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确，补偿机制、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等理论正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西藏自治区原有的一些陈旧的经济结构，在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使一些乡村农牧民成为城市产业工人。而且，这项巨大的环境保护工程已经产生了效益，为长江、黄河中下游数亿人口带去了福祉，也惠及了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国家数十亿人口。
建立补偿机制，特别要注重应用科学知识与技能，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够大幅度增加财富。科技应用是人们运用科学技术来谋求发展的行为与过程，他们增加了财富。为了使广大民众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福祉，以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汲取人类学的一些理念与方法，例如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及工具等，发现、提炼与升华简单可行、适宜当地生产的实用技术，这样可以较快地获利[万辅彬、韦丹芳：《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要通过群策群力，将自然资源尽快变成货币商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科技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总之，环境人类学，这个在中国新兴的学科充满朝气，蓬勃向上。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属于环境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新理念，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例如，学者刘雨林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当区域收入不均衡的时候，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结果也不相同，高收入者（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而低收入者（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则会坐享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效益。因此，必须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解决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困境[刘雨林：《关于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博弈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0期。]。又如，学者萨础日娜认为，中国目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因此，要从多个方面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例如，建立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包括科学决策机制、综合协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还有，建立生态补偿的保障措施，包括体制保障、政策保障和财政保障等[萨础日娜：《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设计》，《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人类的生存是以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环境条件好的地方居住的人口数量多，生活的质量水平也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通常只能持续供养该国家或地区一定数量的人口。换句话说，环境人口容量不能超过可能承载的数额。一个地方人口数量因为环境恶化而超出了生态承载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实施生态移民。因为环境问题而大量搬迁人口，其性质与前文一样，乃是一种典型的环境人类学领域的项目。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即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与固原三地共9市（县、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干旱灾害易发频发，可人口数量规模却很大。自1949年以来的60多年，这一区域的干旱发生几率为72.4%，人口数量超过了环境承载力。西海固9市（县、区）是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截至2011年，当地143万人口中有100万贫困群众，其中35万人生活在不适宜居住、不适宜发展的恶劣环境里。因而，国家在那里实施了百万人口生态移民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那里相继开展了“三西”建设与“八七”扶贫攻坚，目前已累计异地移民66万人。
因为生态恶化而移民，又因为环境变了而开始新生活，环境变化与人类行为密不可分，其中包含了多种秘密，探求它们正是环境人类学的用武之处。学者沙爱霞研究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镇北堡镇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因为那里是生态移民的典型地区。这位学者研究了在移民区后续发展中，旅游劳工的转移情况，认为必须依据影响镇北堡镇旅游劳工转移的四大因素，即为政策、经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城镇“拉力”，据此制定适宜的措施予以实施，解决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沙爱霞：《生态移民区旅游劳工移民转移研究——以宁夏镇北堡镇为例》，《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学者东梅、王桂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生态移民项目实施对移民和非移民的收入及其收入结构的影响，进而认为，搬迁使移民的收入显著提高，已接近非移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在收入结构内部，移民的种植业纯收入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移民多种粮，满足自己需求，支援国家建设[东梅、王桂芬：《双重差分法在生态移民收入效应评价中的应用——以宁夏为例》，《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人们长期置身于不同环境之中，形成的性格也不一样。例如，中国北方多平原、戈壁，人们总是置身于百里方圆、一览无余的广阔天地里，于是，北方人形成了豪放、耿直、豁达的性格特征；中国南方地形崎岖，丛林密布，十里一个天，百步不同景，这样，南方人的性格是细腻、多思、谨慎。北方寒冷，几乎是半年霜雪，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冷静、坚毅而刚强；南方气候温和湿润，各种植物花卉争芳斗艳，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安然，感情丰富。
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种自然环境中，就会形成本民族的独特的生产及其文化形式，中国哈尼族的历史与发展就是如此。哈尼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目前总人口超过150万人。哈尼族源于中国古代西北部的羌人，上古时代游牧于青藏高原东部。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哈尼祖先“和夷”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先后经过了七次大迁徙，历经艰辛，从中国的西北最终到达了南部的红河两岸定居。经历了如此大的生活环境变化之后，原来是牧羊人的哈尼族先祖们为了生存发展，他们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而弃畜牧，改农耕，因地制宜地开创了哈尼族梯田文化。
哈尼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元阳县为中心的哀牢山南部。元阳一带崇山峻岭连绵，没有平原，哈尼族民众便在崇山峻岭上花费了千百年时间，开垦出层层梯田种植水稻。他们还科学地利用了当地的一类独特环境资源，即当地红河的江坝之水在阳光照耀下蒸发升空为云雾，它们遇冷变为阴雨又降落于高山森林之中，从而形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一种自然现象。解决了田地、水源两大难题，哈尼族开垦了大量的水稻梯田。今日，以一座山坡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3000级，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当天光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体，满山流光溢彩[朱华：《云南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景观中国》，2007年第4期。]。这种梯田经济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哈尼民族生产、文化和生存环境混合一体的系统，也可以简单归结为：人类生产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范元昌、何作庆：《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任何人一旦走进哈尼族村寨，举目观看梯田生态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生态农业体系特点：每一个村寨之上方，必然矗立着茂密的森林，它们提供着水、用材和薪炭之源，其中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寨神林为特征；村寨的下方是层层相叠的千百级梯田，那里提供着作为哈尼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粮食；居于中间层次的是村寨，由座座古意盎然的蘑菇型民居组合而成，它们形成了人们安详度日的场所。这个组合被当代文化生态学家们盛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表现为林养水、水养村、村养人和人耕田，此乃是一类人与自然高度协调、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陈燕：《哈尼族梯田文化的内涵、成因与特点》，《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