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以敢于直言进谏而名垂史册。在唐太宗执政多年，逐渐懈怠之时，他及时的上疏唐太宗，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新唐书·魏征传》中详细地记载了魏征劝谏时的激烈言辞和拳拳赤心。魏征认为之所以“隋以富强而丧”、“我以贫寡而安”，是因为隋朝没有忧患意识。“方隋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以致戮辱而不悟灭亡之所由也。”也就是说，隋朝在它还没有动乱的时候，自认为必定不会有动乱；在它没有灭亡的时候，自认为必定不会灭亡。所以频繁用兵，徭役繁重，以至于灭国遭辱却没有领悟到为什么会亡国。魏征劝谏唐太宗要以隋为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在节嗜欲，省游畋，息靡丽，罢不急，慎偏听，近忠厚，远便佞而已。”
魏征是在说，为了避免重蹈隋朝覆辙，唐太宗需要做到居安思危，治不忘乱。
一个朝代是迅速灭亡还是江山永存关键在于统治者能不能节制不断膨胀的欲望，减少游玩围猎，停止奢侈浪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不要偏听偏信，亲近忠诚、仁厚的贤人，远离投机的奸佞小人。
国人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视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就已体现出来。《尚书·商书·说命》中就提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说在做事情之前，只有先考虑好，才会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有所准备，对各种情况都有准备就不会发生祸患。后世对这一观点多有阐发，先秦时期就有诸多论述，《周易·下经·既济》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战国策》的“于安思危，危则虑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东汉马融在《广成颂》中也说道：“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编纂的一部论述自我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对居安思危的道理有诸多论述。“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的痛痒；当少壮之时，需念衰老的辛酸”，这句话就是在告诫世人，当一个人财运亨通、身居显要的时候，要懂得了解贫困和低贱人家的痛苦，这样才能珍惜眼前的富有和权势，认真做事，否则一味懈怠，最终只能是毁掉原有的幸福，从而追悔莫及；同样，当一个人正直壮年、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想到衰老之时的艰难和悲哀，这样才能珍惜时间，发愤图强，否则只能是一事无成，老来不堪回首。清代朱用纯《治家格言》中教育后代子弟“宜未雨而筹谋，毋临渴而掘井”，说的也是要有忧患意识，应该在下雨之前就做好防雨的准备，在口渴之前就要去挖井准备取水。
与魏征、马融的论述相比较，洪应明和朱用纯则更多的是从个人的处世哲学角度来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忧患意识，才能够不沉溺于既有的成就，及时发现问题和祸患，从而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长久的幸福。
历史上，每朝每代在一开始夺取国家政权后大多能够励精图治，与民生息，从而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但在进入盛世之后，许多统治者往往开始自满懈怠、骄奢纵欲，最终使得一世英名、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最后落得亡国灭族的下场。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卧薪尝胆”。吴王夫差在打败越国之后志得意满，沉溺享乐，听不进伍子胥的逆耳忠言，整日耽于享乐，不思进取。而战败的越王勾践则在忍辱三年后回到越国，发愤图强，富国强民。
最终勾践打败了耽于安乐的吴王，成为霸主。
正如温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不可否认，中国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经济上跨越性的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甚至有人将21世纪称为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取得这些成就并不代表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基数大等，都是不容忽视、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居安思危，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个人来说，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信息时代，个人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积极进取，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实践，从经验中总结规律，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能紧跟时代的脚步而不至于被时代淘汰。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5日04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005年12月6日，正在法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巴黎综合理工大学，面对五百多名师生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温家宝总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当变化发生时，就能使事物的发展顺畅；事物发展顺畅了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人类的文明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数千年的演绎和变化才得以发扬和光大的。温家宝总理引用《周易》中这一包含丰富哲学原理的话，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阐述了只有不断变革才能不断发展的思想。
我国自古对通变思想就十分重视，“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就表达了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样的意思。“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出自《管子·国准》，意思是：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时机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国准》是《管子》中一篇论述国家平准政策的文章。桓公问管子治国之策，说：“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意思就是说：黄帝、有虞、夏、商、周这五代王者的治国政策已经一一细说完毕，后面这些王者里有没有什么好的治国之策？
于是管子就对桓公说了“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强调君主治国应根据时势发展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当变则变，灵活处理。
战国时期秦国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也很好地说明了变革的重要性。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这时候正处于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过渡时期。各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不彻底。战国初期，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
秦孝公继位后，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下决心要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纳士。
商鞅从魏国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提出了废除井田、重视农桑等一系列的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由于这些政策迎合了封建制度发展的潮流，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秦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这也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也强调了变革的重要性。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原文为：“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时代已经与先王的法令制度不相适应了，但还在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用它治理国家，这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陈旧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混乱和不合时宜的制度都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不同了，时代改变了，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用大量寓言故事说明变革的重要性。其中楚人渡水的故事短小精悍、寓意深刻。楚国人要去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里设立了标记。澭水夜间突然上涨，但是楚国人并不知道，还是循着之前做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了很多人。《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以这类故事提醒统治者制定法规制度不要机械地拘泥于古制，而是要明察眼前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清朝著名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提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这是在用新陈代谢的规律，说明不断改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要求。事物新生时强壮，陈旧时衰老；新生时鲜洁，陈旧时腐朽；新生时活跃，陈旧时死板；新生时通畅，陈旧时凝滞。这是事物的共同规律。
康有为年轻的时候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的胸中充满了救国激情；而西方列强的强盛也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救亡图存。在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上皇帝书，联合各省的举人进行了“公车上书”，请求变法维新。
后来他又组织强学会、创办报刊，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实践。光绪皇帝读了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后很受感动，命令人在总理衙门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呈上《外衅交迫，分割迭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要求。光绪皇帝看完之后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戊戌变法”。尽管这次变法遭到失败，但是它为后来的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清政府也在变革中加剧了衰亡的步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发展变化的必然法则，“变法图强”也由此成为一种优良传统。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总会有变革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社会也在不断否定过去中开创未来。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历史上变法图强精神的一种延续，党在新形势和新任务下提出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要求，也正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新时期的新表达。这也就要求我们个人都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变化发展的步伐。
http：//www.gov.cn/ldhd/2005-12/06/content_119417.htm 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说：“大会顺利结束了，但是我们面前的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形势稍好，尤需兢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据史载，春秋时期齐、晋、卫等十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出兵攻打郑国。郑国抵挡不住，就向其中势力最大的晋国求和。在晋国的帮助下，其他几国停止了对郑国的进攻，和郑国达成和平协议。为了表示感谢，郑国给晋国送去了兵车、乐师、歌女等大批礼物。晋悼公将“乐之半”赏赐给自己的重臣魏绛，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使事情办得十分顺利。现在这些礼物我们一起分享吧！”
魏绛拒绝了晋悼公的赏赐，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意思是说，处在安乐的环境中也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危险。想到了就会有所准备，事先准备好就可以避免祸患的发生，现我谨以此话来规劝您。晋悼公认为魏绛的话很有道理，接受了他的劝谏，而且从此以后对魏绛更加敬重。
后来人们就常用“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来告诫自己要提高警惕，以防患于未然。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当前工作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这在古代很多诗文中都有体现。
“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出自《荀子·仲尼》：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
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这篇文章用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君王立身处世的原则，批评了“霸”道，赞扬了“王”道。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寻求妥善的人担任要职，顺利地处理大事，在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独拥君主的恩宠而没有后患之忧的办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