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尊敬的……

——勾勒老一代院领导一二事

吴枫桐

引子

去年，校庆办的刘刚同志约我写稿，以纪念建校60周年。想来想去，我们体育大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具体地说，首先要归功于老一代的院领导。人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不能忘了他们。于是我翻看了十年前的《情系北体》，发现其中有点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除了有大家所知道的关于对钟师统院长、赵斌副院长、邓乙真副院长的回忆文章之外，而少见李树平副书记、宋君复副院长，更不见倪瑞江副书记和王任山副院长，甚至连众多人所熟悉的李东敏副书记，回忆的文字也不多。因此，我深深感到如果不写其他的老一代院领导甚为不妥，从情感上深觉对不起他们，更对不起历史，而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但是我写他们，我确实也有些顾虑，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我在党委机关是年龄最小、工龄最短、党龄也最短，长时间是行政25级的小干部，所以了解的情况肯定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片面；原因之二是我的精力和时间也有限，不可能再去采访和查找资料。总之，生怕写不好，伤害了他们，因为我十分地尊重和敬佩这些老领导，是他们引导了我，教育了我，我才有了今天。经过了几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大着胆子写，而且要真实地写，写真实。

我之所以能够敢于动笔勾勒这些老一代的院领导，是因为我于较早的1954年入校，特别是于1957年中等专业科毕业后，留校在党委宣传部所属的院刊编辑室工作。当时办公室隔壁是两位副书记（先是倪瑞江和李树平，后是李树平和李东敏），办公室内是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马良，斜对面的两个办公室分别是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耿国辉和党委办公室主任汤骏，因此受到他们教育的机会多，听到的全院方方面面的事情也多。再加上《院刊》需要报道学院的重要事件以及全面的情况，所以，我比一般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一些会议，参与一些工作，因此了解的有关人和事也稍多一些。想到此，我大着胆子，毅然决然地动笔了。

我所尊敬的钟师统院长

关于钟院长，我已有过两三篇采访他的文章发表，而且其业绩都是明摆着的，显而易见的，了解他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只说一两件一般人不太知道的事。十年前，在编辑出版钟院长的自传时，我为其书名拟为《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这就是我对钟院长的评价、敬重和推崇。20世纪50年代初，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钟院长以其革命家的胸怀、教育家的胆识，为创建我们的学校立下了汗马功劳，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我与钟院长的接触中，感觉到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大原则，态度严肃，工作严谨，而最重要的是他具有长远的眼光，具有独到见解。他在众多干部的心目当中，有威望，甚至是有威严。学院的院刊需要报道学院领导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以我作为工作人员，有机会参加学院的许多重要的会议。当时在开会前，中层干部们（多数是离休的老干部）几天没见，经常是交头接耳，七嘴八舌，在交谈和议论一些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钟院长进入会场，不需人提醒，大家便会自觉地安静下来。在钟院长讲话时，干部们都是聚精会神，洗耳恭听，并做记录。但是有一位却往往说不上是闭目养神呢，还是缺觉打盹，他就是爱说爱写爱出点子，经常是讲个一二三，凑个四六句，略显文采的展勤同志（行政15级、处级干部，曾在筹备处、院办、教务处、运动系、运动部等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此时目光敏锐的钟院长，早已发现了展勤的状态，便把自己讲话的调门提高了两度，但是仍不见展勤有任何反应，于是便毫不客气地当众点名：“展勤！”霎时，展勤不知是从养神还是打盹中，一下就睁大了眼睛，立即应声。钟院长严肃地问他：“你说说，我刚才讲的什么？”展勤也真有两把刷子，居然是边思索边回答，断断续续，常常是能应对出个八九不离十。当然有时他确实是睡着了，被问得一时哑口无言，于是在座的干部们都笑他胡蒙。由此可见钟院长的威严及其作风之一斑。

