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帝王气象(13)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说明，任何才能都有长处和短处。北方的胡人熟悉骑马，南方的越人熟悉驾船。形式和种类各不相同，相互换过来去做各自不熟悉的事，就不行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难道是忠厚的人？苏秦难道是守信用的人？但陈平为奠定汉王朝基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收复了失地，这是用其所长的结果。”

由此看来，让韩信去皓首穷经，让董仲舒去横刀立马，让于公去游说四方，让陆贾去执法办案，他们一定不会有以前那样大的功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名声。所以，“用人所长”的道理，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人桓范说：“帝王用人，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争夺天下的时候，首先要任用富有谋略的人；夺取天下以后，首先要任用忠臣义士。”晋文公重耳夺取政权前按舅舅狐偃咎犯的计谋行事，夺取政权后奖赏雍季的忠言。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却把自己死后巩固政权的事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年代，德高望重的人地位尊贵；战乱时期，功劳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修身养性，却不适合应付危难；商鞅善于进行法治，却不适合施行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却不适合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却不适合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尾生的优点是守信用，却不适合应变；前秦王嘉善于与英明的君主相处，却不适合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却不会笼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韬略。

【评议】

我们想讲一个故事来评论上面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燕王对苏代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说谎话的人。”苏代说：“让我来给您举个例子，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两面说好话。到男方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又说男家的有钱。然而周地没有自行娶妻的习惯。如果年轻的女子没有媒人作介绍，即使老了也还是嫁不出去，如果不通过媒人而自己到处夸耀，也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要想不使自己的女儿困在家中，只有靠媒人才行。国家的事情也是一样，不靠权术就无法立足，不靠势力就难以成功。而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说谎话了。”燕王说：“您说得真是太好了！”

看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人，实在是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天时、地利、人和与开国帝王

【引言】

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天时、地利、人和”被认为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使在今天，如果能用正确的观点看待，也是极有道理的。所谓“天时”，就是社会诸种条件的集合，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谁能利用好这一趋势，谁就能获得成功。所谓“地利”，应该理解为当事人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一点决定了当事人采取行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时间。所谓“人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尤指能否得人心。在这三条当中，“地利”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进或是获取，“人和”也可以通过努力结纳、招揽，唯有“天时”最为难得，不仅平时难见，甚至百年不得一遇，用千载难逢去形容，有时亦不为过，况且一旦到来，天下英雄豪杰争之抢之者不知有多少，所以，三者之中，“天时”最为重要。同得“天时”，占“地利”者胜；同得“天时”、“地利”，占“人和”者胜。这就是“天时”虽降于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成功者却极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说是一位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君主，是一位智勇超人、顺世应时的开国皇帝。

【事典】

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民族的悍勇，至今想来，犹令人惊叹不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正值西夏衰落，金朝腐败之时，可以说得尽了“天时”，又加上他的雄才大略，蒙古军的铁蹄踏灭了西夏，如狂风骤雨般直扫欧洲大陆。今日想见其威风，还会使人觉得振奋不已。

成吉思汗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一个大好的基业。成吉思汗生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死后，经历了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之后，才传到忽必烈手中。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至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蒙古国政事混乱，百姓蒙受荼毒。自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摄政，但下属诸官不愿受她节制。宋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即位，但不久又死于“西巡”的途中。在此之后，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系诸王和三子窝阔台系诸王激烈争夺汗位，以至使大蒙古国“三岁无君”，直到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才继承了汗位，从此，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中。作为拖雷的次子，忽必烈就在哥哥蒙哥的治下度过了一个潜藩时期。

忽必烈的母亲深通汉族文化，忽必烈受母亲的影响很深，因此，自小就对汉族文化极感兴趣，步入青年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了。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忽必烈曾把一位著名的禅师叫到他的官邸，他不问佛禅，却问治国之道。他说：“佛法中亦有安天下之法吗？”

