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北之争（下）
白先勇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第二次停战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1]蒋中正本人也终于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2]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1946年5月23日，蒋中正偕我父亲等人飞莅沈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眼看到国军士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5月2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3]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进占领。一直到5月30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也并未告诉我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我父亲及杜聿明在沈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事实上5月30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陷电”：
“文今晨携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召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一）交通即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4]
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不过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这说明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5]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日，马上径自向马歇尔宣布6月6日起主动停战十五天。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猝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6]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国。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沈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日趋尖锐。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4月18日，共军打入长春。马歇尔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着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属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4月23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在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7]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当，要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败之深。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往沈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沈阳，以控该地局势。这当然是托辞，父亲19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蒋于5月25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8]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歇尔逼蒋停战。马歇尔这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沈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击蒋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指使。马歇尔大为窘迫，被逼得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5月31日，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
“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9]
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了。6月4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6月6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得也很清楚。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
“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10]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简直“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3月初，马歇尔竟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11]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后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巨大。4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
“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失去调停的能力了。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占长春。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阳所记的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地批了一顿：
“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5月27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记道：
“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作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之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10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国军美援八个月。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因此，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他举例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
“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12]
接着蒋氏沉痛检讨：
“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