还有一件直接关系到我工作调动的事。1978年秋，学院进行了一次干部工作的调动（原因现在还不便细说，但当时的人都心知肚明）。当时，能够“通天”的好友赵玉亭告诉我：你将从党委宣传组调到学报编辑部。当时我一听，顿觉五雷轰顶，头都炸了！因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领导和众人的心目中普遍认为，进入党委机关（还有人事部门）工作的人都是受到领导十分信任的人，自己也自觉是十分荣幸的人。如果调离党委机关，如果不是提升职务，那肯定是有了问题。可是，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没犯什么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写过什么“造反”的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造反”的行动，就连十分热闹的“揪刘火线”都没去过。因为，我在党委机关11年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老干部们对我的教育中，深深地意识到我是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政工干部，如果参加了什么活动，写过什么文章，最后肯定“秋后”找我“算账”。我反复地想我的问题或是我的不足，也就是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没干过反对领导的事。所以，我如果从党委宣传组副组长的位置上平调到学报编辑部去当副主任，我觉得很委屈，也很不服气。于是我到组织部找耿国辉部长，坦然地汇报了我的思想，并大胆地提出了我的希望（也是要求）到学报要担任正职。耿国辉同志很痛快，当时表示她没意见，但是须向钟院长汇报。既然如此，我便找到了钟院长的爱人高志英——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有什么事情都向她汇报。我请她转告钟院长，能够抽空接见了我，我要当面向他汇报。很快，钟院长在百忙之中接见我。听完我的汇报和希望，他这位行政7级的高级干部对我这个行政23级的小干部很耐心。他和蔼地对我说：要调崔运玺同志到宣传组任正职，王顺兰和我只能留其一，而我比王资历浅、级别低；而且当时学报即将复刊，需要懂行的人。他一再强调学报的重要性，说学报是门面，是学校的窗口，很需要我去，所以此次调动是很正常的。要求我到新岗位要安心工作，发挥特长。最后，钟院长很明确地回应了我对任职的希望和要求。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觉到了钟院长对我的关怀和理解——这恐怕不只是对我一人，内心自然是感到十分的温暖，抛开心中的委屈和顾虑，立即投身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我所尊敬的徐英超副院长

徐英超副院长是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的主任，建院后任副院长（曾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此前他任教育部体育指导处处长兼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留美的体育教育家。解放前夕，他因支持学生反对国民党而被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忠贞不屈，刚正不阿，令人敬佩！

1954年，学院新设立了中等专业科，专门为当时急需的中等学校培养体育师资。出于开拓一个新领域，特别是热爱孩子的一片童心，徐副院长愿意兼任中等专业科的主任，而且在当时中等专业科所在的南一楼西北角的房间设有他的办公室。华忻是副主任。我第一次见到徐副院长时的印象非常深刻、难忘！当时我们于8月底到校报到，第一次集合点名是在员工食堂内。可想而知，将近250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学生，又是爱好体育、爱蹦爱闹的孩子，第一次聚在一块儿那是多么新鲜、多么兴奋、多么高兴呀！说句俗话，员工食堂简直成了一个蛤蟆坑，蹦跳打闹，叫声一片！在这种氛围下，怎么能够顺利开会？徐副院长进门一看，他有绝招，他把右手指往嘴边一放，只听一声尖利的口哨划破空间，压下了一片喧哗的嘈杂之声，食堂内顿时鸦雀无声。我们都怔住了，惊奇这是从哪儿来的口哨声？往门口一看，噢，是从一位老者那里传来的，他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戴一副细边眼镜，正对着我们开怀大笑，就像是老爷爷隔日见到了他的孩子们一样。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慈祥的徐副院长他那老来少的风采。

