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于5月23日飞沈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阳那几天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溃逃。5月24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因此，蒋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压力，同时还留了一着活棋，6月7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内附复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14]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1946年6月初，东北林彪部队经“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在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1946年6月初，是国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乃贸然下令停战。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彻底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1946年6月初，已经决定。[15]
父亲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后林匪彪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千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能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16]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同感“痛心疾首”。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亲做口述历史访问，从1963年起，共访问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万言，可惜还未及谈到国共内战，1966年，父亲遽然逝世。因此，来不及论到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竟有四处提到这一个他始终未能释怀的战役。
综观父亲有关“四平街会战”的言论，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
（一）父亲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败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又以“四平街会战”没有彻底剿灭共军，而让林彪部队坐大反噬，“养虎遗患”，最为关键。在这点上，父亲与蒋中正看法相同，皆认为“四平街会战”功亏一篑，不仅影响东北得失，甚至决定整个内战的胜负。
（二）父亲亦不便点明蒋中正下停战令之错误，而归咎于马歇尔的压力及其对中共认识不清。但父亲接着说：“当然我们在大陆之失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认为蒋当初不应过分依靠美国，受马歇尔左右。父亲曾向蒋建议，如马歇尔责怪，可以将继续追击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亲一再向蒋中正请命，让他留在东北，完成彻底剿灭林彪部队的计划，蒋始终不许，强令父亲返南京。所以父亲反复说蒋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部长。父亲大概对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四）父亲不仅力主乘胜追击林彪溃败部队，攻下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等北满主要城市，父亲更建议清除东北共军后，马上组织三百万民团以巩固确保地方治安，再抽调五个美式械备师，到关内帮助北平行营在华北“剿共”。
（五）父亲往东北督战，四平街攻下后，父亲下令继续进攻长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报长春潜伏有六千苏联红军，令国军不准越过辽河。父亲判断林彪部队已经溃败，应乘胜追击，乃独断下令，严饬杜聿明继续追击，往长春挺进，并连夜飞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事情经过。这一段史实，在杜聿明的回忆《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读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后，杜聿明要下令进攻长春，反而是父亲迟疑不决，杜极力说服父亲，父亲才同意追击。我记得父亲对当时的情况曾有这样说法：他的确三番四次询问杜聿明，国军是否有把握攻下长春，当杜保证有把握后，父亲乃下令进攻，并对杜说，在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负责。杜文中完全没有提六千苏联红军潜伏长春，中央下令国军不可越过辽河之事。既然父亲于1956年上呈蒋中正的密函中，郑重提起这段历史，尤其突出他“独断下令”的事实，蒋应完全了解当初情形，当以父亲的说法可信。杜聿明的回忆文章是被俘后在大陆所写的，他隐去这一段，而且颠倒了一些事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对杜聿明这篇文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所引用，所以应该澄清其错误的地方。事实上当初父亲见机独断下令追击，十分重要，因此国军攻克四平后，才得以马上继续追击，在公主岭赶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散。对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违抗，但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才有独断行事的可能。
父亲于5月19日连夜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战况后，便于5月23日急着赶回东北。父亲在“访问记录”所载，似乎是蒋临时起意要与父亲一同赴沈阳的，但既有宋美龄、张嘉璈等人偕往，可见蒋在那两三日内已经决定要亲自赴东北主持大计的了。他曾在给宋子文的函中说过，他去东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开马歇尔逼他停战的压力。事实上他赴东北亲自指挥国军追击，反而更坐实马歇尔说他有意拖延停战的指责。其实当初的上策应该是，既然父亲往东北督战已获大胜，理该再让父亲独自重返沈阳继续主持国军北进攻击计划，蒋自己留在南京与马歇尔周旋，试观日后蒋能让马歇尔八上庐山，为了调停疲于奔命，他在南京再应付马歇尔两三个星期，应该不成问题，正如父亲所提，可以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蒋与我父亲同赴沈阳后，父亲又数度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完成肃清共军的任务，如果蒋允许父亲所求，东北的情况应该完全不同。
苏联撤军后，在“四平街会战”国共双方展开主力大战，东北的问题已由国际外交转成以军事为主了。这时，东北的军事主持人地位日显重要。持平而论，杜聿明在国军将领中，算是相当杰出的一位将领，后来因为东北战争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而遭到各种攻击，且被美国人在“白皮书”中斥为“庸将”，但他的老上司关麟征说了公道话，他称赞杜聿明精明强干，“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但他也认为杜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17]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军中第一张王牌林彪来，国军也应该推出一位与林彪旗鼓相当的将领与之对抗。而且杜聿明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派系不同（熊为政学系），意见相左，杜时时受掣于熊。如果父亲能留在东北主持军事大计，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父亲是国防部部长，职位高于熊式辉，而且北伐时，父亲任东部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过熊。如果让父亲坐镇东北，指挥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陈明仁、孙立人这些国军中的虎将，以当时国军之气势及军备优势，“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的可能性极大。
军事平定后，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治理东北的计划，那就是：“编三百万民团，自动保卫地方。”父亲本来就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尤其反对解散各地方游击队及伪满军。父亲这项组织民团的计划，一定会将东北地区的游击部队及伪满军统统收编。后来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到林彪部下，共军如虎添翼，是后来共军在东北得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父亲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便以训练广西民团著名。父亲又当过八年军训部部长，练兵有丰富经验。如果让父亲在东北组织训练一支三百万的民团，这些民兵深入东北各地农村，保卫地方，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将是一股劲敌。而且共军干部下乡展开土改，组织农民，也将遭遇这些民兵的抵抗。父亲计划中的三百万的民团，将是稳定东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后来东北国军渐渐被孤立，最后困守在几个大城，被共军包围吃掉，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系统未能够组织动员东北人民，辅助国军。军事与行政系统，各行其事，不能相辅相成。父亲建议组织民团，是颇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东北情况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重点使用，入关帮助北平行营打华北聂荣臻部下的共军，父亲认为，如此“戡乱大局或可改观”。
当然，这一切假设端看蒋中正当时是否愿意让父亲留在东北主持大计，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即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蒋先生何以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