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石头

伦敦塔正北方的圣三一教堂附近，如今依然可见一截伦敦原初的城垣，以及中世纪加盖的建筑；伦敦塔部分建筑也被并入城墙，形象地展现了威廉·邓巴所谓的“你周围耸立石墙”。墙基约三米宽，墙高约六米。圣三一教堂遗迹旁边，可以看到一座角楼的石砌轮廓，内有一道木楼梯，通向墉堞，站在那里朝东眺望，远处的沼泽地便尽收眼底。

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勾勒这道幽灵般城墙的原貌。朝北延伸到库伯斯罗排屋，这里有一间废弃大楼的院子，还可以看到一截老城墙，裸露在地下停车场。这道墙穿过高楼大厦的水泥和大理石，越过芬丘奇街站高架桥的钢筋砖头，在美洲广场又浮现一截老墙根。这截残缺的城墙隐藏在一幢现代建筑的地下室，这幢建筑本身也筑有墉堞、角楼、方塔。这里有一道红琉璃瓦残片，跟古罗马建筑所用红地砖的相似程度颇经得起推敲。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截墙根被称为横渡墙，横穿一家名为伊奎塔斯的公司总部。老城墙绵延穿过葡萄藤路（这条街三十五号停车场有一台监控摄像头直接安装在如今已隐没的古城墙上），通往犹太街，这条街的走向几乎跟古墙完全一致，最后通到奥德门。可以说，所有这些建筑构成一道新墙，隔离城西与城东。我们还可以在森图里昂写字楼和博姿药店看到老墙根的痕迹。

奥德门地铁的台阶通向地下，此处曾是中世纪后期的伦敦。但我们且先沿墙走下公爵地，转进贝维斯马克斯；这两条大道的十字路口，现在安装着被称为“钢环”的中央监控系统，其目的跟老城墙一样，都是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在一幅16世纪的地图上，贝维斯马克斯跟老城墙的走向一致，并且今天依然如此。数百年来，这些街道依然如旧。就连小巷胡同，譬如海纳阿戈巷，也仍在那里。贝维斯马克斯和圣马利亚斧街角有一幢白色大理石建筑，安装着垂直的窗墙，入口悬有一只金色巨鹰，仿似皇家旗帜的一部分。这道墙转下黄金菊街，一路通往主教门、苦蒿街，这个地段也有装在城墙上的监控摄像头。

在圣博托尔夫教堂庭院，城墙沉埋到地底，落在一幢贴白石黑玻璃幕墙的建筑后，再走过去，城墙上的万圣教堂里又露出老城墙的断垣，这幢教堂秉承古老的做派，也是为保护这些防御工事而建的。那条现代马路的名字最终演变为伦敦墙街。伦敦墙街85号耸起一座类似边门的棕色石塔，靠近一座新近发掘的4世纪棱堡旧址，然而从布伦菲尔德街到摩尔门一路上，城墙上多半建造着19世纪的事务所。伯利恒医院，或者又被称为精神病院，曾经依傍城墙北面，但如今早已消失。然而，当你沿着这条路（此路可追溯到罗马占领后期，如今整饬、笔直又平坦）一直走，你就不能不感到那道城墙的存在或威迫。摩尔门外开了一道新伦敦墙，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炸弹卓有成效地把湮没已久的古城墙暴露出来，它们隐没在野草和苔藓之下，依稀可见罗马和中世纪的残垣。然而，这些古老的石头被困在主宰这座城市新建筑的晶莹大理石和抛光岩石中间。

罗马堡垒的旧址周围，在城墙的西北角，如今涌现一些崭新的堡垒和塔楼：罗马大厦、不列颠大厦、城市大厦、奥尔本门（略作修改，这道门大可称为阿尔比恩门），还有巴比肯艺术中心那幢混凝土加花岗岩的大楼，这些建筑将肃重和桀骜的气象带回罗马军团屯扎的营地。在这片广袤的地方，即便羊肠小道也高如古城墙上的雉堞。

然后，城墙南转，在通往市府参事门的山坡西首，仍可看见一段漫长的旧迹，从市府参事门到新门，再到拉德门，城墙虽早不见踪影，但依然可辨一些迹象。城墙北面雕有古代著名的怪兽米诺陶，正对着邮差公园。老贝利街刑事法庭旁民事大楼那些斑驳黯淡的石板，依然勾勒着城墙防御工事的外围轮廓，阿门厅有一道后世建造的城墙，正对着刑事法庭背面，仿佛老城墙以砖头和砂浆的形式起死回生。我们抄过圣马丁拉德门，穿过拉德门山，走上朝圣大街，沿裴杰玛斯特走去，在这里，今日的城市泰晤士联线站铁轨，跟湍急的弗利特河道走向并行，我们一路走到水边，古城墙在此止步。

这道城墙大约环绕三百三十英亩地。在当时，绕走一圈需近一个小时，现代人步行，大概也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走完。墙侧的街道如今仍然通畅，多半城墙及至1760年才拆除。那时，这座城市的外观仍似堡垒，在冰岛的萨迦里，这里被称为Lundunaborg，即“伦敦堡”。这道城墙被不断地重建，仿佛城池的完整性及其身份地位全然仰仗这些老石头的存亡。墙侧筑起教堂，隐士守护城门。平民则依傍墙根造房舍或木棚，因此，你可以处处看见（或许闻到）腐烂的木头和发霉的石块混杂的独特气息。在19世纪，铁道线的砖砌拱门被用作店铺和车库，可以说是现代版本的类似境况。