从此，徐副院长开启了我院的中等体育教育工作。由于我们年少，特别是酷爱体育，所以运动成绩优异出众，令人刮目相看。在三年的学习期间，全院每年都召开田径运动会，中专科年年赛过研究生部、本科和专科，届届稳居总分冠军。这引起了院领导的重视，启发院领导认识到体育大学生的生源必须从少年抓起。因此，学院本来计划中专科的学生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后改为准许考取本科。中专科只办了一届（1954～1957），自1958年开始创办了预科——大预科、小预科，之后发展为运动竞技体校。这一功绩，当然要首先归功于兼任中专科主任的徐副院长。

历史是曲折的、无情的。在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的那种背景和环境下，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特别是留学于“美帝国主义”这种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未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而是在体育教育思想方面受到了批判。当然，我们现在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当时的大环境是：美英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扼制、破坏和颠覆。所以，我们只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到苏联去留学，因为当时他们是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朋友，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向苏联学习，批判美英，是历史的必然，历史要一步一步地走，历史是不可能逾越的。但是，历史总会是向着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形势转好后，徐副院长在我国青少年体育体质研究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成为新中国青少年体质研究和体育统计学科的奠基人。他十分关注我国青少年体质的状况和发展，认为这是关系到“民族强弱和国家盛衰的重大问题”。1971年，他发表了《论体育》之后，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的次年，以77岁的高龄，调查了本市的24所中学；1978年又考察了53所中学，并以北京第十九中学为试点，获取了大量的、珍贵的关于青少年体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研究，他提出了三个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方案；1979年，他在我院主持建立了体育教育研究室，带领助手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了增强青少年体质的规律，并写出了《体质考查方法的设计和验证》，开设了《体质测验和研究方法概论》的课程；1983年，徐副院长年已83岁了，老骥伏枥，还写出了《体质教育研究概论》一书。

如果说，徐副院长给我留下的深刻的、难忘的印象，第一次是他吹口哨，那么第二次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听说他以年迈之身天天奔波于几十所中学进行青少年体质调查研究，十分惊讶，由衷地敬佩和赞叹他的高尚品质和忘我精神。让我们舍身处地想一想：解放前受到国民党牢狱之痛，解放初在体育教育思想上就受到批判，而当大好形势一到，徐副院长竟然是无怨无恨地立即振作起来，拼了老命地奔波劳累于工作，这谈何容易？那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心中装着青少年！在徐副院长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到红一楼去拜访他。恰巧，正赶上他刚刚回到家。你们相信吗？他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了，而且多年来视力模糊，而他竟然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天天东奔西跑地去中学调研青少年体质，这需要有什么信念？什么精神？什么胆识？……

当时徐副院长上身穿着一件旧的白背心，下身穿的是一条旧短裤，脚踏一双旧胶鞋。他那头上的花白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贴在脑门上、脸上，一脸的汗水往下流，滴洒在地上。他的银丝眼镜片上也沾上了汗珠，本来视力就不好的他，看了我半天，也没有认出我的模样来。而是听到我报了自己的名字，才想到我是他的学生。徐副院长虽然外表老态，但是精神矍铄，十分的兴奋。他完全忘却了方才一路上精神的紧张和一身的疲劳，有一种十分自信和得意的成就感，与我坐下来侃侃而谈，话语连珠。这哪儿像是耄耋老人呀！谈起体育教育，尤其是提到了青少年，这位老爷爷返老还童了！当我现在敬佩地回忆起徐副院长，他那感人的形象，一直呈现在我的眼前，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

我所尊敬的赵斌副院长

提到赵斌，学院的人们都习惯称他为“副院长”，其实他最初的职务是副院长，后来的最高职务是“第二书记”，是行政10级正局级高干。他于1954年春调来体院之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是贺龙副总理点的将。其实，赵斌（晋绥军干校营团干部队政委）、李树平（炮兵营政委）、邓乙真（先在教导团任职，后改编为抗大七分校，任宣传科长）几位院领导，都是贺老总担任120师师长时，所属的下属干部。至于钟院长，那是更接近贺老总的老部下了。赵副院长给我的印象是，仪表堂堂，既有军人的气势，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如果用现时的话开一个玩笑，那他可谓是一位“老帅哥”了！他开朗，开明，作报告时声音宏亮，干脆利落，特别是逻辑性很强，因此师生员工们都愿意听他作报告。这无怪乎，想当年他是南京金陵大学的高材生，未毕业即跋涉延安，投奔革命。

