如率部入甘。为了缓和马福祥与杨虎城之间的冲突，任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对马鸿逵又是一次打击。

蒋介石在此事发生前后，有意以马鸿逵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既可以慰马氏失掉甘肃地盘之抑郁，又可以利用马部参加“围剿”豫鄂皖边区的红军，遂将马鸿逵部调驻许昌、漯河等地。马也欣然去豫。后来，时局转折，蒋介石主意中变，不但不发表马的新职，反以刘峙为指挥官，压迫马部进驻信阳，积极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

马鸿逵感到处境窘困，适值马福祥在北京病故，马即借奔丧，托故长期不返部队。蒋即调马鸿逵离开驻豫部队，去宁夏履主席之职，所遗三十五师师长缺，调马鸿宾接充，只准马鸿逵以十一军军长率直属部队去宁夏。这是蒋介石看中马的部队还有一点作战能力，而马鸿逵也乐得离开前方，连夜选拔精壮士兵、优良武器，率领约1.2万人进入宁夏。

1948年榆林之战，马鸿逵强调宁夏地方10个保安团约2万人，没吃过“中央”一颗粮，没领过“中央”一文钱，要他们出兵陕北榆林与解放军打仗，士兵们不干。蒋介石一催再催，马则一拖再拖。后来，蒋介石严令责问：“榆林有失，唯尔父子是问！”马才被迫出兵。

马步芳和马鸿逵在联合抗拒解放大军的战斗中，马鸿逵仍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为交换条件，坚持“甘肃主席”到手才肯出兵。

争夺司法权

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独立制度表示不满。马的财政厅长梁敬 因是“四大家族”中孔祥熙的一员健将，对马不够恭顺，凡事强调“部令”，马颇不满。梁又自己活动，调任了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此事，马更不痛快，又怕梁敬 抓他的辫子，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检举。于是，马暗示省政府审核处（马的军需处长赵文府兼任处长），严格挑剔梁敬 的财政厅交代手续，吹毛求疵，使梁、赵在马面前争吵数次，迫使梁在宁夏呆不下去。后来，孔祥熙将梁调任甘肃省财政厅长。

这样，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放弃宁夏的司法阵地，着马保荐继任人选。马便保荐了苏连元充当宁夏高等法院院长。从此，马鸿逵便统一掌管了宁夏的党、政、军、法全部权力。

争夺教育行政权

国民党各省的教育厅，是由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弟兄把持的一个阵地。宁夏教育厅长葛武棨，因受不了马鸿逵的排挤，去北京半年不回来，马鸿逵屡电蒋介石说：“我的教育厅长失踪了。”蒋命教育部长陈立夫立即电马道歉，调回葛武棨，以童耀华接替。童亦属CC派，任厅长后，恃宠放肆，财务上露了马脚，给马以攻击口实，被迫辞职。国民党中央政府煞费苦心，又物色了一位回民“学者”时子周。时是国民党天津地方特务、华北CC派，到宁夏后，自恃腰杆子硬，对马的一切作风颇不顺从，并拒收马鸿逵所给200两大烟土，更引起马的不满。有一次马鸿逵要用皮鞭打儿子，全体军政界头目跪倒一院子求情，时子周独昂然站立，于是马鸿逵终于寻隙把他赶走。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派来骆美奂、王星舟等，都因受不了马鸿逵的排斥，托故离去。最后，教育部调来杨德翘。杨夸口能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款修建宁夏中学和师范学校。马听说能要钱，即派工兵把两所学校拆倒了。结果，杨一文钱也没有要到手，因此不久又被马赶走。

最终，国民党中央政府对马鸿逵只好让步，由马保荐杨作荣先行代理，以后正式任命。从此，宁夏教育行政权亦被马鸿逵把持。

争夺宁夏省党部

CC派与宁夏省党部和马鸿逵的冲突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远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前，CC分子沈德仁即任宁夏国民党部特派员，他和代理主席马鸿宾关系颇好。沈德仁利用二马兄弟之间的矛盾，假借地方团体名义，致电中央反对马鸿逵任宁夏主席，拥护马鸿宾。因此，1932年冬，马鸿逵来宁夏消息传出后，沈德仁当即由兰州逃走。

