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需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唯有都统、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毋]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
《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癸卯，众汉官赴户部贝勒德格类前，诉称：‘我等蒙圣恩，每备御帮丁八名，止免官粮，其余杂差，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五十丁，一例应付。我等一身，照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帮八丁，既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办？徭役似觉重科，况生员外郎尚有帮丁，望上垂怜，将所帮八丁准照官倒当差，余丁与民同例。’德格类以闻。上遣龙什、希福察讯差役重科之由，所诉皆虚，因前买妇女，配给新人，未曾发价，故云。诏户部即以价偿各备御，又谕礼部贝勒萨哈廉曰：‘此辈皆忘却辽东时所受苦累，为此诳言耳。若不申谕使之豁然，则将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于是萨哈廉奉上命传集众官谕曰：‘尔众汉官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无隐，若非实不得已，岂肯前来陈诉。然朕意亦不可隐而不言，当从公论之。朕意以为尔等苦累，较前亦稍休息矣。何以言之？先是，尔等俱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是以尔等潜通明国，书信往来，几蹈赤族之祸。自杨文朋（《八旗通志》作杨文明）被讦事觉以来，朕始宥尔等之罪，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固山。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当不似从前典衣鬻仆矣。’”
此段见建州之始待汉人，实视为奴虏。汉人中本为明之官吏，则招徕之，辄妻以女，称为额驸。若李永芳、佟养性之类皆是。由是汉奸亦相率归附。凡自天命至天聪初，来附者颇见于《贰臣传》中。然所挟以俱降之士兵，或无所挟之汉人，陷于建州者，困苦如此，此清代官书之自述供状也。汉人因此思归，通书反正。太宗发觉其事，不唯不用威虐，反以此自反其过，改善待遇，此见建州之有大志，迥非平凡所能为。唯汉人另编固山，据清代官书，在前则太租初设八旗。事在万历甲寅乙卯年间，其时有汉军牛录十六，在八旗之内，此即所谓归并满洲大臣时也。其另编固山，不详何时。唯于崇德二年七月乙未，言分乌真超哈一旗为二旗，则其先必有编为一旗之时，是即另编时矣。今于八年正月有此谕文，则另编必在其前。考清《贰臣·马光远传》：“明建昌参将，本朝天聪四年，大兵克永平，光远率所部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赐冠服鞍马。五年，上亲征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降城南守台百总一，男妇五十余人，即令光远抚之。七年，诏于八旗满洲佐领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棉甲一，以光远统辖，授一等子爵。”据此，则另编汉军为一固山，即七年事。《东华录》：“七年七月辛卯朔，命满洲各户汉人有十丁者，授棉甲一，共千五百八十人，命旧汉兵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者。”此文亦叙此事，然叙述不明，盖其误。在传录时已自不了，故语不可解，当以《光远传》改正之。而《光远传》文亦有误，如云“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当天聪四年，汉军尚未分旗，即至崇德初，所分一旗两旗，亦止由整旗而分左右翼，两翼旗犹纯用玄青，并无镶黄之名，况在天聪四年乎？以意度之，当云隶镶黄旗汉军，盖隶于满洲镶黄旗内之汉军牛录耳。汉人于旗制隔膜，清中叶以前，史馆诸臣已不了如是，宜及今不可不加以研究也。
“尔等以小事来诉，无不听理，所控虽虚，亦不重处，是皆朕格外加恩甚于满洲者也。困苦之事，间或有之，然试取满洲之功，与尔等较之，孰难孰易？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尔等曾经几战乎？朕遇尔等稍有微劳，即因而擢用，加恩过于满洲，若与满洲一例较伤论功，以为升迁，尔今之为总兵者，未知当居何职？尔汉官皆谓：‘满洲官员虽娴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我等战功虽不及满洲，忧国急公则过之。’及览尔等章奏，较前言有异矣。尔等另编固山之时，咸云：‘拯我等于陷溺之中，不受满洲大臣欺凌，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上恩于万一。’今览尔等所诉之词，前言顿忘。尔等诉称苦累甚于满洲，盍向熟谙差役者问之！若以满洲相较，轻则有之，甚则未也。古圣人有云：‘以家之财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以国之财养贤，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言皆尔等素所知也。国小民稀，朕及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养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圣人所谓‘家财国财’之义也。既知此例，所输大凌河数人赡养之资，遂出怨言，尔等何其言行不相顾耶？朕谓尔等博知典故，虽非圣贤，必有通达事理者。自朕以及贝勒，尚散财无吝，使尔等果能达于事理，岂以随众输纳为苦耶？他国之主皆敛民间财赋，以供一己之用，有余方以养人；我国赋税，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乎？我国民力，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役乎？取国赋糜用于家，役民力以修治宫室，不以国事为念，止图一己便安，尔等当谏之。朕为国家朝夕忧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长头目接踵来归，犹恐不能招致贤才，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凡赏赉归附之人，皆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于尔等乎？礼部亦有汉官，试往问之，八家每年出羊若干，貂裘野兽酒米筵宴若干，明告于尔。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民，朕与诸贝勒又散给各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朕与八固山贝勒，于新附之蒙古、汉人、瓦尔喀、虎尔哈、卦尔察，以及旧满洲、汉人、蒙古等，凡贫穷者，给与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何可胜数。此皆尔等所明知者。尔等果忧国急公，其间纵有愚昧无知，自言其苦者，尔等犹当劝谕，乃反因此些小之费，遂出怨言，所谓急公过于满洲者，徒虚语也。”
