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诱惑、清苦的职业

宋澎

单从工作经历来讲，我的“跨界”是很大的，上学学的和最初干的，是典型的“形体语言”——体育训练和教学，但后来却选择一项“咬文嚼字”的行当——新闻为终身职业。也许正是两个看似相隔很远的行当，两个似乎没有关联学科的相互交融，让我在新闻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向“专家型记者”的目标努力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我的新闻从业经历，对于那些没有学过语言、新闻而又喜欢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或许是个激励。

我小学和中学的大部分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学习环境并不理想，是父亲常年订阅的《参考消息》和家里收藏的几套诸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名著，为我打下薄弱的语言文字基础。虽然在进入新闻行业之前，自己也曾阅读了不少新闻理论书籍，但真正上手干，也确实经历了一段“难受”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利用一次公开招聘机会让我进入中国妇女报成为一名记者。还记得报社第一次派我去首都体育馆，采访一场女排国际邀请赛后回来写稿的情景，一篇约600子的稿件，写了改，改了写，竟然4个小时没有出来，要不是编辑催，还不知要折腾多久。我在新闻写作上之所以很快能够找到自信，是因为遇到了好老师和好同事。进入中国妇女报后，体育新闻报道工作归属于新闻部。当时新闻部不仅人才荟萃（有著名的评论家何东、现在中国妇女报的编委滕云及程刚、项丹萍），还洋溢着浓郁的新闻理想氛围，部主任杨杏南是一个充满激情、爱兵如子的领导。大家一起探讨业务、跨口策划，共同采访，短短两年，通过向其他人学习，我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历，不仅通过广岛亚运会、天津世乒赛、亚特兰大奥运会这样的大赛锤炼，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体育记者，还在这期间担当了很多社会新闻的采访任务。最难忘的是采访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那时我已经成为上会的主力记者之一，担任了诸如开幕式侧记、非政府组织采访等重要任务。当然这期间也有教训。感谢包括时任中国妇女报总编辑王秀琳在内的很多人的信任和帮助，那几年是我工作经历中收获最大的时期。

我是在1997年初调入工人日报后才成为专职体育记者的。这一年，我认识了我认为在首都体育记者圈内最敬业的体育记者——人民日报的汪大昭。在足球记者圈内，汪大昭是资格最老的那批记者之中硕果仅存的。他非常熟知足球界情况，文章写得好，但就是不苟言笑，让人感觉有点“牛”。1997年底在广州采访亚洲杯女足赛，第一次和他接触后，给我的也是这种印象。后来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我发现，表面的冷淡只是一种防御的手段，在那个足球被炒得滚烫的年代，像他这样以写足球见长的著名记者，如果话语太多，往往会被人家用来做文章。不苟言笑的汪大昭，实际上是一个对工作无限热爱，对待报道非常严谨，对体育有着深入研究的人。因为都跑足球，上世纪90年代足球最火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诸如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地方见面。后来足球不火了，足球记者也换了好几茬，很多靠足球出名的记者都开始当老板、写书赚钱了，但直到近两年，我还是能在中超联赛的看台上碰到汪大昭，无论是早春的风雨里，还是深秋的寒意中……这些年，每当自己懒惰的时候，我常常用看台上那个已经微微驼背的身影来激励自己。

人在工作中总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对于体育记者来讲，这种记忆会更多。我可以肯定地讲，在中国，体育记者是记者中最辛苦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串职业中的酸甜苦辣。和很多人在电视中看到的体育记者不同，因为在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里，不是洒脱，而是窘迫。

很长一段时间里，像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这样的国际大赛，非体育专业的报纸能申请到一个采访名额就不错了。所以，国外大赛，报纸记者多是单兵作战。从出国手续，到吃、住、行安排，再到真正的工作，全是一个人完成。印象中，我最艰苦的采访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国际间的联通远不像现在这样顺畅，那几年每次出国在带着电脑同时，行李箱中还要备上一台传真机，事实是，最后传真机总比电脑用得多。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中国的记者大部分住在离市区较远的埃默里大学的学生宿舍，这里的网络通讯时常出问题，那时记者使用电脑的能力也有限，常常因为稿件发不出去而消耗大量精力和时间，不少人还拿出自己的生活费请当地的电脑工程师帮助解决问题，很多人最后不得不将电脑上打出的稿件抄写到纸上，再用传真机发回国内。那种紧张、焦虑、心急火燎，很是折磨人。

