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川“顶门”
郭家沟村位于延川县文安驿川距县城十华里的小山沟，它与阳面的刘家圪村隔河相望，村口面对文安驿川。它与刘家圪、马家店等自然村，共同组成了刘家圪大队。
文安驿川沟深大约七八十华里，背靠延安县与延长县，呈典型的织布梭子型，两头尖细，中间宽展；其流域的山体平缓，川面平整，土地肥沃，是延川县著名的“米粮川”。这条川丰富的毛细血管里容纳了近百个小山村，这些村庄构成了禹居乡与文安驿乡的全部，以及城关乡的大半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插了七年队的梁家河村，也在文安驿川的一个毛细血管里，该村距郭家沟村约有十五六华里的样子。郭家沟村属于城关乡的地盘，它藏在文安驿川靠近县城的山旮旯里，既不显山露水，也方便出行。
1957年深秋，经过快二十年的奋斗的王玉德，终于在郭家沟村扎下深根。他家已经从移民初来时借居的后郭家沟村搬出，在前郭家沟村箍起了一孔新石窑。王玉德的庭院端坐在郭家沟村口的阳坡上，坡底是一股细细的溪水，丁东北流，汇入文安驿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庭院的出路很好，它距文安驿川的垂直距离不到三百米，下得坡来，出了沟口，蹚过文安驿河，就能上了走南闯北的大路。应该说，当时王玉德家的院子，在这个共有十来户人家、六七十口人的小山村里还是较为显眼的风景。
王玉宽和儿子卫儿一身疲惫地来到大哥家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卫儿见到了亲他、疼他的奶奶，也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吃过晚饭，他和奶奶、大伯、大妈以及父亲挤在一盘炕上早早地睡了。在清涧老家，他和大弟弟“刘”一起睡“沙毡”[14]，盖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被子。而在大伯家，他能单独盖一床新棉被，铺一条新褥子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条件。
王玉宽继续认真地做着“走亲戚”的游戏。他在大哥家无所事事地歇了两天脚后，终于在第三天早晨告诉卫儿，他要到延川县城赶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再领卫儿一起回清涧。其实，九岁的卫儿心知肚明，父亲是在撒谎，要悄悄溜走，把自己“卖”给大伯为儿。这本来是个撕心裂肺的情景，懂事的卫儿却装着答应了父亲的“谎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很多年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第一次披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七岁（指七周岁——笔者注），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15]
《尚书·君陈》言：“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现代心理学认为，五至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留在延川上学，就要在心理上接受和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陕北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说法。王家堡村和郭家沟村相差一百多里路，王家堡村属于无定河流域，郭家沟村属于秀延河流域，这两地人们的生活习性与语言习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就这点而言，卫儿的感觉非常敏锐，郭家沟村的大小孩子们也非常敏锐。村里的孩子们把这个操着清涧口音的男孩，叫“外路脑子”[16]，甚至公开挑战与示威。对此，开始试图融入郭家沟村的卫儿，也尽量采取一种克制与容忍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又忍不住孩子们各种乡间游戏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矛盾终于在一次“打瓦片”游戏中爆发。本来，卫儿赢了游戏。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17]“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卫儿这时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和这个男孩摔到一起，并把这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这次打架，给郭家沟村的孩子们上了一课，这个“外路脑子”心“残火”[18]着哩。这次打架，也让卫儿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当然，“私孩”与“为儿货”的恶毒词语不得不令卫儿警惕。这也说明他到郭家沟村来的目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只不过大人们心照不宣，而小孩们却有口无心地说出来了。事实上，除了白天与村里小孩的玩耍外，卫儿更要直接面对大伯与大妈。大伯是善良与厚道的“受苦人”，“外来户”的身份，早已经让他养成了小心处事、谦让待人的性格。村里不管有什么红白事情，他总是乐意忙前忙后。在郭家沟村经营了十几年，他已经有了不错的人缘，也有自己的“拜识”[19]。没有儿女，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俗话说“养儿防老”，弟弟玉宽送来的卫儿，就是自己今后的儿子，自己死后继承香火的儿子。大妈李桂英因没有养活自己的亲生儿女，本来就心虚理短，她也十分卖力地讨好卫儿。事实上，卫儿已经拥有初步判断力，与大伯、大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关系。大伯、大妈千方百计地把卫儿的心拴住，绝口不提“顶门”为儿的事情；卫儿也善于察言观色，十分“有眼睛”，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出过分要求。
在卫儿初到郭家沟村的适应期里，奶奶起了很好的亲情黏合作用。卫儿自幼就跟奶奶生活，是奶奶抚养他到四五岁。后来，奶奶到大伯家了，他才重新“归队”，睡回到父母的窑里。现在来到完全陌生的郭家沟村，最亲的亲人自然是奶奶了。他甚至是每天晚上睡觉时，搂着奶奶才能入睡。
曾任《陕西日报》记者的路遥兄弟王天乐生前接受采访时，证实了奶奶当时在路遥初来郭家沟村时的重要性：“尽管养母非常喜欢这个侄儿，时不时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孤寂，好在奶奶也住在伯父家里，使他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每天晚上，他总是搂着奶奶睡觉。在养母的眼里小路遥又懂事又听话。”[20]
