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英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郑振铎同志的情景。那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底的某日，下午一时许，我与黄庐隐、王世瑛、陈璧如、刘婉姿、钱丞走出校门，坐了人力车，直奔福建会馆，参加福建同乡会。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福建同乡，只有我们六个人。到了那里，早就等候着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庆平君迎上来，笑嘻嘻说：“姐姐们都来了，大家在盼望着。”边说边带我们进了四合院的正堂。堂内唧唧喳喳地挤满了人，约莫有三四十人，都是站着，只有北面的墙角放着两张长板凳，别无其他陈设。庆平说：“这是你们的座位。”我们刚坐下来，只见一位身穿旧蓝布长衫、戴眼镜高鼻子男青年走过来，没人介绍，就大声地说：“暗无天日，太令人气愤了！日本鬼子，卖国贼，真该死！今天会议，就讨论这个问题。日本鬼子在福州开枪逞凶，并调动军舰以武力威胁，激起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尤其是我们福建学生，义愤填膺……”这位青年充满激情而忸怩的红润脸色，引起了坐在我身旁世瑛的注意，她拉我的衣襟轻轻地问：“他是谁？”忽闻庆平高声喊：“别讲话了，我们开会了。”他阐述组织福建学生同乡会的必要和开会的目的后，并请到会者踊跃发言。话没说完，只见刚才那位戴眼镜高鼻子的青年，又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福建同学要按照五四的办法，再接再厉地干预国政。我建议办一个刊物，你们赞成吗？”“完全赞成，办个刊物，作为福建同学的宣传喉舌，发表我们的主张，太好了！”一位身穿灰布长衫、瘦削长白面孔青年这样地回答。靠在南边窗前的郑天挺和许地山也表示赞同。随后黄庐隐、王世瑛相继发言，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几十对炯炯的眼睛，都集中她们身上。那是因为女子参政，和男子一同开会、发言，在当时来说，还是刚刚开始不久的事。站在我附近的高士奇（当时北京某中学学生，与我相识），悄悄地和我耳语：“第一个发言的是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第二个是北大哲学部学生郭弼藩（字梦良，后与黄庐隐结婚），第三个许地山，你认识的。他们在北京学生联合会也经常发言。郑兄的发言，最富激情，带有煽动性，大家都喜欢他、敬佩他；他和弼藩还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忽闻庆平又大声说：“时间不早，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次什么时候再开，等着通知。”大家都应声挤出房门，振铎又走近我们，寒暄几句，尾随着一同走出会馆的门。
回校时，我仍和世瑛同坐一个人力车，我对她说：“今天的会，充满了爱国的气氛，很有意义。以前我们禁锢在石驸马大街的红楼上，过着二千多年前男女授受不亲的生活，太闭塞了。五四运动才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又接触了这么多的男学生，你有什么感想？”她说：“可惜只有我校六人参加今天的会，培华女校没有人来。”发言的多是优秀人才，郑振铎的爱国热情和对同乡的关心，很使我感动，到校天色已晚，正是工友摇铃吃晚饭的时间。第二天傍晚，看门的老伯伯向着我们的教室高声喊：“王世瑛小姐，快下楼来，有位姓郑的来找你。”从这以后，振铎经常与我们通讯来往。上次他提议倡办的刊物，后仿照清末革命刊物《浙江潮》之名，取名《闽潮》，油印出版，振铎是积极撰稿者之一。
我们的校舍，在西单石驸马大街，当时可能为了防阻女学生随意出门，建筑很特别：从大门到我们宿舍，有四道门，中间是一条长阔的过道。大门是两扇大铁门，向来不走人，我们都从旁边的小门出入，会客室即在其旁。第二道门的楼上和楼下，都是男教职员的办公室。第三道门是我们的教室，门的左右和楼上共有八个教室。第四道门是女学监的办公室和她们的寝室。每道门前的左右都有天井，学监办公室的楼上和四周，是我们的寝室，寝室楼下是我们的自修室。学生都住校，星期六下午家长持通知簿盖章来接，星期一早上，学生持家长盖章回校的通知簿来校，交给学监，始得进教室上课。晚上学监查自修、查寝室；白天查教室，查制服、查发髻。名为女高等学府，实同监狱。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在李大钊老师和北大进步老师思想影响下，驱逐了校长，轰走了学监，打通了四道门，撕毁了通知簿，冲出了樊笼，像小鸟般飞出飞进。有一天，振铎受北京学生会的委托，找我校学生自治会联系工作，世瑛也是自治会工作人员之一。我见振铎从第一道门一直冲进第四道门的过道上，便停下来了，凝视壁上挂的一座大钟。他那套蓝布衫、蓝布鞋、戴眼镜、高鼻子的形象，至今犹佇立于我的眼前。我想，他可能是第一个男学生冲进了我们的樊笼。
