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到甘肃
邵燕祥
小引
我因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土地改革时的笔记本，回忆和反思那一段经历就有些依据了。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当时在“蒋管区”，却也在（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那时我已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此，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于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中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阶级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阶级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于传说。我想象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尔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地）改（革）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极端，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了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时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于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是应该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毛泽东晋绥纠“左”的一年多以后，进了城，建了国，1949年至1950年那个冬春，北京郊区和各个“新（解放）区”就都搞了土改试点。1951年全面铺开。不过，三大运动中的这一大运动，要利用冬闲时间，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所以比年初已经大张旗鼓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稍稍滞后了些。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也有参加土改的名额，不需报名，上级决定有我。跟我一起去西北土改工作团的，还有行政处的蔺际成（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党员），北京市台的茹健（原北平某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老蔺在50年代调出电台，茹健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因为他没有任何罪愆；只有蒋介石国民党会认为他有罪：他可是从年轻时就一心要革国民党的命了。
我们于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此行延续到次年新春方回，前后三个多月。
一站一站地走向土地改革第一线
我是拥护土地改革的。即使我不是在1947年就学习过《土地法大纲》，我也知道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人应该比孙中山更进一步，从理论进入实践。
我从彦涵的版画和赵树理的小说，看到过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民闹减租减息、地主节节后退的情态，又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好像跟着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工作组下乡，经历了土改的全过程。那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尚未出版，我还没有读过毛泽东针对晋绥和其他地区所作的，关于土改中政策问题，关于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党内指示。
还在1949年前，偶尔听到关于解放区土改中除了对地主“扫地出门”以外，还施加一些酷刑的传言，都是充耳不闻，当作是逃亡地主甚至国民党特务的造谣，连“本质与主流”、“普遍与个别”、“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些常备武器都不必用，就可以做出判断，落得耳根清净，也最省心。
轮到我参加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改了，旧的《土地法大纲》已经重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切将有所遵循。1951年，就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土改工作团活动。我这次参加的，大概算是第二期，全国一共31个团，3658人；除天津组成5个团外，中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和北京市各单位组建26个团，共3139人。我所属的西北两个团，共224人（党员40人，团员55人，约占四成），只比华北那一个团（131人）大些。其余如中南11个团，1300多人，西南、华东都是6个团，各700人左右。
那时我没有注意，现在回想，大概有个全国土改的领导机构，给我们作报告的都是其中的成员，如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是中央中央统战部部长。
10月10日，在中山公园，由安子文作思想动员报告。他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来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因此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他说，土改基本上是解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满足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故他们斗争最坚决，对地主阶级最不留情，要以他们为领导骨干。但贫雇农最不好发动。干部、知识分子，跟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格格不入，小资产阶级易于支持中农做领导骨干（！）。他又说，贫雇农中也不纯洁，有一些带流氓性，很穷，但不务正业，有些是地主的狗腿子；还有些虽非狗腿子，但脱离群众，企图贪污，不顾政策。一入村，老老实实的贫雇农不会找我们的，他们这些人却会找上来。最后，他说，上面下去的干部，有时先有一种调和妥协的思想，以后遇到问题又会“宁左勿右”，左右摇摆（！）。
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吸收了几年中土改试点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若看他在1948年划定的政策界限，还是比较稳妥的。然而，在政策执行中，有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批评“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偏差，但这往往是与坚决“依靠贫雇农”的宣传和实践分不开。有些过去试点工作中的做法，早已否定了的，但在干部中的影响还在；如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我曾写进一首小诗（《寄到一座铜矿山》，刊发在1955年的《新观察》），来说明在农村发动群众的广泛深入，老同志看了指出，这是1947年老区土改试点时一个“左倾”口号，产生过打击一大片的严重后果！想不到时过数年，竟还在一些土改干部口中流传。因此，尽管掌握运动的领导不断提醒，不要“左右摇摆”，包括警惕“宁左勿右”，实际上却还是往“左”摇摆的时候居多，这就要从更深处去找原因了。