赵副院长到体院之初，兼任研究部主任，对于培养体育理论、生理、解剖、卫生、田径、游泳、体操、足球等诸多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立下了头功。同时，他对我院的科学研究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功不可没。再进一步说，国家体委于1958年决定成立体育科学研究所，选中了他，调他出任所长。当年，由他率领中国体育科学考察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行前，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明确指出：体育科研工作十分重要，体育科研工作是开路的工作，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我们的体育科研工作尚是空白。要补空白，非补不可。此次考察可比“西天取经”，刚开始要“照搬”一点儿，但是不能搞教条主义。要学习，但不是要拜倒，而是要尽快具有自己的特点。赵所长附带的任务，要在当时留苏的学生中选拔相关人才到体育科研所工作。就这样，赵所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肩负着新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重任，为我国体育科研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十年前，为了纪念建校50周年，需要写一篇筹建体育科研所及建所初期的情况，我曾采访了赵所长，文章后来收录到了《情系北体》。当时，在采访完正题后，我不解地、冒然地问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可以在改革开放中大有作为的时候，却提出离开科研所而返回体院工作呢？他笑一笑，对过去怀着一种释怀的心情回答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科研所也形成了两派，有一派要打倒我。我恢复工作后，他们的心理肯定不踏实、不安稳，怕我给他们“穿小鞋”。在这种心态下，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出了差错，我怎么处理？我即便是出于公心处理——我肯定不会夹杂着个人的恩怨，但是他们还是可能认为我是在打击报复。有时候和有些事是难以分辨的，是难说清楚的，很难办的。所以，我不如离开曾经的是非之地，还是回到我熟悉的、眷恋着的，特别是没有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老环境为宜。我感觉到了赵副院长对我所说的是他的肺腑之言，对他来说确实算得是上策。赵副院长于1972年回到体院，因为当时正值全体委系统实行军管，由军管干部担任院级主要领导，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被任命为“党委第二书记兼副院长”。虽然有此任命，但是我们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所以一直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赵副院长”。

我所尊敬的倪瑞江副书记

你们知道倪瑞江是谁吗？不要说现在学校的在职人员，就连上世纪50年代的老教师和老职工们也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他是谁？他就是于1954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来的，当时首任的中央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长形扁脸，留着背头，嗓音沙哑，除了他经常穿的一身浅草绿色的风雨衣之外，完全是一位老农民的模样。他给我的感觉是十分平易近人，十分朴实。这是当时绝大部分领导所共有的特点和长处。

倪副书记与后调来的李树平副书记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没有现在这么优越的办公条件。他在我院任职的时间不长。1958年，要“实现”共产主义，全国“大跃进”，各行各业“飞速”发展，体育运动的形势更如雨后春笋。云南省决定成立昆明体育学院。次年，国家体委调倪瑞江同志组建昆明体育学院，出任党委书记。

我与倪副书记相处只有短短的两年光景。据我观察，他有两大特点：一是他要作报告时，从来不让我们起草、修改、润色——因为当时我经常在领导的授意下给领导写报告、写总结，所以对此比较敏感。有时，他要向全院作报告了，我的直接领导宣传部长马良同志指示我，主动地去请示倪副书记需不需要代为起草报告，他都是微笑地拒绝，他作的报告都是自己写的。倪副书记还有一个特色，应该说是特长，连当时党委机关的许多干部都不大知道，那就是作曲。因为我爱好音乐，所以我得知他写过歌词，而且谱过曲，他曾把他作词谱曲的歌拿给我看过。可能是遇到了知音，他还给我唱了两句。一位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试唱给一个行政25级的小干部听，这使我很惊讶，也很惊叹！倪副书记作的报告是自己写稿和他会作词谱曲，这两大特点和特长，在我院的老院领导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令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据说，倪副书记从昆明退休后，去了内蒙古——他的兄弟在内蒙古军区担任高职。他路过北京时，曾与我院的院领导见过面。现在，想是他老人家早已驾鹤西去了。