在陕北农村，成年人“顶门”为儿、继承香火是件天大的事情，往往要有家族的长辈主持仪式来确认。顶门为儿之人要叩头行礼，改口称呼所顶门户的父母，全心全意承担养子的责任与义务；而被顶门的父母，要在此后视养子为己出，绝不能偏心偏眼，对养子不好。不然，村里人会骂，这家人对养子都不好，会绝户哩。当然，养子与养父母要解除关系，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有个说法。不然，村里人也会骂这个养子是个“白眼狼”，连畜生都不如。倘若顶门人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双方大人要以一定的契约形式确定关系，抱养孩子的一方，要给被抱养孩子的一方经济补偿。然而，卫儿过继给郭家沟村的大伯，却没有这里面的任何形式。相反，卫儿还是以“大爹”[21]与“大妈”的称谓叫着自己的大伯、大妈。大妈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试探卫儿：“从今后你就叫我妈，郭家沟就是你的新家。”不料，警惕的卫儿却说：“我妈说我只能叫你大妈，让你们供念书才到你家。”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出卖了王家堡村那里亲妈的如意打算。大妈听到此话打了个冷怔，心里自然不舒服。她也给丈夫偷偷地诉说，结果遭到丈夫的谴责。王玉德心如明镜，顶门为儿是个难肠事。卫儿已经九岁了，要让他改口也难。叫什么倒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和婆姨死后，能有个后人挖个坑埋了，不至于让野狗啃了骨头。在王玉德的包容下，卫儿一直没有改口，直到长大成名后，他仍然叫自己的养父母为“大爹”与“大妈”。
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王玉德领着卫儿到村小学报名。郭家沟是刘家圪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全刘家圪大队只有一个设在马家店自然村的马家店小学。马家店小学坐落在散漫的刘家圪大队各个自然村中间，是用一座废弃的庙宇改建的。学校共有三孔窑洞，教师办公室占一孔，其余两孔则挤了四个年级——一二年级复式班占一孔，三四年级复式班占一孔，学校的院子很小，只好长期“借用”河滩当操场了。
当时，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叫刘正安的男老师。王玉德告诉他，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侄儿，要在村里上学。刘老师考了卫儿几个笔画稠的字。因为有在清涧上了几天学的底子，卫儿会认，也能写正确，老师同意作为“插班生”，跟着上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那时，全国农村小学是秋季入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正好在春夏学期。学籍注册时，老师说“王卫儿”是个小名，也太土，得起个官名。王玉德说：“我们不识字，先生你给起一个吧。”刘老师顺口说：“把卫字带上，填上个国字，王卫国。将来念成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军长！”老师这一说，王玉德自然高兴。卫儿心里也热乎乎的，老师说当军长，首先是个大官，就像电影上那样腔子[22]上挂了个望远镜，手一挥，千军万马，冲啊！……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用功，把书念成，长大当个“军长”！
从此，卫儿正式改名叫“王卫国”，成为延川县马家店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这个叫王卫国的男孩，既聪明也用功，学习上如鱼得水，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当时，马家店小学只能采取复式班教学方式——即高低年级混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先上高年级的课，再上低年级的课，低年级的辅导由高年级学生来完成，这是教学资源紧缺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法。王卫国同学在一年级时，已经有精力听老师讲二年级的课了，三年级时已经能听懂四年级的课了。等到学期结束，总能拿回奖状。
这时的王卫国，已经完全融入新的环境。上学时他和村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下课了，他与同学们一起嬉戏、打闹；放学了，他也与小伙伴一起打猪草、砍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而王玉德两口子也竭尽全力来供小卫国念书。那时，社会上今天搞“大跃进”，明天搞“反右倾”，农村人的光景过得紧紧巴巴。好在他们家四口人中只有一个小孩，想想办法日子总能凑合着过。小卫国在郭家沟找到了幸福生活，他也不怎么想念老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在郭家沟村待了一年多时，头一回坐一辆大卡车回了一趟王家堡村，再后来就很少回去了。王玉宽两口子也因家庭拖累大，很少去郭家沟看望儿子，小卫国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淡漠。
当然，这个既理性又敏感的男孩，也有跟养父母闹别扭的时候。路遥病逝后，大妈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事情：卫儿十二虚岁那年，因一件小事，与大妈闹起了别扭。大妈骂了他几句，他一赌气跑了，并扬言要回清涧家去。天黑了，大妈仍不见他回家，赶紧去找，出了村子不远，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石碾盘上，往小河里一块块地扔小石头。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小卫国噘起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坏毛病！”[23]
路遥病逝后，他的同村同学、作家刘凤梅回忆道：“童年的路遥是淘气的和富有个性的。那一次，他与一个大他三岁的孩子打架，尽管是两人联手，还是被打败了。他俩不服输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算账，却没能如愿，就双双趴在人家的门框上呜呜地哭。这是受了委屈的宣泄，也是不甘罢休的挑战。因为他们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受了欺负，要不害怕了，从此躲着对方；要不告诉家长，让家长替自己‘报仇’。永不认输，这就是童年路遥留给我的印象。”[24]这就是小卫国的性格。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永不服输，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这种性格与其年龄不相匹配，它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与特定家庭相互挤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格。而这种特殊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生走向。
“半灶生”王卫国
在马家店小学上了几年学后，王卫国于1961年夏考入延川县城城关小学高小部。1960年代初，延川县的小学设置是：各个大队有自己的初级小学，学生要上五六年级，只能通过统考到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上。刘家圪大队属于城关乡，王卫国通过统考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
城关小学在延川县城的“堂坡”上面，是在古代“文庙”旧址上建起来的，它是全延川县最早兴办的国民小学，也是延川县教育资源配置最好的小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贵族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0年代，这所小学一直以招收县城学龄儿童为主。当然，该校在“文革”前专设的“高小部”也招收过从城关乡各个大队小学考入的“高小生”，王卫国就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