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人类学家以及经济人类学家不仅要关心并揭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应当如何有效地在本地组织起来，正视和应对全球发展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要关注和揭示在发展的名义下，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比较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现在，富裕发达的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平衡，而最不发达的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失衡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保护需要大量投资。然而，历史上的奴役与现实存在的不公平损伤了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技术与资源，那些国家的贫困民众无法像富人那样为环境项目大投入。为了“制造”自己的经济和人口不再疯狂增长的现象，西方工业化国家再次提起限制增长的理论说教。这个所谓的理论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多尼拉·米道斯（Donella Meadows）等人首先提出的。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一直担心，无限制的以贫穷者为主的人口膨胀会威胁他们的生存，因而他们提出了限制发展的经济理论观点[Meadows，Donella et.al，The Limits to Growth，London：Earthscan，1972.]。经济发达国家目前还有一些动作，他们试图把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在比美国和欧洲联盟更低的水平。可是，环境人类学的研究认为，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大气中大部分已存在的二氧化碳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Haenn，Nora and Richard Wilk，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环境经济人类学除了进行与特定环境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外，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层面上探索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通过对文化多样性的分析，环境人类学以独特的视角洞察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发现和研究不同群体的文化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的视角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人们不仅要明确应当怎样对待环境，而且要明确什么样的价值观、信仰、亲属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仪式传统会支持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行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现代环境人类学家意识到其研究对象再也不可能孤立地自成体系，因为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文化对环境作用的结果都可能会是全球性的。因此，环境人类学在解释环境恶化问题的原因时注意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们自觉地引入了世界体系理论。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初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推动的，其使得世界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及其能动主体相互流动，目前这种流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深度，但是，该流动并没有使全球文化同一化。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同质化和地区变异是同时出现的，后者是在本土文化自治的名义下对前者的回应。因此，文化多样性仍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环境人类学必须把自己研究的对象或问题放到多元文化背景下来探讨和分析，同时还要关注被研究的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再生产和创造过程，还有多元化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因此，人类、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进行全新的思考[胡鸿保、黄娟：《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现代环境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其也能够提供一些进行这种重新思考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近些年来，中国生态与环境经济人类学工作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针对国家，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研究。例如，学者任国英在其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生态环境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我国牧区草场退化、沙化现象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沙进人退的局面。为了缓解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状况，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鄂托克旗从2002年起逐步计划并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在移民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任国英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西部很多地区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不科学地人为活动破坏非常频繁，它们已经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而且，生活在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近年来增长迅速，就地解决这部分人口生存问题的成本已远远高于迁移的成本，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情况，要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乃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任国英：《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下一节内容，更为详尽、具体的讨论会展示出来，它们包括近年来环境人类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一些环境经济人类学理论工作者的主要贡献等。
第三节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总体来说，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论述，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轩玉荣：《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解读》，《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18页；鄯爱红、王志捷：《简论儒家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理论学刊》，2000第97期，第109页；张锋、初英娟：《道家环境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总第108期），第52页。]。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则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