禅师答道：“欲寻治国安邦之道，应当去寻找天下的大贤硕儒，佛门之中虽有这样的人才，但不能尽如人意。”他把弟子刘秉忠推荐给了忽必烈，刘秉忠才、学、识具备，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不久，忽必烈又从附近访求到了名儒赵璧，向他虚心学习。由此可见，忽必烈在青年时期就已向往中原的文治了。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政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拖雷生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这四子中，唯有忽必烈的才干最为突出。当时，蒙古人虽占领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汉地不治”，很难成为蒙古军东征西伐的稳固后方根据地。虽然是蒙哥做了大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忽必烈的突出才干，于是，在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命忽必烈为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听了，极为高兴，因这么一来，他就可以龙归大海，虎上深山了。他当即就要欢宴群臣，大加庆贺，但他的幕僚中有一个名叫姚枢的名儒，劝他韬光养晦，不要喜形于色，锋芒太露，忽必烈悚然一惊，当即取消了大宴群臣的打算。

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他把藩府移到了桓州（今内蒙正蓝旗）一带，在那里开设了幕府，到处寻访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相当的努力，忽必烈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为主的顾问集团。在这期间，忽必烈在各地设立安抚司等机构，“选人以任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减轻了这些地区的农民的负担，这些政策，对全国被占领过的地区来说，尤显得必要。

也就是这一年的六月，蒙哥为了对南宋形成完整的军事包围，命忽必烈率兵征大理。他带领姚枢、刘秉忠等随行。十二月过黄河，经陕西，出六盘山，并命姚枢经营关陇地区。姚枢在这里劝农桑、兴学校，使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既为忽必烈南下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又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法的巨大效力。然后，忽必烈分兵三路南下，“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亲自乘革囊渡江，攻陷了大理城，追杀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和主将高祥等人，收取了大理的八府、四部、三十七郡。留下大将兀良合台驻守，于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十二月班师，宋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秋天回到滦河驻地。忽必烈这次由北向南出征，经大渡河、大雪山和金沙江，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壮举。

忽必烈在军事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中原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使他在汉人以及蒙古贵族中的威望日增，他用汉法治理河南、陕西一带，也直接损害了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甚至影响了蒙哥的财政税收。这样一来，谣言四起，说忽必烈心怀异志，想自立为王等等。俗语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蒙哥也开始怀疑起忽必烈来。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撤掉了忽必烈的军权，同时还派一些亲信大臣到陕西一带催要钱粮，对忽必烈的部下妄加罪名，肆意迫害。忽必烈在这种危难的处境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在姚枢等人的劝告下，忽必烈把妻子和儿女送到蒙哥汗那里做人质，以表明自己并无异志。在这年的秋天，忽必烈还亲自去朝见蒙哥汗。兄弟俩终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出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需要，蒙哥汗又让忽必烈重掌军权。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二月，蒙哥汗决定出征，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率西路军进攻四川，命塔察儿、张柔率中路军攻长江中游，命忽必烈率东路军攻黄州一带，命留守在大理的兀良合台攻南宋的南侧，形成了南北夹击乃至包围之势。蒙哥所部进攻四川的合州钓鱼城，因城建在山上，城防坚固，军民同心，久攻不下。在攻战之中，蒙哥亲冒矢石，结果身受重伤，不久，伤发而死。

蒙哥去世的消息既传到了忽必烈军中，也传到了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那里。阿里不哥因驻守后方，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在一些人的策划下，准备继承汗位。但阿里不哥不论在个人才能还是文治武功上，都远不如忽必烈。他为了防止忽必烈带兵北上争位，便秘密调动大漠南北的军队，准备阻击忽必烈。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看出形势有些不妙，就连忙派人密报给忽必烈。忽必烈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听取了臣下的意见，郝经上《班师议》，认为应当先与南宋秘密媾和，然后迅速班师。否则，阿里不哥一旦宣称有蒙哥汗的遗诏，忽必烈虽有重兵，也难得回去。当今之计，应先派人截住蒙哥汗的灵车，收夺皇帝的印玺，并通知诸兄诸王会葬蒙哥汗。然后自率轻骑，日夜兼程，奔赴燕都，稳定中原一带的局势。于是，忽必烈做出要猛攻南宋的姿态，贾似道便慌忙求和，在与南宋订立了和约之后，忽必烈率师北还。

到达燕京时，忽必烈就发现脱里赤正在征集训练军队，脱里赤托辞是受了先帝之命而为，忽必烈已看清了阿里不哥的真实意图，就解散了脱里赤的队伍，并不理阿里不哥会葬蒙哥汗的通知，率军来到开平。在取得了相当数量王侯的支持下，忽必烈抢先一步登上了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