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熊氏虽然出身保定及日本陆大，早年参加北伐，但并无显赫战功，在国军中声望不高，东北黄埔系的将领并不服他。尤其他亲自指挥五十二军之第二十五师攻打本溪，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是他唯一一次亲自指挥的战役，却栽了跟斗，杜聿明等对其颇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无过人政绩，尤其对东北人民，完全缺乏号召力。抗战期间，熊氏曾出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派驻美国，熊氏英语不精，与国务院甚少接触，后又因公开演讲指责美国未实践援华诺言，引起美国政府不快。当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蒋中正面前还曾告了熊一状。熊氏的外交才干，由此可见。后来在东北应付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亦一筹莫展。据说当初是由于政学系领袖张群的大力推荐，熊式辉才得到东北行营主任的职位。国民党内政学、黄埔、CC的派系斗争，又在东北重演，熊式辉对黄埔系的“天子门生”既无法控制，又排斥搞党务的CC人员。于是弄得党、政、军三驾马车，各不相属。熊式辉在东北主政近两年，在这段关键时刻，奠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给予共产党可乘之机。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22]当时中央党务特派员、东北人士齐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挤。他对熊有这样的批评：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23]
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24]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国民政府颁以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但陈明仁却以大豆案被陈诚撤职查办，据说陈明仁返南京焚掉将军服，声言要去国府路摆摊贩卖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立大功而遭惩罚，对当时军心打击甚大。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25]，陈诚下台。1948年4月间，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东北代表群情激愤，要求蒋中正主席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26]
陈诚在参谋总长任内所做影响极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东北三十万伪满军。共军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收编后，如虎添翼。论者多以为战后不收编东北伪满军善加利用，是国民党一大失策。东北人士多持此论，例如曾为东北国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这一段十分沉痛的检讨：
“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始于东北的失败，而东北的失败则非纯国军在战场的失败，实为接收失败。日本窃据东北十四年，曾训练不少伪军，其在日本控制时，固为伪军，当其回到祖国时，则为爱国青年，在光复之初，一心等待收编，为国效力，结果却大部为‘共匪’裹胁而去，本已被国军击溃的林彪匪部，得此补充力量，加以苏俄移交之日军装备，短期内即汇聚成一大股有力‘匪军’，数量远过国军，人少力分之国军，纵勇敢善战，至此已无能为力。东北失败后，‘匪军’源源入关，遂导致整个大陆的沦陷……”[27]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也有同样的结论：
“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28]
1948年2月，卫立煌临危受命勉强上阵，但东北大势已难挽回。而卫立煌与蒋中正对于东北国军的战略又有严重的分歧，卫主守，蒋主攻。1948年秋，最后“辽沈决战”林彪大军南下，至“锦州之役”，蒋中正亲往东北指挥，下达命令，卫立煌竟拒抗不从，两人发生矛盾，上级意见不一致，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先是，10月14日，锦州陷落，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七万人被俘。蒋中正严令卫立煌反攻，但卫认为锦州已陷，派军往救，恐有被共军围歼的危险，两人曾为攻或守发生争执，最后终于派廖耀湘兵团由沈阳西进，但旋即廖兵团被围，十余万人覆没。同时被围困半年的长春亦因滇军第六十军倒戈，10月27日，另一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以下六万余人被俘。11月2日，沈阳不守，卫立煌出走，东北全部尽入共军之手。
1946年初夏的“四平街会战”对整个东北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巨，但历来深入研究这一战役前因后果的专著却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国民党方面由于四平之役下停战令是蒋中正本人铸成的大错，不便深究。当年参加过东北战争的国军将领如赵家骧等人写回忆录时，这段历史也只能点到为止。至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种顾忌，对于共军的惨败情况，不能照实写，只好曲笔带过。在中共方面，“四平街会战”事实上是国共内战中头一等大败仗，当然不愿多加宣扬，提到四平兵败、林彪部队溃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动撤退”遮掩。只有许多年后，像罗荣桓等人的回忆录才偶尔说几句真话。至于国军当时没有进占哈尔滨，中共的说法通称国军已无力进攻，事实上彼时毛泽东已下令撤守哈尔滨。
至于外国学者，对“四平街会战”的来龙去脉及其重大意义有深刻了解的，亦属凤毛麟角。美国学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对战后东北问题颇有研究，他的专书《胜利的锤炼场》(The Anvil of Victory)探讨中共东北局如何惨淡经营、在东北赢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但他论到“四平街会战”，对林彪部队溃败的实况，了解并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国军拿下哈尔滨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歼灭善于闪躲的共军”之结论来。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当时是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他曾在东北目击“四平街会战”经过，后来他将东北战争的历史写成《中国红军》(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一书，此书常被外国学者引用。李格虽然认识到“四平街会战”的重要性，并认为1946年6月6日的停战令“不仅是东北战争亦是整个内战的转折点”，但他也误以为林彪部队能够“主动”撤离四平、长春，从容北退。当初美国政府对东北四平一役的情报的确有误，难怪马歇尔硬是不肯相信国军已将共军主力击溃的事实。其他外国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对“四平街会战”有清楚认识的并不多，连具有权威性的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民国史：1912—1949”论述到东北战争这一段，对国军在四平一役得胜的军事意义，也大大地低估了。美国学者中，对“四平街会战”比较有见解的，迄今似乎只有两位。一位是卫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论文《虎口余生：林彪及东北四野军》(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对“四平街会战”的前因后果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但此论文成于70年代初，中共方面许多资料如毛泽东及林彪之间的密电尚未公之于世，所以对于共军的溃败实况尚未能深入探讨。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 Gillin)，除了撰写专文《蒋介石与马歇尔：1946年四平街之灾祸》(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 1946)论述这段历史外，他在编选张嘉璈日记《东北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长序中，对“四平街会战”的得失，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结论：
“国军停止追击，未继续进占哈尔滨，显示东北蒋氏的军队从此江河日下。虽然数月后战事又起而且持续两年，东北国军再也无法重获1946年初夏他们享有的优势。最后，那个夏天在该地所发生的事（指蒋氏下令停战），不仅令国军在东北失去一次军事胜利的机会，最后并致使国军在中国全盘溃败。”[2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