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虽然是人类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但更多的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经济建设自1978年以后高速发展，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30多年。在这个阶段，中国曾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单纯追求生产量的偏向，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掠夺资源式的经济总量增长，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典型的事例是，1998年6月~8月，中国长江暴发了大洪水，那是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灾害，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和新闻媒介报道，成灾耕地面积1306万公顷，受灾人口2.23亿人，房屋倒塌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
也就是在长江大水灾害之前，中国一些学者从民族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角度出发，研究和预测了人们不科学的经济行为的后果，那就是已经引发与继续会引发环境恶化灾难。
这些研究的方式与成果实际上可以视为环境人类学，标志着当代中国环境人类学的兴起。例如，实施“补偿机制”理论，建立“环境资源产业”[王天津：《青藏高原人口与环境承载力》，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于2000年1月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王天津：《西部环境资源产业》，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书于2004年5月获得辽宁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这些理论认为，有着“地球第三极”称谓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绝大部分位于中国境内，其面积为250万平方千米，藏族世世代代在这片雪域高原生息繁衍。青藏高原孕育了长江、黄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澜沧江—湄公河等国内外著名江河，其中黄河与印度河流域是人类古代五大文明发祥地中的两个。整个青藏高原的存在和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热力与动力的功效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直接对北半球的高空西风环流、冬夏季风及大气运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引导、转向、重组的作用，而且，被国际气象学界称为“青藏高压”的气团所产生的行星尺度的影响力向东可以远达北美大陆，向南可以穿过赤道抵达澳洲大陆。青藏高原是地球著名的“江河源”与“生态源”，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几十亿人民的生存。这类“江河源”与“生态源”的功能是独有的，可是这些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阔草地、茂密森林的调节。青藏高原森林草地面积是否减少，树草生长是否茂盛，必然影响到降水、降雪等气候变化过程，从而引起与高原相邻区域和源于高原的江河流经的中游、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长期以来，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中有一些对大自然的崇拜，它们包括对巍峨山脉、雪峰、森林等的崇拜，还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张慧平、马超德、郑小贤：《浅谈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由于青藏高原与藏族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这样的情况在那片区域呈现得十分明显。
长期以来，对雪域高原腹地一些大江大河发源区域，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运用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描述和解释那里奇特的自然现象，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习俗与禁忌。这些思想最初产生于藏族对大自然的崇拜思想，因为，在远古时期，在适应高寒缺氧的严酷生存环境的过程中，藏族先民逐步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或者是本教意识。例如，在当代社会呈现的藏族传统文化之中，依然有着浓郁的保护“神山”与“圣水”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客观上保护了原始生态的群山与湖泊，作用巨大[康·格桑益希：《向神的顶礼：神山圣湖崇拜》，《西藏旅游》，2002年，第3期；李晓林：《神山之下——西藏边境纪事之三》，《中国民族》，2007年第1期。]。羊卓雍湖就是藏传佛教的圣湖，严禁任何人污染湖水。喜马拉雅山脉的很多山体支脉被视为神山，山中的树木和生物不能随便被砍伐或猎杀。藏族民众也于漫长的历史岁月内，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地保护着那里的山山水水。于是，西藏的很多大山河湖迄今为止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无比美丽的状态。因此，藏族的意识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关系数十亿人生存的环境资源。藏族民众付出了历史性、社会性的广义文化劳作活动，保护了草原、森林，涵养了江河水源，而部分人类劳作物化为源源不断的流水，奔流到中国沿海地区、奔流到中南半岛5个国家等。藏族在草原上放牧的牛羊是看得见的，它们可以称为有形经济劳动产品；而藏族保护草原、森林，涵养了水源则是看不见的，它们可以称为无形生态劳动产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有形经济劳动产品与无形生态劳动产品均具有性质相等的抽象的人的劳动价值，因而均应当在市场上依据其价值量获得等价交换的利益。因为，那些广大江河中下游地区的民众享用了江河流水，而它们不再是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所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纯天然河水，其中部分是物化了的由藏族民众的广义文化劳作的无形生态劳动产品。
江河中下游民众无偿使用这些劳作产品，无疑就是欠下了江河上游区域进行劳作的大众的一种债务。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完善，居住在江河中下游的债务人一直没有向居住在青藏高原江河上游的债权人偿还这种无偿占有的劳作价值。市场经济规律告诉人们，等量劳动得不到等额价值，劳动必定不能持久。的确，大自然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诸如长江暴发大水等，无情地报复了违反客观规律的人们。因而，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江河源”与“生态源”，应当建立“补偿机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的交易制度，建立属于绿色经济体系的环境资源产业，拨付保护草原、森林的专项资金等。
上述开创性的理论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赞同，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建设中予以实践。主要的实际应用举例如下。
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确定为国家生态工程。这项规划确定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3大类10项保护工程。生态保护方面共包括5项工程：一是天然草地保护工程，实施退牧还草和鼠虫毒草害治理；二是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三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四是重要湿地保护工程；五是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生态建设方面共包括4项工程：一是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二是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三是防沙治沙工程；四是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在支撑保障方面，实施生态安全屏障监测体系工程，建设地面生态监测站和地面观测点。3大类10项保护工程计划总投资155.02亿元，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董昌俊：《国家加大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投入》，《西藏商报》，201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