我所尊敬的李树平副书记

李树平副书记是1957年调来我院的。他原任中央军委高级炮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先后与倪瑞江和李东敏两位副书记一室办公）在我们宣传部的隔壁，所以，能够天天见到他，时时听到他的声音，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作为纪律，我们也不应该去听清他在说什么。他很朴素，也很朴实。经常是一身深蓝色的旧中山服，冬天也很少见他穿什么皮毛保暖的大衣，但是，他的小腿上却套着毛线织的护腿，用来防风保暖，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身上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左手腕上戴着那块欧米茄手表。在当时戴这种高档次手表的人很少见。而且手表的表盘是白色，一种使我想到了瓷一样厚重的纯白色，非常显眼。

李副书记工作极其专一，这里说的“专一”，一是说他工作专心专注；二是不属于他管的事儿，他便痛快地告诉你，这不是他管的事，别找他。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当他对有的干部工作不满意时，会立即表露出来，会生气，会不客气地进行批评。他对我们党委机关的干部要求很严格、很细致，他规定我们每周一必须要向党委办公室上交一份个人工作小结，小结上一周每天都做了哪些事，一一列出。

平时，李副书记经常不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学院里到处转，教学楼、各场馆、后勤的各工种等等，哪儿都转到。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就是走。记得1964年秋，他参加在通县的“四清”大会战，蹲点在吴寺村。当时在村一级的“四清”工作队长，也就是副科级干部（行政18～19级），在他所在的渠头公社工作分团一把手也不过是副处级。而李副书记是副局级（行政11级），工作队无法安排他实差。他除了参加有关会议，发表意见，出些点子之外，就是天天在村子里转，没他转不到的地方。有一次分团要在较远的一个村召开现场会，分团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要参加，当然他也不能例外。我当时在渠头公社分团办公室工作，便骑车提前到了吴寺村，请李副书记坐我的自行车——为工作方便，我院为在分团办公室工作的我院人员配备了自行车，我想骑车载着李副书记去参加现场会，省了他走路劳累。当时他径直地往村外走，一边看了我一眼，一边冲我摆手，表示不坐车，而自己走着去。因此，在“四清”工作队，李副书记的走路是有了名的。

前一个月，我意外地了解到了李副书记的一件事。我约一位原来是我院很受重用的中层干部（现在是正局级的退休干部），请他写回忆文章，纪念校庆60周年。他向我提到了一件事，说是万分感激李树平副书记！他说，1957年“大鸣大放”之初，他正从校外开会回到学院，对当时学校的形势不太了解。他在向李副书记汇报工作时，李副书记提醒他：不要随便说话！这话真是提醒了他，使他在“大鸣大放”中警觉起来，慎重起来。说完这件事，这位老同志对我说：“我这辈子都得感激李副书记，若不是他当年提醒我，我很有可能犯错误，因为当时我对学院工作有些想法，有些意见。”接着，他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李副书记对干部是多么的关怀和爱护。我想李副书记绝不会、也绝不止提醒了他一位干部。当时，李副书记是分工主管“反右”工作的，他这种关爱和保护自己下级的干部，在当时那是太难得了，太难能可贵了！

李副书记很少在大场合下讲话，甚至发言。他讲话时，时断时续，有时上下不接，有时一边思考一边深吸一口气。这是因为他一直长期在炮兵中任职（年青时曾任120师炮兵营政委），在战争中受到炮声的震动，脑子受了伤。这是人民解放战争给他留下的印痕，也记下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付出。