10月18日，柴泽民（他的具体职务我忘记了，二三十年后做过驻美大使）讲土改的方法与步骤，关于向群众宣传政策，他说，一定要到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再交代具体政策，“否则会使群众缩手缩脚”。这就是说，先要让群众放开手脚，然后再用具体政策去规范他们的行动。10月21日，李维汉在欢送大会上讲话，是以预见到运动会出现过火偏向为前提的，他给我们打预防针说：“纠正过火偏向，一定要在自己人当中进行，不可在地主面前泼农民的冷水，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限制农民的口号切不可提。”这是与毛泽东历来主张运动初期要反右、运动后期再纠偏的精神一致的。柴泽民解答问题时说：“群众发动起来，在气愤的情况下，打了几下地主，不算错误；但唆使群众这样做，就不合乎政策了。”李维汉强调：“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任何和平土改的设想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领导层决策层，是否有人设想和平土改，我不知道；但在基层干部中，为了免于犯“和平土改”的右倾错误，斗起来不怕激烈，不怕过火，也是自然的了。
许多年后，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命题，把利用群众自发的暴力倾向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战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后来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文革”中“红卫兵”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岂是我们40年代闹学潮的学生可比。我们那时候闹的学潮，从“抗议美军暴行”到“反饥饿反内战”，虽说也叫群众运动，一是规模较小，一是止于政治抗议的性质，而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见好就收，然而也正因此，从地下党学运的领导角度看，他们运筹帷幄是煞费苦心的，而从像我这样的一般参与者来说，似乎要简单些。土地改革是一场农民运动，不仅是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复杂多端，对我这样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环境人事完全是陌生的，做工作队员虽说上有领导，但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相对于参加运动的普通农民，我们处在主导的方面，我不能不预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10月25日，在志愿军入朝一周年之际，登上火车出发前往西北，我的心情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
头一站到西安，停下几天听当地领导的报告。在这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习仲勋以及马明方在1950年有关西北工作情况，特别是有关西北和陕西省土改工作计划和任务的报告等文件。我们将去甘肃，西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一位姓韩的副主任布置，甘肃除蒙藏聚居的非纯农业区及庆阳专区外，65个县市、780万人口要在今年秋后进行土改。
在西安，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受到很高的礼遇。不过，当时的西安古城市区还没有什么新建设，我们大队人马分住在一些私营旅馆，我住的叫大金台旅社，傍晚先听到乌鸦聒噪，仰头看去，密匝匝一片乌鸦转着圈儿飞，像是谁用马杓搅着一大锅黏粥。“白天开会，晚上看戏”，几乎是老规矩，看了易俗社演的秦腔，戏园子里两厢拉起绳儿卖站票，西安人真迷那高亢苍凉的腔调。另一晚看了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我们都被影片中苏联集体农庄一派歌舞升平所陶醉，心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土改就是要为中国农民创造走向同样幸福的生活开辟道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斯大林最爱看这部片子，在苏联农业一片凋敝的年月，他也用这粉饰生活的电影来陶醉自己。
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谁养活谁》，这跟南方流行的《啥人养活啥人》（叶至诚词）异曲同工：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谁养活谁呀，事情很明显，地主们吃穿，哪样不是靠着咱？土地改革，改善生活理当然。有了吃，有了穿，组织起来不费难。
咱们把身翻，胜利在眼前呀在眼前。
这首歌不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也启发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它印证了我们在别处学习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为起点，这是不错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导致了生产成果分配的差别，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平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此否认社会分工的必要。从理论上是这样讲，宣传中却难免没有简单化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就如60年代“文革”中，江青口口声声责问文艺工作者：你们吃农民种的粮食，穿工人织的布，如何如何，云云云云，撇开江青本人穷奢极侈的伪善不说，能够不问青红皂白一笔抹煞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么，能够说脑力劳动的价值低于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价值，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因“不事生产”而在人格上比工人农民低一头，甚至“肮脏得多”吗？
这都是今天人们在比较正常的气氛下公认的常识和常理。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记得当年，柴泽民在解答划阶级成份的问题时，就说，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因为不是农业劳动，不能计入家庭劳动；家中有无劳动，须视家中有无农业劳动而定。虽说是解答问题，其实带有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的性质。这样实施的结果，比如一个农家有一个成年人没在家里种地，而是在外做教师，计算他家有无劳动时，这个人教书的工作就不被承认为劳动了。我后来入驻的那乡那村，都没有出外当教员的，但又过了十几年我参加河南浚县“四清”运动时，所在西宋庄大队有一户地主，就是土改时在城里教书的；因为教书不是农业劳动（何况必须是参加主要劳动才算是“有劳动”），他家划为地主，然后在学校搞运动时，又因他家已划地主而将他清洗回乡，于是他就顶着地主帽子受专政，服劳役，好像偌大中国不稀罕一个小学校教师，但汲汲于增添一名地主。这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