1933年，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以马鸿逵为主任委员，王含章、张天吾、杨作荣等为委员，陈克中为秘书。王含章是宁夏大地主，自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兼“肃反”专员后，气焰更为嚣张。张天吾久在西安教书，从未到职。杨作荣由甘肃省党部整理委员调宁夏。陈克中（军统特务）随马同来，马并不知道他也是CC分子。1934年，宁夏地方发生了“拒孙（殿英）战役”，陈克中、王含章等均托故离开了宁夏，只有杨作荣一人未走，还每天早晚上马公馆侍候。由于杨大献殷勤，建议发几通无关痛痒的电报，以表示对战事的关切，博得马鸿逵的欢心。战争结束后，陈克中回到宁夏，看见马、杨关系较前更好，遂捏辞向陈立夫密电说“马、杨关系颇恶”，陈即将杨作荣调离。马鸿逵极为不满，大骂陈立夫，发誓不进省党部的门。

以后国民党中央又接连派来了王崇熙、王广来两个CC分子，都被马寻隙挤跑。从此，CC再未派人，由马保荐了他的僚属叶森、周百鍠分任委员、书记长。后来，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先后又派来了马济霖、王仙槎两人，极力接近马鸿逵，想在宁夏替朱打个楔子。但马鸿逵有个老主意：“家鸡打不飞，野鸡养不恋。”无论王、马怎样随和恭顺，始终得不到马鸿逵的信任。在各次“党代表”及“国大代表”选举中，都由马事先指定候选人，王仙槎等无从插手。

与军统特务的冲突

抗日战争开始后，军统特务机关在宁夏省城及吴忠堡等地设立了“缉私处”，组织规模相当庞大，马鸿逵派了省政府工作人员全寄蛰等参加。后来马觉得这个机关留在宁夏对他不利，便千方百计阻挠，使其无法活动。例如粮食供应、电台设立、人员户口登记，处处使特务机关无法保持其秘密性质。马鸿逵还命令他的电台经常监视，看省城各地方是否有人向外发电报。“缉私处”设在宁夏省城东门附近时，马鸿逵的便衣侦探包围了该地，谁也不敢走近。

1943年秋天，有一夜，忽然有人持马继德名片敲绥远奸商曹三爷（曹瑞）的门，曹开门问谁，被特务连发两枪击毙。事后，马鸿逵警宪检查现场，发现子弹不是宁夏部队所用的，就怀疑是军统特务所为。一次，军统特务爪牙们在内部酒醉争功，有人说：“曹三爷是我干掉的。”这话被马鸿逵派去的人听到了，马于是对军统特务更为憎恶。

原来，绥远沦陷于日寇后，奸商和汉奸潜入宁夏者不少，与马鸿逵均有来往。奸商曹瑞被杀后，马鸿逵认为对他的威胁太大，遂与军统特务裂痕更深。有一次，宁夏稽查处在城门口查获一个被军统利用携带电台的人，立即枪毙了。从此，军统机关在宁夏不敢公开活动，完全隐蔽起来。

争夺纸币发行权

此事对马鸿逵事关重要。当时，由于宁夏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法币一并流通市面，所以马鸿逵极力争夺货币发行权，排斥和控制国民党中央银行在宁夏的活动。国民党中央银行初次接洽在宁夏设行，马鸿逵便坚决反对。

从1938年起，马改组了省银行，另以法币150万元（后扩充为400万元）为资本开设了宁夏银行，才允许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等在宁夏开业。但对中央银行一再施加压力，交换条件为：不准自设电台，收发报要先经马看，部队薪饷不等拨发命令，随时支提，黄金兑换由马支配等。

争夺邮电检查权

1943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杨福全带领人员，到宁夏接洽成立邮电检查所。马鸿逵认为这又是军统特务机构，不准成立。双方坚持，成了僵局。杨福全带了十几个人，有上校、中校，每月由重庆汇发工资，但工作并未开展。

到1943年底，重庆派来一个军委会检查处主任夏某，与马鸿逵商量解决此问题。马提出：“要设邮检所得由我保荐人，你们派人我不答应。”军委会只好答应马的条件，但所保荐人员必须去重庆受训。当时，马保荐的第一批人员是李树楠、黎杰、陶士俊等5人。后马即派李树楠为宁夏邮检所所长，杨福全带来的人员只留下了十几个尉官，其余骨干分子随杨回重庆去了。从此，国民党军委会在宁夏的邮检工作人员及其人事权，均由马鸿逵控制。

觊觎新疆、蒙古

1930年，马仲英到南京，蒋介石将其安插于中央军校。马福祥虑其一旦风云际会，于己不利，故请准蒋介石将马仲英派往马鸿逵部任总参议。时马仲英年仅19岁，日与马部之张雅韶、吴应祺等接近，并扬言：“此处不是藏龙卧虎之地。”马鸿逵亦常对部下说：“小心啊！这尕娃可胡做哩。”