以上回忆，很侧面，很肤浅，也可能很片面。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尊敬的李树平副书记。

我所尊敬的邓乙真副院长

1959年，原任军事学院语文教研室主任的邓乙真同志，调到我院任副院长，他管过行政，也管过教学。其为人爽快、豁达、快言快语，平易近人，他同展勤同志（初任建院筹备处委员，后历任行政、总务和部系领导）有共同的爱好和相似之处，都爱舞文弄墨，略有文采，可算得是我院“文人雅士”之类的人物。开会时，展勤发言常常是一、二、三和四六句，而邓副院长则经常写些似诗非诗的顺口溜，朗朗上口，很有兴味。

邓副院长在分管行政和总务工作时，做了一件可谓“轰动”的事，为我院增了光，添了彩。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全院教职工对员工食堂的服务很有意见，去早了不开门，到晚了没菜吃，而且服务态度生硬。所以，许多人向院领导告状。于是，当时分管总务工作的邓副院长，便下定决心到员工食堂蹲点，与炊事员们谈心聊天，一起劳动。炊事员们一看，副院长都来了，提高了觉悟，鼓起了干劲。通过调查，邓副院长总结出了一句当时很有名也是很流传的一句话，叫做：“热菜、热饭和热情，早来晚来都欢迎。”自此，员工食堂的服务和伙食，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但广大教职工满意，还传到了校外，甚至得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的肯定和赞许，指示院领导要认真总结这一经验，上报市委推广。并指示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部约请邓副院长著文发表。当时，能在《前线》上发表文章，那在我院可是一件惊天动地了不起的大事，是学校很荣誉很光彩的一件大事。

1965年，邓副院长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四清”工作，担任以我院人员为主的山东庄公社工作分团团长。据我当时在平谷县县团办公室工作所了解得知，邓副院长的为人和业绩，得到了县团领导的赏识，为我院赢得了良好的影响。

我所尊敬的李东敏副书记

李东敏副书记，在院领导当中，他是继徐英超副院长之后，第二位调入体院的。当时是1953年夏，筹备处在先农坛体育场办公。他是老一代院领导当中，唯一一位学过体育专业的，曾在上海东亚体院专科学校学习。他在调来之前，原任河南南阳地区区委组织部长（行政12级），所以调进时按处级干部任职，初任调整后的筹备处副主任，正式建院后任政治辅导处主任，后又任体育系主任，最长的时间是担任总务处主任。当倪瑞江副书记调出筹备昆明体院后，他于1960年初提拔到副书记的岗位。他虽是副书记，但他为人随和、平易，经常接近基层人员，没有领导的架势，所以中层干部甚至连我们这些小干事在下边一律亲切地称他“东敏同志”。

我于1957年中专科毕业，留在党委宣传部所属的院刊编辑室工作。1962年院刊编辑室撤销，留在宣传部当干事。宣传干事是主要的工作，此外还有一兼职工作，兼任党委统战部干事。第一任干事是王大模，他调走后，我继任。记得当时兼任统战部长的东敏同志曾指示我，就民主党派、宗教人士、归国华侨等做一些日常的具体工作。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世纪60年代初——不记得哪一年了，苏联一些不良分子在我国新疆边境城市伊犁策划煽动闹事。我参加了北京市委在民族文化宫召开的大会，听取通报。回院后向东敏同志汇报，他对此事非常重视，虽然分管的工作头绪很多，尤其是总务工作很繁杂，但是仍然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并认真地组织安排了学习，稳定校内局面。

在我的印象中，东敏同志是哪里需要，他打到哪里；哪里工作繁忙纷杂，他打到哪里。总之是，钟院长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竭尽全力，埋头苦干，就像一头老牛一样不声不吭地在默默耕耘。他忠诚，勤劳，是钟院长信得过的好干部。