在学生运动中，世瑛与振铎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了，遂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一天，我和庐隐、定秀三人，靠在会客室门外，想偷听振铎和世瑛谈心。他俩却站着相对凝神。不久，振铎张口说话，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天气严寒，院子里刮着飕飕大风，我们只得回到教室烤火。一会儿，世瑛也回教室，我们争着问：“郑对你说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求爱，要求我……表示态度。”“你怎么回答呢？”我们又问。“他对我的诚恳，真挚，确实令人感动；但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我当时只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转瞬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和庐隐、定秀为了补习外语，都不回家，住在王世瑛家。她家是一个小花园，园内有几棵大枣树，一座葡萄架，地上种着铺地锦，开着红、黄的花。园后有三间小房，是她双亲的住所，小房边门内一排五间房，是他们三兄弟、三姊妹的住所。我们住在世瑛房内，横摆一个大床，窗前有书桌，旁有书架。世瑛将四个方凳摆在床前，我们横卧其上，天南地北地谈。谈到世瑛的双亲听说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实在太穷了，因此不同意郑家的亲事。世瑛又叙述她妈妈的话说：“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代代为官作宦；你的父亲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决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世瑛说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庐隐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自主，李超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李超是我们的同级友，广西人，双亲已故。其兄嫂代她订婚，据说此人是富翁和李超素不相识，函催速归结婚。李超坚决反对封建包办的婚姻，拒不归家。终日气愤，病倒在床，加以兄嫂断绝其经济援助，营养不良，终于不起。我校举行追悼会，陈独秀、胡适老师均参加。陈独秀老师主持会议，并有激昂慷慨的发言。胡适老师写了《李超传》，后收在《胡适文存》中。振铎当时在他所主持的《新社会》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杂文。
我和定秀听了庐隐的话，都异口同声地赞同。这不免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和痛苦。时振铎偶有语简意赅的短笺寄至王家，终未曾冒失地采访。暑假匆匆过去，我们英语学习计划已经完成。回校以后，我和定秀忙着练习上演《孔雀东南飞》的话剧，就没注意郑、王关系的演变。一九二一年春，听说振铎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临行前曾向世瑛告别，匆匆而去。一九二二年夏我们毕业，我留校工作，世瑛分配在我校附中任教。一九二三年春，我和张耀翔教授结婚，振铎闻讯，写了一封贺函。不久，先父程树德教授告诉我：“王世瑛的朋友郑振铎，被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高梦旦看中，招做女婿，郑贞文当介绍人，已经结婚了。北京教育界的同乡，传为佳话。”有一天，世瑛到我家来，说郑有信来，通知她已和高君箴女士结婚。语意怅怅，沉默久之，相对无言，如有所失。最后我说：“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她点头怏怏而归。后来我听说他们婚后感情甚笃，尤其是高梦旦先生十分器重振铎的才华，对他事业上取得成就，很有帮助。而世瑛则于一九二四年秋与张君劢结婚。一九二八年，我忽收到振铎寄赠的《小说月报》增刊《中国文学研究》上下两册，此外不通什么消息。
关于振铎与世瑛的这段恋爱故事，现在知者已少。此事对于振铎是有刺激和打击的。主要因王家过于势利，而世瑛又缺乏庐隐那样的反抗封建家庭的勇气。后来庐隐在一九二五年发表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其中也隐隐写到此事，我读了以后，感到基本上是真实的。该小说已被茅盾先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其中“云青”就是指的世瑛，而“赵慰然”也就是郑振铎的影子了。
