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告诉我们，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当下，无愧于心。即使现在的很多行为不能被世人理解，但只要这种行为是正确的、是符合真理的，必然不会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必然会被后人赞赏。西汉司马迁的一生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司马迁因李陵获罪，他本可以死明志，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宁愿受宫刑被世人鄙视。但是他的这种忍辱负重的行为在当时却不被人谅解，反而处处遭人耻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简略地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司马迁）的身体已经遭受摧残，又处在污浊的环境里，一旦有什么行动就会受到指责。本来是想做好事情，结果反而做坏了，因此感到郁闷却不能寻到可以诉说之人。俗话说：“为了谁而做？又可以向谁倾诉？”钟子期死了，俞伯牙便不再弹琴；为什么呢？贤士能够为了理解自己的人牺牲生命，女子为了喜欢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残缺，虽然才能突出，品行高尚，但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反而成为了引人耻笑的笑料而已。
虽然司马迁只是粗略地提到了当时的情况，但仍可以想象司马迁当时所遭受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司马迁语气虽然愤慨却没有诸多抱怨，反而以自嘲的方式展示了自己才能的突出和品德的高尚。他随后写到：“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我听说，修身如何是判断一个人智慧的凭证，是否乐善好施是判断仁义的起点，如何取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坚持道义的标准，而如何面对耻辱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足够勇气的准则，一个人获得了怎样的名声是品行修养的最终目标。士人有了这五种品德，才可以立足于社会，才可以被称之为君子。）在这里，司马迁明确地提出了君子和品德高尚者的判定标准，以此来说明他的忍辱负重也是符合君子的行为的。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他的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于是他最后感慨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意思是说，无论我曾经受过怎样的侮辱和耻笑，只要我能够完成这本书（《史记》），并且使后人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那我就死而无悔了！正是在这种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持下，司马迁才得以坚持完成了《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创作。司马迁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受到了诸多责难和侮辱，但在今天看来，他的忍辱负重的价值远远大于以死明志的价值，他用他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的内涵。
这种不畏艰难，即使被世人不解也要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如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等。他们的行为在当时都不被理解，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是值得后人赞扬的。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告诫我们，当世之人行事如何终究是由后人评价的，因此我们所行所作都应该慎重思考、谨慎为之，同时要把眼光放长远，关注大局。温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出的关于未来五年将面临的挑战的提问时引用这句话，暗示了自己无愧于心的情怀，即表示他认为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的成绩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同时也表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并且会把重点放在把握现在、思考未来上，而不是执著于过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04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2007年5月4日上午，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与大家共度五四青年节，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广大青年朋友表示亲切的慰问，致以节日的祝贺。在和同学们谈到关于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在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大家应该多读些书，特别是多读些课外书。要博览群书，多学知识、多积累，这样总会有益处。他把‘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这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同学们知难而前行，善始而敬终。”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出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慎终》，是魏征上疏中的一段话。原文是：“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这段话的意思是：然而君主最初登上皇位的时候，都会遵守以前所讲述的道理来治理国家。等到社会稍微安定之后，却大多开始反其道而行之，破坏已经形成的好传统，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万乘之君的身份吗？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每说一句话都不会有人反对，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别人都会顺从。这难道不是公理沉迷于私情之中，礼节败坏在嗜欲上的缘故吗？俗话说：“人们都说了解一件事并不困难，难的是将之付诸行动；将其付诸行动也不难，难的是能够善始善终，善始善终才是最难以做到的。”
这段话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善始善终，从头至尾圆满地做好一件事才是好的行为习惯。事实上善始善终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许多文人都曾在著述中赞扬过这种行为。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原文为：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大意是：端坐在上面的帝王不仅骄纵而且放荡，却是下面臣民的君主。
帝王贪心而又暴虐，发出的命令又是非常邪僻的。上天养育众多百姓，政令毫无信义全是谎言。无论是做什么开始的时候都很容易，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文王长长地叹息，叹息殷商末代的君主。曾经是多么强横地统治天下百姓，多么苛刻贪婪，曾经身处高位，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上天降下这些害人的臣子来助长君王的嚣张气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诗同样是在讲凡事都是开始时容易，但想做到最后并且将事件圆满完美地完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善始善终”是指做事情有好的开头，同样也有好的结局。从古至今凡是能够成大事者，无不是做事能够从头至尾、善始善终的。可以说这是我们想要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从小处说，这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必要品质，善始善终地完成一件事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可以从中看出这个人是否能够成就大事，能够被委以重任。从大处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国家颁布实行政策必须能够做到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如果朝令夕改、虎头蛇尾，怎么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只有谨慎作决定、并坚持贯彻实行，这样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京华时报》2007年5月5日02版《温家宝看望人大学生》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应大会新闻发言人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国新闻社记者问到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时，温总理回答道：“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原文是：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意思是：天下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这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却有着无法预测风险的事情。旁观事物发展变化却不用心去解决它，恐怕到时候会变得无药可救。到了不可收拾时才想到处理它，我不相信天下会因此而获得和平、安定。只有那些仁义君子和豪杰之士，才会为了建功立业而不惧艰险地为国尽忠效力。但这原本也不是在短期间内就能勉强解决的，那些所谓贤才豪杰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出名而已。“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实际上是在告诫世人要具有忧患意识，这样才能尽早解决潜藏的问题，为成功扫清障碍。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为：“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安坐在自己的位子无动于衷、无所事事的人，是会遭到危险的人；只懂得保护自己现存的这些财物而不能广结善缘的人，最终会因此而失去一切的。曾经用心管理过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混乱。因此，身为君子，就应该身处顺境而不忘危险；即使是现在拥有也会想到如果失去该怎样做；身处治世，心中仍旧记挂动乱时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才可能使自己生活安稳而国家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周易》说‘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就是这个意思。”《周易·系辞下》相传为孔子所作，其中阐述了许多有关修身治世的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其中的一例，是讲人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具有忧患意识，这才是促进自己不断向前的动力。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出自北宋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诗的全文是：
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题目中的“金陵”指现在的南京，而诗中的“霸主”是指孙策，“二江”指钱塘江和长江。前两句诗实际上是讲孙策当年只带着几百门客就收取了江东六郡的故事，而他的后代孙皓三分天下有其一，坐拥数百座城池竟然落得投降的境地。由此可见后人和先人的差距之大。成功之后就开始过奢华的生活，而在成功之前常常是甘心过艰苦的生活，可见安逸享乐是同祸患联系在一起的。王安石通过孙皓投降的故事是想告诉我们沉迷于安乐享受之中，就离失败不远了；从另一面讲述如果想保持成功，则必须具备忧患意识，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
正如温总理所说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对这些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而是应该积极地面对，寻找解决之道，尽早将问题圆满地解决，这样才不会发生恶性循环。在处理问题时更不能只看表面而忽视潜在的问题，应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具有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国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温总理强调的“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的办事态度，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应持着透过问题看本质的态度，找出潜在的问题，并尽早加以解决。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3月17日04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开场白中，温总理说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清醒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只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更长、更艰苦。形势稍好，尤须兢慎。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温总理在讲话中引用的这句话原句为“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出自《新唐书·魏征传》。意思是：经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危难，国家就会保持安定；经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祸乱，就会天下太平；经常思考为什么会亡国灭族，国家就会长存。这句话旨在告诫处在安定治世的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安危相继，福祸并存，不能只看到当下的太平盛世，满足于维持现状，而忽略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得原来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不断恶化，直至不可收拾。不管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有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