此段见其自矜无私费，无私役，皆以朕躬与诸贝勒并提，虽以君主自居，未能不以诸贝勒为有共治之分，是太祖遗意之未遽泯灭者。八家并称，仍以八固山为出治之主名，君主虽临于上，不能独居其功，其自将之固山仍与他固山平列，唯己以一人超乎其上，此是太宗时八旗制蜕化真相。
“尔等曾奏云：‘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我国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有不能。至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是，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以次给散。如尔等照官职功次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奴仆，俱宜多寡相均。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满官曾有千丁者乎？果尔计功，论理满洲一品大臣，应得千丁。自分拨人丁以来，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额者。若谓新生幼稚耶？何其长养之速；若谓他国所获耶？尔汉官未尝另行出征，此如许人丁，不知从何处增添也。尔等之过，朕知而不究，其贝勒满洲大臣，以尔等私隐人丁，孰不怀怨？若不任尔等多得，而有较满洲更加苦累之心，岂不将满洲汉官户下人丁，和盘计算，照官职功次再为分拨乎？倘如此分拨，尔千丁者，不识应得几人也。尔众官在明国时，家下人丁若干，今有若干，何不深思之！满、汉官民虽有新旧，皆我臣庶，岂有厚薄之分？今既如此，尔等亦同满洲，三丁抽一为兵，凡出征行猎，一切差徭，俱一例分毫不缺，尔等以为何如乎？试取朕言与尔等所言，从公忖量，有欲言者，不必疑虑，切直言之可也。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烧盐，畋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每牛录派兵一名，防守句骊河（《通志》作巨流河，注即句骊河），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征瓦尔哈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又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见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令满洲负载，运送边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鼠猞猁狲等皮，兼运送新米。朝鲜、蒙古使至沈阳，摆牙喇章京各出人一名，逐日运给水草；夏月至，更有运给水草之役。又每年采参，负往朝鲜货卖（此当即是皮岛通商），每固山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盗踪，又以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也。”
此段见满洲开国，此草昧之部落，而内政外交有条不紊，尚无钱币之制，纯恃实物为交易，所恃者土地闲旷，山林产珍贵之物。当天下未定，满洲人居然任其劳费，而处外族以优逸，用广招徕。生事简单，然使有久计。文字无多，细绎之，民生国计，尽心经理之法，皆见于此。尤不易者，投诚人来，授以满人见住之屯堡房屋，而原住之满人展界移居以让之。此非满洲上下真能一心，何以得此。国无大小，实心为政，虚心待人，事必有济。自太祖初兴至此，传经两代，时逾五十年，锐意图强，有进无止，而中国以万历、天启之朝局应之。思宗有志救亡，而用聚敛之臣以夺民生，信刑余之贱以斥士类，好溪刻琐细之才以拒纯正远大之议论。对敌情固茫然，对民情尤漠然。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非两两对照，不易了也！其宣谕汉官之词，和平诚恳，有以服其心，绝不压以威力，较之思宗，明知民力不任，犹曰暂累吾民一年，一年之后，更不提暂字。兴亡之判，非偶然矣！谕毕复有末尾一段，并录以尽其曲折：
“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及副将、参将、游击，皆曰：‘控诉之事，我等不知，皆众备御所为。’遂将为首八人执之。萨哈廉问曰：‘尔等既云不知，当户部贝勒遣布丹往问时，何云知之？又何为将苦累之事备呈于部耶？’对曰：‘各备御向我等不曾言差役重科，但言欲诉帮丁八人之事，故布丹来讯我等，答云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龙什、希福令我等将所有差徭，备细开写，我等无知，故尔开送奏闻。’上曰：‘诸臣既云不知，可将备御八人并释之，倘治其罪，后有苦累，亦更无敢言者。各官及备御，勿令谢恩。若谢恩，则是欲罪而复赦之也。’”
委曲周至，真能买汉奸之心。统观全文，猥陋仅能达意，自是关外原来记载，非经中国文人以瞻天颂圣之格调为之润色，且出两造口语，非虚捏之宣传文也。下各官惶恐语略之。
太宗时虽收各固山之权，而处分之法，仍视八固山为八家私物，以夺此予彼为惩劝。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必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专据。然自将之三固山，亦在予夺处分之内，则并立之遗迹尚存也。崇德改元时，正蓝已归太宗，故云三固山为自将。
《八旗通志·兵制志》军令：“崇德三年谕：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交锋，若七旗王贝勒贝子却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七旗获全，即将七旗佐领下人丁给拒战之一旗。若七旗拒战，一旗却走，即将却走人丁，分与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却走者半，即以却走人丁，分给本旗拒战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战而无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战之王贝勒贝子，别行给赏。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敢寡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