一九二九年，耀翔和我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一九三四年，暨大更换校长，由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后任所长的何炳松先生继任。他是耀翔在北师大任教时的老同事，也是郑公的挚友。到任伊始，他即委耀翔为暨大教务长，振铎为文学院院长。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暨南新村，振铎常到我家来，故旧重逢，十分欣喜。他亦常邀我们到他寓所品茗闲谈。吃自烧的福建菜，大家都叫他“郑公”。
抗战期中，暨大由真如迁至上海租界上课，我亦移居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郑公则住在静安寺愚园路庙弄。他除上课外，每日必游四马路（今福州路）之书肆，苟有所得，喜不自禁，必到我家谈某书版本之可贵。或因校事偶不能去，则怏怏不乐，现于辞色，已成癖矣。后著《劫中得书记》一书记其事，表明恋恋不离“孤岛”者，为国保存文献也。有一天，他和徐森玉先生同到我家，手抱四函善本《金瓶梅》，放在桌上，开心地说：“这是我久想的书，一天居然买到，得徐老（指徐森玉）的帮忙，一齐放在你书柜的顶上吧。”他藏在我家的善本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陆续带回家。他经常让我们参观他的藏书楼，二层楼两大间，约四十多平方米，数十个书架密密排列，其中以小说、曲本、版画为最多。窗前站着一排排的出土陶俑，高约二尺，有持枪者，有骑马者，外虽斑驳，彩色犹存。他告诉我：“这是西安帝王墓中的俑，最珍贵的文物；我得到它，欢喜得几夜都睡不着。”
上海“孤岛”沦陷后，记得在日本宪兵抓许广平同志的第二天，他到我家来，焦虑地说：“形势很紧急，敌人到处抓人，我不能待在家里，先在你处过一夜，以后再托朋友找一藏身之所。”耀翔诚恳地说：“您就长住这里吧，晒台上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汉奸×××找我到青年会开会，我就躲在这堆东西里得免。有人敲门，您也躲在这里，很安全。”我一面张罗饭菜，一面打扫亭子间，换上干净的床单、枕套。饭后，我们相对闲谈。他说：“保持民族气节，古人所尚，文天祥、史可法，早给后人树立好的榜样。你们今天殷勤的招待，使我感激涕零，大有郭解、朱家的遗风。但我不能连累知己，明早即去，托友人另觅较偏僻的住所。我坚信能够安全地渡过难关，务请放心。”我说：“保持民族气节，是我们的唯一信条，患难与共，也是朋友应尽的职责，您就住在这里吧！”然而次日清晨，他还是溜走了。
从此以后，他开始过隐居生活。每次从四马路来熏阁书店归来，多绕道至我家闲谈。有一次，谈到“五四”时代的往事，他感慨地说：“封建礼教，不知害了多少别有怀抱的青年！”接着又说：“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到她家叙叙旧吗？”他瞪着眼睛在凝神，好像在回忆什么似的。我递了一杯清茶，他喝着说：“君劢早到重庆，世瑛寄居母家，在杜美路（今名东湖路），离这里很近，你即刻和她预约，好吗？”“当然，我也很想和老同学多见面。”我这样的回答。第二天下午二时，我和郑公一同到杜美路，二十年的阔别，相对无语。郑的神情，和当年女高师会客室时一样，所不同者，现在西装笔挺耳。世瑛忙着让座倒茶，捧出一盘福建新鲜桂圆：“尝尝香片和龙眼吧，藉表多年的乡（相）思！”这两句微妙、双关的话，搅乱了郑公久蕴的情怀，只是端着茶喝，慢慢地说：“香片和龙眼的味道年年都一样，人却变了！”于是大家谈及梦良、庐隐的去世，定秀的遇人不淑，不免惘然。忽佣人端出三碗赤豆莲子汤点心，我开玩笑地说：“相思豆配莲（怜）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别开玩笑了，快吃吧！”世瑛微笑地说。吃完点心，已近四时，郑即向王握手，依依告别。后来我又陪他去王家两次，知道世瑛应君劢之邀，不日有重庆之行，我们都很依恋难舍。
有一天，郑公告诉我：“自从隐居在汶林路（今宛平路）以来，学会了生火、烧饭、煮菜，决定在后天请你们夫妇和予同先生到避难所闲谈，君箴也会来，欣赏我的烹饪技术。”他住在二楼，外面一大间是书房，中间摆一个大餐桌，书房旁一小间是卧室。晚餐时，他告诉我们坛子鸡、瓜枣等菜如何做法。他一面说，一面吃，对自己杰作的得意，现于辞色。最后他端出一坛酒，打开封口，酒香扑鼻，每人各喝一小盅。予同先生说：“铎兄真不愧为今日的易牙，多才多艺！”吃完饭，振铎到厨房洗碗，见其书桌上放着一对联语，字甚潦草，记得大约是这样写的：“买书忙，鉴别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下联云：“劫中苦，思家苦，苦中作乐，煮碗菜来。”这几句话，可能是套别人的成语，亦可见其独居避难生活的一斑。当时我们蛰居沪滨，通货膨胀，耀翔和我都在私立学校教书，每月收入，不够一担米，八口之家，无以糊口；卖书过活，久不知肉味。郑公当时的生活也很艰苦，但他这次为了招待老友，弄了不少好菜，十分难得，给我印象特深。