东敏同志当了副书记后，既分工抓政治思想工作，又分管总务的工作，工作十分忙碌。总务工作既有关系学院的大事，也有更多的零碎散乱的小事，但这些所谓的“小事”却关系到师生员工们的切身生活和利益。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现在回忆起来，凡是有关校内校外劳动的事——这种最累、最脏的事，钟院长大都是派东敏同志冲上去指挥。凡是这些事，因为需要（宣传报道），我大都跟随在东敏同志的后边，进行宣传报道工作，所以常亲眼所见他的身影。

1958年，我院在修建十三陵水库过程中，表现突出，受到了指挥部和市委的表扬。院领导想趁热打铁，把红一楼东侧的大苇塘挖成一个游泳池，名曰“红色游泳池”。7月4日晚，当时的党委代理书记赵斌同志在南体操馆召开的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提出：“猛干巧干五昼夜，劳动思想双丰收！”由于正赶上是雨季，所以进一步要求：“小雨大干，大雨特干，无雨猛干，提前完成任务！”当时大家信心百倍，热情高涨，干劲可以冲破天！

但是，在全国“大跃进”的总形势下，学院领导当时的要求缺乏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对困难估计不足。大苇塘的西侧，边上是十几颗大柳树，池中是一大片密密的、高高的、粗粗的、壮壮的、坚韧的芦苇。全院师生员工们排班轮流上阵，面临的不是泥土和芦苇，而简直就是水泥和钢筋的混合。要想在塘里的泥中挖除芦苇，而不是割断芦苇，特别是要把那伸延到四面八方，而又深深地扎根在泥土底下的根系挖出来，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是干瞪眼！这是院领导们和师生员工们万万也没想象到的。再就是，由于是在水塘当中干活，师生员工们挖的不是干泥土，而是稀泥和泥水，特别是下雨时，用筐兜不住稀泥和泥水，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还没运到岸上就流尽了，因此劳动的效率极低。于是，东敏同志指挥师生员工们用脸盆一盆一盆地淘——要知道，那些脸盆在当时可不是学院给发的，而是自备的，自己花钱买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只知道奉献，而不知道索取。你说那是一种什么精神？那不是在“猛干，巧干”，而是在拼了命地干。

面对着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当时在第一线的总指挥，东敏同志能不着急吗？虽然对困难估计不足，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毕竟身上的担子加重了，压力加大了。他眼熬红了，脸也瘦了。我从红四栋南跨楼的广播室向外一眼就能看见他的身影。急得他东奔西走，指手画脚，这里缺铁锹了，哪里少筐了，一会儿喝的水快没了，一会儿该送饭来了，忙得他不亦苦（乐）乎？只见他连草帽也不戴，在七月的酷暑里，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睁不开眼，身后跟着一个总务处的干部递给他毛巾，他也顾不上擦，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一看哪个地方缺人手了，干脆挽起袖子和裤腿，跳进水泥塘里干起来！当时正值雨季，老天爷也不怕累，几乎天天下雨不停，甚至一天下两次雨，而且尽是中到大雨。怎么办，停工？在那个年代里没听说过有了困难就停工的，口号是“大雨特干”！那时的师生员工们在“大跃进”的精神激励下，干起活来像是疯似了！就这样干，工期最后超过15天，7月5日开工，24日才完成。当时初建的“红色游泳池”是长130米，宽90米，深1.30～1.50米。全院师生员工欢呼，庆贺，终于可以在夏季露天游泳，冬天滑冰了。这是劳苦功高的事儿吧？但是作为总指挥，东敏同志还是自觉地做了检查，未按“五昼夜”完成任务，更未能“提前完成任务”。

在此文结束的时候，我透露一个情况吧。身为院领导的东敏同志，虽是行政12级高级干部，却是生活拮据，有时不得不从互助会里补贴。看看现在，不要说高干，就是一般干部，也不至于困难到如此地步吧？现在，工作的时间短了，而工资提高了——以我为例：我1957年的最初工资每月32.5元，而现在平均每月的收入超过过去200倍！因此，我打心眼里感激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导“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感激党和政府对平民百姓的关怀，也感激我们学校的领导和在职干部。