上世纪90年代，因为咨询不发达，各媒体特别是报纸，采用的稿件多是自己记者采写或来自新华社，不像现在，渠道很多，即使没有记者在现场，也能登出一堆稿件。所以，那时一旦派记者采访，相关的报道基本要前方记者全包，工作量、压力是非常大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我每天至少要跑三四个赛场，而且是国内关注的热点，发回4000～5000字的稿件。因为时间紧，每天发完稿常常是当地凌晨四五点钟了，一天只吃两顿甚至一顿饭是常事。我记得很清楚，当那届奥运会接近尾声时，我们一起的几个中国记者，纷纷“调整”自己的腰带，“衣带渐宽终不悔”，成为相互间的解嘲和安慰。

惊险也是很多体育记者最深刻的记忆，而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惊险的经历。我职业生涯中较为“惊险”的一幕，发生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采访期间的一次“历险”，这次遭遇，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国际体育部主任陈昭称为“阿尔卑斯山雪夜强行军”，并多次提起。都灵冬奥会时，中国冰雪项目的实力不强，夺金点非常少，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决赛那天，为不漏掉李妮娜可能会夺得金牌的新闻，我和陈昭、黑龙江日报体育部主任梁学增、北京青年报记者杜锐等人，乘坐地方铁路等交通工具，辗转赶往八九十公里之外、位于阿尔卑斯南麓的滑雪场。比赛原定晚上七点举行，因为赛前突降大雪，开赛时间一推再推，大约晚上八点多钟，组委会通知：因天气原因，比赛推迟到明天举行。这时，因山路积雪，从山下小镇送记者到山上雪场的交通车，已无法开行。而从小镇返回都灵市的最后一班火车是晚上十点一刻。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要么在山上的分新闻中心的帐篷里等到天亮，要么就去赶最后一班返回都灵的火车。但是从赛场到山下小镇的火车站，大概要走十余里的山路，黑灯瞎火，非常危险，更何况也没有把握赶上那趟末班车。又冷又饿，正当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陈昭果断地说，“走！赶不上再说”。一行七八个人，扶老携幼，跟头把式地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在火车开车前几分钟到了车站……当夜里十二点多我们围坐在都灵一家华人餐馆喝上酸辣汤后，大家才回过神来——虽然有惊无险，这个经历够刺激！

体育报道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这一点被国内很多媒体的领导所忽视。在中国足球“发烧”的那几年，国内媒体出现了大量足球记者，据说最多时达八千之众。他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体育、了解足球。这也许是国内体育报道尤其是足球报道花边新闻、假新闻较多的原因之一。

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有着很多自身规律和特点，不亲身体验或深入了解，很难报道到点子上。所以，无论以前你是学什么的，当你选择体育记者这个职业后，一定要补上专业知识这一课。

圈内的人都知道，在大型国际综合赛事采访中，因为实在跑不过来，几家单兵作战的媒体记者会自发组成合作社——分头去跑，然后互通有无。在某届奥运会采访时，我和一位兄弟报纸的哥们儿合作，他跑举重，我看乒乓球。晚上回来交换信息时，这位老兄只给了我一份挺举比赛的成绩。原来，他不知道举重比赛是由抓举和挺举两个分项组成的。

在过去十多年，伴随着中国足球的起起落落，一批报道足球的记者红了起来。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足球，很多时候，他们的观点，带给中国足球的是负面效果。比如，对于体能测试的指责，是一种明显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体能在足球这个项目中的重要性，也没有考虑，如果国内各俱乐部的训练不存在问题，不是国内球员的体能状况明显下降的话，足协干嘛出此硬性规定。再比如，中国国内已经只有数千名青少年球员注册了，有人，包括一些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还在盯着国家队成绩，高喊着要请外国教练。

谈足球，不得不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所学，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从事了6年的足球教学和训练工作，和中国足协中的很多人是同学。过去十多年之所以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大写足球，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中国足球真的没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东西。中国足球走到今天，多少和媒体的过度炒作有关系。

体育新闻是一项充满诱惑，又非常清苦的职业。每个投身其中的人，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热爱它，它会让你的人生充满挑战，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