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帝王气象(12)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那么，用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来做禁军的将领呢？条件有三：

一，是资历浅；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接下来，赵匡胤又通过让禁军将领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的统治方法稳定了内部，集中精力向南向西发展，迅速平定了南方与西方，建立了稳固的北宋王朝。

【评议】

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王朝不仅没有发生禁军兵变，就是一般的军事叛乱，也不多见，赵匡胤的这一招的确有效，能够保数十代赵宋王朝，实在“英明”得很！只是有一条，那就是宋代由此对武将的权力限制很严格，使得武备松弛；对于文职官员，不仅在权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级武职官员高得多。

秦皇汉武以来，是以武治文，但到了这位宋太祖这里，却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在武备上一直积弱不振，不断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金、辽、西夏蚕食北宋，而南宋最后灭亡在蒙古人的手中。不过，中国的帝王历来有一个“光荣”传统，到了慈禧太后总算给总结出来，叫做“宁与外贼，不与家奴”。外族入侵，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家奴造不了反，就算治国有方。即使到了地下，也可面对祖宗乃至前代诸朝的帝王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引言】

前些年流行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读书人不打扫自己的房子，却表示自己有高远的志向，于是别人说他“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故事被引入中学生作文，主题是只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但不久又出来了一个反题，认为“一室不扫，正是为了扫天下”，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更有道理。在历史上，细大不捐的人固然不少，值得尊敬，但毕竟要求太高，一般人很难做到。实际上，如果能做到小事不在乎，大事讲原则，也就够了。

【事典】

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初，赵匡胤在陈桥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但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全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朝政不稳，国内许多势力各霸一方，伺机进攻北宋，需要各个击破。而在周围的边境上，今天的宁夏、甘肃及陕西北部一带，聚居着党项族，也虎视眈眈地准备骚扰北宋。因此，采用怎样的策略来对待北方少数民族，是一项关系到北宋安危的大问题。

北宋统一南方诸国后，党项族首领李继筠曾派兵援助宋军攻打北汉。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继任党项族首领，于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亲自来到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市）表示愿归顺宋朝。宋太宗赵光义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把李氏家族迁到东京开封。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不愿意迁往开封，就率人马逃到夏州以北的地斤泽进行反抗。当时，北宋已经稳定下来，便对李继迁的反抗坚决镇压，宋军所到之处，焚烧党项人的庐帐，劫掠财物，强迫其内迁，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党项人更激烈的反抗，他们便聚集到李继迁周围，奉他为首领，积极地反抗北宋的进攻。开始的时候，李继迁由于势力弱小，便一方面积极与辽接触，寻求辽的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宋的大举进攻采取诈降之策，经常以投降的方式来取得北宋的暂时信任，求得喘息的机会，李继迁时降时叛，非常难以对付，令宋太宗赵光义颇为头疼。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6年），宋军在地斤泽打败李继迁的军队，李继迁逃走，他的母亲与妻子却被宋军俘获。赵光义知道以后十分高兴，因李继迁为乱西北，不断袭扰边关，便想杀掉李继迁的母亲，以解心头之恨。当时，寇准任枢密副使，上朝时赵光义单独召见寇准，向他询问如何处理这件事。寇准同宋太宗赵光义商量，还没有作出决定，回来时正好碰到吕端。

吕端自幼敏悟好学、宽厚大度、为官持重，小事不在乎，大事讲原则，“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这个吕端。他深得宰相赵普的赏识，赵光义也非常欣赏他的性格和办事作风，当时吕端也是宰相之一。他猜想寇准一定同宋太宗赵光义在商议大事，而且要瞒着自己，便拉住寇准，对他说：“皇上告诫你有事不要对吕端说吗？”寇准装做没有事的样子回答说：“没有啊。”并解释说只是同皇上商议边境上的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吕端说：“边境上的一般小事，我不必全要知道，但若事关军国大计，我身为宰相，就应该知道。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小事要皇上同你单独商议。”寇准便把宋军俘获李继迁母亲的事告诉了吕端。吕端忙问：“皇上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寇准说：“皇上打算在保安军北门外把李继迁的母亲杀了，以此惩戒叛逆者李继迁。”

吕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不妥，说：“这样做不好，你先在这儿等等，我去见皇上。”于是吕端去求见皇上。见到皇上后，吕端说：“从前楚汉相争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便想把他煮了，目的是以此威胁刘邦。但项羽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因为这样更容易激起别人的愤怒。汉高祖刘邦与项羽曾是结义兄弟，所以他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你把你的父亲炖好了以后，希望你也分给我一碗肉汤喝。’结果弄得项羽毫无办法，那些干大事业的人都不会顾念他们的亲人，何况像李继迁这样的叛逆之人呢。陛下现在把他的母亲杀了，明天就能抓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那么杀了他的母亲就只能是徒结仇怨，他的反叛之心则会更加坚决。”

宋太宗赵光义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恍然大悟，觉得十分有道理，说：“既然这样，那么现在这事该如何处置呢？”吕端说：“以臣之愚见，最好将李继迁的母亲安置在延州，好好地看养起来，让李继迁知道我们在善待他的母亲，这样一来，就可诱使他来投降，即使李继迁不来投降，也能让他始终牵挂着他的母亲。让他知道，他母亲的生死命运全掌握在我们的掌握手中，最起码也是一种挟制。”赵光义听了吕端的话，十分赞成地说：“要不是你来劝阻，就差点误了我的大事。”于是赵光义采纳了吕端的计策。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在延州病死，李继迁不久也在攻打西凉府的战争中为吐蕃族所败而死。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任党项族的首领，他对宋朝采取了和好的政策，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得益于吕端当初的建议。