1930年夏，新旧军阀中原混战方酣，马仲英乘机重返甘肃，进入新疆。当马仲英第二次入新前，马鸿逵派庞淦泉等数人送去一架电台，以便和马仲英互通音讯。后电台被马步芳部韩起功扣留，马步芳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电马鸿逵查询，马复电说：“有这件事。我送电台，第一，劝他勿为奸党所迷，走入歧途；第二，劝他不要划分回汉，互相残杀。”云云，承认支持马仲英入新是实。

蒙族两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于1929年分省时，虽已划归宁夏省管辖，而国民党行政院并未颁布正式命令，且另设“扎萨克”管理蒙民。

马鸿逵到宁夏后，向蒙旗发展，第一步，是以达理扎雅和图布森巴扎尔两旗王爷（以下简称达王、图王）为省政府委员。图王远处二里子河，全旗不到3000人，每年派人来送马匹、狐皮等物，表示服从。达王并不就范。马借口抗日，炮轰定远营，将阿拉善旗置于属下。第二步，是在伊盟事件（内蒙伊克昭盟于1942年沙克都尔扎布盟长与伊蒙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发生冲突）中，趁协同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负责调停的机会，镇压蒙民，促使事态更为紧张。

伊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令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负责解决，而朱绍良又令陕西胡宗南、绥远傅作义、宁夏马鸿逵，各派代表就近调停。当时，马鸿逵派赵牧为代表，先到达阿拉庙，并由章文轩派员往来说项。继与胡宗南的代表钟山、傅作义的代表王任之经过半年多时间，几十次书信往来进行调解，沙盟长始有回旗之意。最后提出：“如果陈长捷不惩办，军队不调走，誓不回旗。”结果国民党政府将陈长捷撤职查办，军队全部调出蒙旗，沙盟才动身返回。但行至阿拉庙以东又迟迟不前，经多次会谈劝慰，直等到马鸿逵的部队撤走，才回到阿拉庙。

伊盟事件结束后，马鸿逵以鄂托克旗靠近宁夏，且盐、碱、皮、毛产量丰富，即以鄂旗保卫者自居，向该旗扩展。对当时鄂旗王爷杨某、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副司令奇峻峰、参谋长韩欲如、团长奇某等，不断派人联络送礼，并欢迎他们来宁夏游玩、购买物品。从此，这一伙人经常出入于宁夏省城，而马均以贵宾迎接，大事招待。

马初从冰碱入手，与王府订立合同，并派总参议马培清在石嘴山成立精碱公司，大量运输冰碱，北至包绥，南至平凉销售，获利颇多。继而收购皮毛，统制甘草，鄂旗遂成为马鸿逵的敛财之地。

垂涎海固与三边

马鸿宾所率八十一军驻宁夏时，因与其堂弟马鸿逵矛盾重重，部队粮秣给养经常受马鸿逵的刁难，马鸿宾不断向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诉苦。1940年，因粮秣问题双方冲突更剧，几致决裂，官司打到兰州。朱绍良为缓和冲突，调马鸿宾部队就食甘肃省的海原、固原。而马鸿逵认为海、固毗连宁夏，可借此向甘肃插足。于是，一再扬言：“中央有意扩大宁夏省区，海固回汉问题复杂，所以调马鸿宾的部队先开过去。”

马鸿逵当时打算派个以回族阿訇为中心的代表团，借慰劳马鸿宾为名，联络西海固等县群众，先在回族群众中打个基础，并向蒋介石密电条陈重划省界意见，索要西、海、固。不久，马鸿宾部调驻合水、环县，他对海固的垂涎，遂成泡影。

马鸿逵进犯三边的野心，已非一日。自1946年，盐池被红军解放后，马即屯军灵武，处心积虑，封锁甚严。1947年3月，马部配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侵犯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攻下定边后，马鸿逵亲赴前线，委任了定边、靖边两个县的县长、科长，组织了县政府，开始对三边进行统治。

马鸿逵回到宁夏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主张：“三边距宁夏较近，既被占据，驻防该地，粮秣补给，无不赖地方筹划，已先行派县长及佐治人员主持县事。今后为军事便利，该县政务暂以宁夏省政府就近推行。”并以同样电文通知陕西省政府。马的扩张野心，使国民党当局大哗。不久，三边又被人民解放军收复，侵吞“三边”迷梦亦被粉碎。

摘自《宁夏三马》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