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帝王气象(8)

【事典】

李绩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曾经两次出击突厥，为唐朝的边防巩固立下大功。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太宗任李绩为光禄大夫，并同时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绩在并州前后共十六年，令行禁止，治理有方，颇有政绩。太宗对他的评价甚高，曾对近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守卫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的侵扰，真是头脑昏惑！我现在委任李绩镇守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远远逃遁，边境得保安宁，这岂不远胜修筑长城吗？李绩就是我的长城啊！”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征召李绩回朝，拜为兵部尚书。李绩尚未来得及到京城，大度设率骑兵八万人南侵李思摩部落。太宗遂派李绩为朔州（今山西朔县）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击薛延施，直到青山（在今甘肃环县西），大破敌人，斩其名王一人，俘获其首领，并俘虏五万余人。

当时，李绩突然生病，医生的处方中说，要用胡须烧成灰作药引配药方可治疗李绩的病，太宗听说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绩配药。李绩知道以后，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哭着对太宗恳切地表示谢意。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我应该感谢你，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征调李绩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实际上是对李绩的极大信任，为李绩的政治前途做好铺垫。”太宗对李绩说：“我儿新登储君之位，你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你，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虽然委屈了你的官阶、资历，但责任重大，请你不要见怪。”李绩当时感激涕零。

太宗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绩说：“我将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过去跟从李密时，不肯辜负李密的托付，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绩泣不成声，咬破手指发誓，要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绩因喝醉而睡着了，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绩盖在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卧病，对高宗说：“你对李绩没有恩惠，他就是想报答你也没有理由。现在，我要责罚他，让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将他调回京城，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使他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找了个借口将李绩责出京城，任垒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当月即召李绩拜洛州刺史，不久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与掌管国家的机密大事。当年又拜李绩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绩仍如太宗在世时一样，兢兢业业，为国家屡建奇勋。后来，李绩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征伐高句丽，渡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平壤，俘虏了高句丽王高藏，将高藏献于昭陵，洗雪了太宗征高丽失利的耻辱。

【评议】

李世民对待人才有他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既不是像曹操那样用“术”，也不完全像刘备那样用“宽”、“仁”，而是用信任与真情。看看那些心甘情愿地为李世民效劳的人，大多是对李世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大概，这些人正是从这种感情中找到了价值感，而价值感是给人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

忠臣与良臣

【引言】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那些作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经世济时的实际本领，但他们思想迂腐，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就曾对李世民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良臣与忠臣之辨，是值得我们深思而慎行的。

【事典】

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征三十八岁时参加了李密的起义军，但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招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职，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更加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竟借机表示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撤销了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