【评议】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对诸葛亮和吕端的概括实在是太深刻准确了。有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这样的人也只能过不太坏的小日子而已，但如果想治国治民，那就要大事不糊涂了。

种树之道与居官之理

【引言】

如何居官治民，是我们至今仍在探索的一门大学问，其实，古人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述，即使今天读来，恐怕也不无启发。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意味深长，借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种树者郭橐驼的种树之道来比喻居官之理，讽刺了那些根本不懂生产，不懂如何治理政事的官吏，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烦苛政令，干扰人民。同时，作者还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居官之理应该顺应社会的自然规律，不要做戕害事物本性的蠢事。

【事典】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这样说：郭橐驼，不知道原先叫什么名字，他因为病而后背隆起，俯伏身子走路，有点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他为“橐驼”。他听到后，说：“很好，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就舍弃他的本名，也自称“橐驼”了。

橐驼的家乡在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面。他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里喜欢观赏游玩的富豪人家和卖果子的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中去。请橐驼种树，他种的树没有不活的，并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别的种树人虽然偷看模仿，却没人能赶得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是能使树木活得好而且繁茂，只不过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充分发展它的本性罢了。大凡种树的规律，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时要旧土，捣土要细密踏实。这样做了以后，就不要去动它，离开后不要再去管它。栽种时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栽完后把它搁在一边，这样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得到保全，而本性也就能得以发展。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不是有什么法子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

“别的种树人就不是这样，树根缠在一起，移栽又总换上新土，培土不是过多就是不够。如果有能不这样做的人，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殷切，担心得过头。早晨晚上，走开了还要回头看看。更严重的，用指甲抓破树皮看树的死活，摇动树木来察看树根的松或实，这样，树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说是爱树，其实是害了树；虽说是担心，实是树的仇敌。所以比不上我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当官的治民上，是否可以呢？”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当官的频繁地发布命令，好像是爱护百姓，结果却因此给人民带来灾难。每天早晚，差吏来喊：‘上官有令，督促你们耕田，劝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抽好你的丝，早早地织好你的线。乳好你的孩子，喂好你的鸡和猪。’一会又敲鼓把百姓聚集起来，一会儿又敲木梆把百姓召来，我们小百姓停止做饭、吃饭去接待差吏，尚且没有闲空，又怎能使我们发展生产、生活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顿又疲惫。像这样，与种树那些同行，也许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感叹地说：“这不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的事，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评议】

柳宗元既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又是一位极有见地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还都很有教益。他主张应该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反对苛刻繁复的政令，揭露了当时“长人者好烦其令”的社会弊端。文章用种树来比喻治民，用“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类比治民要“顺民之天以致民之性”，用种树“其莳也若子”类比做官要爱护老百姓，用种树要“其置也若弃”类比治民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用“忧之太勤”类比“长人者好烦其令”的道理。这一系列对比，将种树过程中的是与非、正与误、利与弊都衬托得十分清晰。文中写“他植者”种树的两种错误态度时，详写“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方面，这是为了与文中的“长人者好烦其令”的社会弊端相对应，揭示出“过犹不及”的治国治民的道理。

知人与用人

【引言】

知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也是每一位领导者的头等大事。人非圣贤，谁又有能力从事各种行业、懂得各种道理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职务；汉高祖刘邦谈论功臣，认为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各有长短。何况一般人还不能和这些人相比，又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事典】

刘邵的《人物志》中对不同个性的人具有的长处和短处作了论述：性格刚强、粗犷的人，不善于处理细节，所以总的说来他们有雄才大略，却又有不拘小节、粗心大意的弊病；太严厉的人，缺乏灵活性，他们在依法办事上严格公正，但说到变通却格格不入；宽宏大量的人，不够敏捷，他们为人宽厚周全，可谓仁至义尽，但在抓紧时机办事上却行动迟缓，跟不上要求；喜欢与众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他们如果运用权谋会显得卓异出众，而致力于清静无为之道，则会违背常理、不切实际。

其实，不仅人有长短，任何一个政策和制度也皆有长有短。王道德化的政策，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不切实际；讲究谋略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充满危难的乱世，用来治理太平时期就不会有很大的效果；矫枉过正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奢侈浪费的风气，用来治理贪污腐败，则会使国家遭到破坏；公正严厉的政策，适用于打击朝廷中的邪恶势力，用来治理边疆，就容易失去民众；威严猛烈的政策，适合于讨伐叛乱，用来治理善良的老百姓就成为暴政了；注重工艺技能的政策，适合于经济发达的时期，用来治理贫穷的时期，则会劳民伤财，使老百姓陷于困境。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和任何政策，都各有特长，又各有局限性。

从前伊尹负责修筑宫殿时，让身强力壮的人来背土，让瞎了一只眼但又能看见的人来推车，让驼背的人来抹墙……让各种人做适宜他们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对齐桓公说：“熟悉揖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任用他为大行；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任用他为司田；指挥大队人马作战，一声令下，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用他为大司马；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杀无辜之人，不冤枉无罪之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用他为大理；敢于犯颜直谏，不怕生命危险，不贪图荣华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用他为大谏。您如果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在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成就霸业，有我管仲在就可以了。”

黄石公说：“要善于使用聪明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和愚蠢的人。聪明的人喜欢立功，勇敢的人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贪婪的人决心获取利益，愚蠢的人不怕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是用兵最微妙的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