我所尊敬的宋君复副院长

宋君复副院长，原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副主任，继徐英超先行调到中央体院筹备处工作之后任系主任。后来，北师大体育系合并到中央体育学院，先任53级专科主任，后多年担任教务处主任，1962年升任副院长。

提到宋副院长，他的外形外貌使我想到了鲁迅先生那矮小消瘦的脸庞和身形。但是，宋副院长的身体坚实，一头的黑发，两眼有神，特别是两道浓浓的长寿剑眉，绝非是瘦弱多疾的鲁迅先生可比。宋副院长有一个特点，在办公室里烟不离手，但不抽烟卷，而是抽烟斗，而且他用的烟丝特别的香，经常飘散在办公楼（南办公楼）二层东侧的楼道空间。我现在似乎还闻到了那股沁心的香气。

宋副院长是曾经留美的体育教育家，也是教练专家，他最精于篮球，解放前是篮球界的权威人士，并有著作面世。但他最出名的事是两次参加奥运会，尤其是他作为刘长春的教练，参加了1932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这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在中国的体育史上，都是重要的一页。为了写这段历史，我于1963年曾经专门采访了他，并写了一篇散文《阳春忆旧》，发表在当年7月27日《光明日报》的“东风”文艺副刊上。当时他回想起往昔所受的屈辱，再看看现实的发展，他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最后，他对我说：“我觉得越活越有意思，越活越年轻了！我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出来，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有意义。”

宋君复副院长对人和蔼可亲，我从没看到过他对谁起过急，更没见到过他对谁发过火，他对人总是一张笑脸——既便是对我这样年轻的小干事也是如此。我想，其原因固然是他的本性，但是与他的身份和处境也不无关系。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是民主党派，民盟体院的主委。对待历史，我们现在应该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历史地看问题。我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把一些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全给吓怕了，使得他们都规规矩矩，非常顺从，领导说一，绝不提二，领导指东，绝不往西。在20世纪50年代，在旧社会留过美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发挥什么作用？全被批为“洋奴”，批判其“贩卖”的是“资产阶级体育”。这是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当时只能如此，也只得如此。谁也不可能逾越这样一个阶段，绝不可能一建立新中国，就搞现在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辩证地、历史地对待这些问题。基于此，我们也就会以非常理解的心态来认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来看待宋副院长的工作了，理解他的工作为什么是如此的平平淡淡，如此的似一池静水。所以，我很难写出他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当然，这与我和他接触少因而了解少也很有关。此时我想，在纪念校庆60周年之际，我虽然不可能以浓笔重墨来回忆他、赞佩他，但是我不能不提到他，因为，他为我校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贡献也是我校60年历史中的一页。

在此篇《我所尊敬的……》结笔的时候，我要非常遗憾、非常抱歉地说：由于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水平上，以及精力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未能把这些老领导可敬可佩的全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总觉得对不起已在九泉之下聚会的九位老院领导，也对不住正在庆祝建校60周年的师生员工们，而更重要的是对不住早已逝去的历史。

写到此，一时觉得只写老一代的院领导是否“厚古薄今”了？并非为此。我虽回忆过去，但经常想到的是现在。我曾多次向杨桦校长表示：“现在是我校建校以来的最好时期——不是 ‘之一’，而是 ‘最好’！”我认为杨桦校长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有才干的校领导，而且遇到了“建校50周年”，特别是“北京举办奥运会”、“建校60周年”等人生难以遇到的重大机遇。十多年来，他“追求卓越”，永不放弃，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我由衷地感谢杨桦校长带领在职人员所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巨大贡献。我深信我们的学校必将更加昌盛，更加辉煌，成为世界一流的体育学府！

（作者为1954级中等专业科校友，原任职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