抗战胜利以后，郑公迁回庙弄故居，大家都欣欣然有喜色。后见国民党“劫收”丑行，又极为失望，气愤地说：“这样做法，是无天理！”有一天，他约我晚餐，书房里满桌满椅上都是版画，桌上还放着剪刀、浆糊等，在那里剪剪贴贴。郑公汗流浃背地说：“我搞了多年的版画史，这次集中精力完成它。印出后，送你一部。”当时他那种目光炯炯的得意之状，至今如在目前。他又说：“我编版画史的兴趣，是由鲁迅先生引起的。我认识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中国的时候。后来爱罗先珂到女高师讲演，由周作人先生和我一齐陪同，你记得吗？”“我记得爱罗先珂讲‘知识阶级之使命’，大家很感兴趣。周先生是我的老师，经常见面，不注意；我和世瑛却特别注意你，因为你到上海，我们近一年不见了。”旧事重提，不免黯然，因为世瑛已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因难产而死于重庆。不久，君劢运世瑛灵柩至上海，葬于公墓，并举行追悼会。郑公和我都去参加祭奠，在严肃悲哀气氛中，大家不免挥泪。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郑公必购鲜花一束，到世瑛墓前祭奠，祭毕，必到我家，并且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解放以后，他对我说：“中国有救了，社会主义好！这是我读书时代的宿愿，坐享其成，很惭愧！”有一天，他约曹未风、周予同、方令孺、章靳以、张耀翔和我晚餐，未风、予同是老友，方令孺同志在市妇联经常见面，只有章靳以先生初次相识。郑公微笑地向大家介绍说：“她是水仙花，是我最敬佩的老友。”水仙花象征什么？可能指抗战期中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我虽不甚理解，但这句话却永铭肺腑，耐人寻味。此后，经常有信来：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来信说：“在保加利亚时曾奉上一信，想已收到。如今在捷克的工作又将告结束了，不日即将赴莫斯科。在国外的生活颇为紧张，但也很有规律……”他到了莫斯科，于十一月七日灯下写了一封信，他说：“由予同兄处转上数信，想均已收到……我于上月底到了莫斯科，月初即开始讲演。现在已讲了三次，到十六日可全部讲毕。中间遇到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典礼，放假三天……昨天列席了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今天又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典礼，站了四个多钟头……我在这里和捷克，了解一下，苏联的和捷克的，还有其他各国的‘汉学家’们的情况和研究的方向……”郑公从莫斯科回京后，又来一信，他说：“在国外参观、访问，是万分的兴奋，且也得益不浅……汤显祖的著作，我还有不少，但无什么特别好的版本。君箴仍在文化部工作……我最担心的是予同的病，最好是多加休养……寄上新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一部，请指教。”后来又出差上海，他约我们在红房子吃蛤蜊，座中有予同、未风、耀翔、王国秀夫妇等，他说：“故人重逢，是人生最大的乐事。”饭毕，他走到我身旁耳语：“昨天我抽空到世瑛墓前献了花。”谁知这次的相聚，竟成永诀！
一九五八年十月，师大中文系师生赴嘉定徐行公社劳动，二十日早上，马兴荣老师急奔来说：“我到社里看报，郑振铎先生率领代表团到阿富汗、阿联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郑先生等殉难了！”我晕倒了，幸无人察觉。次日早上，我回上海，耀翔不在家，见案头放着郑公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封信，及转给予同先生的信，使人不忍卒读！二十多年来，总想写些悼念郑公的文章，持笔又止者，不知多少次。但是，他那忠党爱国的热情，高贵不移的气节，保存文献的魄力，鉴别文物的眼光，纯洁超脱的爱情，以及义侠的风格，都时时呈现于眼前，无法遏止。近友人促我写成此文，并帮我核对记忆中的时间、地点、人名，然耄耋之年，记忆力差，错误之处，在所难充，读者其谅诸！
（原载1985年5月《图书馆杂志》第2期）
编者按：本文最后提到的“友人”指陈福康，文章也经陈福康修改。作者原稿中是写明姓名的。后又发现文中有一个小误记：证诸王统照的《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和当年照片，郑振铎在北京读书期间应该还没有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