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帝王气象(9)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给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能享受的最大哀荣了！

【评议】

忠臣好做而良臣难当，何也？大概是因为想做忠臣只要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想做良臣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要有忠君爱国之心，还要有经世济时的真本领和处理政事、侍奉君主的艺术，否则，在处处充满陷阱和危险的封建官场里，恐怕也只能是“杀身成仁”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一个人只有到达了“大忠”的境界，才能真正地胸怀开阔，无私无畏，如果再有处事的艺术，也许就可以做一个良臣了。至于魏征，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接近了“大忠”的境界，他虽然数易其主，但似乎从来没有人为此而责难他，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因此，魏征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良臣之一。

无为而治的典范

【引言】

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用最小的力气来获得最大的政绩，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寥寥数人和寥寥几个朝代的特定阶段而已。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事典】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便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订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不但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替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善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明智。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大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笼络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钩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顾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评议】

夏、商、周三代的初期一直是我们向往的大同世界典范，据说那时是无为而治；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据说也是无为而治的典范。除此以外，似乎很难找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是无为而治，可见无为而治是多么不易做到。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无为而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帝王和官吏少私寡欲，而这，又有哪个朝代能做得到？

抓住机会，顺水推舟

【引言】

人生常有生不逢时的慨叹。人生亦常有怀才不遇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