纵然在拆除之后，这道墙依然存在，石砌墙体被并入教堂或公共大楼。库伯斯罗附近有一截墙根构成保税仓库的地窖，裸露地面的墙体则成为房屋地基。再如，美洲广场旁修于18世纪末的新月街，是小乔治·丹斯在18世纪70年代所设计，便以老城墙的路线为基础。可以说，后世的建筑在古城的废墟上起舞。在19、20世纪，老城墙的残垣断壁被不断发掘，因此，城墙在后世的发展与演变，初次得到全面且完整的评估。1989年，城墙东侧发现八具罗马后期的骨架，头颅朝向不同方向；还有数条狗的尸骨。这里曾经叫作狗沟。

人们通常认为，罗马城墙最初环绕的是罗马占领时期的伦敦。然而，城墙建造之时，入侵者已在伦敦占据了一百五十年，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这座城池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时血腥屠杀，有时野燎焰天。

公元前55年，恺撒率兵侵犯不列颠，未几，迫令伦敦周边部落屈从罗马宰治。大约一百年后，罗马人筹谋了更明确的侵略和征服政策，再度犯境。罗马军团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萨瑟克，或沃灵福德渡河，军队可能临时屯泊在梅费尔，或者象堡。我想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意在强调军队将领因为伦敦地势的战略优势、有利贸易的河川位置，从而最终选择这里为主要驻地。至于罗马人占据的是否为荒弃的定居地，原本在此定居的部落是否早已沿着野径逃进沼泽和森林，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自占据时期之初，入侵者就可能已经看出此地的重要性。这里地处河口，两道潮汐交汇。因此，此地成为不列颠南部海上贸易的中枢、陆地交通的要冲。近两千年来，那些道路依然留存。

考古发掘揭开第一座城池的轮廓。山丘东面，两条石子铺砌的主干道与河流平行，一条绕泰晤士河岸，今日的卡农街和东切普街依稀可以辨认那条路线；另一条大约靠北首一百码远，构成伦巴底街靠近芬乔奇街的东段。这里就是现代伦敦城的真正源头。

然后，还有桥。罗马人的木桥位于第一座石砌伦敦桥东首一百码外，横跨萨瑟克区圣奥拉夫教堂以西与北岸列德列斯巷（布丁巷）这片地区。如今无人知其奠基的确切年代，但这座桥无疑是巍然，甚至奇迹般的建筑，并且不只是在罗马人治下的土人眼里是如此。伦敦大半传奇源自这座桥的根基，这座木头大道见证过奇迹、神迹。鉴于木桥的唯一目的是驯服这条河流，也许它也羁束了某位神灵的威力；然而那位神灵可能因为被剥夺了河权而发怒，从而便有了那首著名诗歌《伦敦桥要塌下来》里面描述的种种关于复仇和毁灭的征兆。

伦蒂尼亚姆（Londinium）最初是否为罗马军队的行营，而今已经无法确定。但这里无疑很快成为军队补给中心。在最初阶段，我们须想象这是一个繁忙的社区，土墙、茅顶、泥土所筑的屋舍错落簇聚，屋舍之间有狭路相通，联接两条主干道，社区里充满各种生活气息和喧闹。作坊、酒肆、店铺、铁匠铺攒聚街旁，河边则是仓库和大作坊，依傍一座方形木制码头。比灵斯门旁发掘了类似的码头遗迹。两条大道（旅客抵达伦敦之后，都要走上这两条路）沿路是酒肆和店铺。城外造有老不列颠式的圆形小屋，用以储存货物，城墙侧有木围篱圈养着牲口。

伦敦的建基时代，大致可断代为43年至50年，寥寥数年后，在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的笔下，伦敦就已经拥挤着中介人，成为著名的贸易旺地。这么说来，未出十年，伦敦便已从军队补给中心发展为繁华城市。

中介人不一定都是商人，有些是做交涉。我们或可称他们为交易人、代理人。因此，延续性的脉络（或者简直可以称作和谐的脉络）可以追溯到这里。如今建造在罗马城墙上的这些光鲜的现代大楼里的代理人和经纪人，便是1世纪来伦敦的那些人或直接或间接的后裔。这座城市一向视金钱和交易为统领。正因为如此，罗马总督（掌控此省经济要脉的罗马高级官员）将本部设在此地。

因此，伦敦奠基在权力之上。这是处决和压制之地，穷人人口总是远远超过富人。无数可怕的火灾和死劫降下审判。建城仅十年后，一场大火烧尽伦敦城全部建筑。60年，布狄卡率部落攻城，以刀剑和火焰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报复那些企图贩卖爱西尼族妇女孩子为奴隶的人。这个史实最早展现了此城吞噬人类的胃口。在一层被焚烧的黏土、木头、灰烬的土层所夹杂的红色氧化铁里，我们可以看到布狄卡毁城的证迹。红色是伦敦的颜色，是火灾和毁灭的象征。

在罗马占领时期，至少还有一次部落入侵，大约发生在3世纪末叶，但当时这座城市及其防御工事皆十分坚固。布狄卡毁城后，城市旋即开始重建。今天，你若站在这座城市的几处大十字路口，譬如慈恩堂街将伦巴底街和芬乔奇街分隔的路口，便正面临对罗马人的广场，两旁林林总总摆着店铺和摊贩。这座广场的建材是肯特开采的石板，从梅德韦河船运而来，粉墙红砖，俨然如同安放在异域土地上的一片罗马碎片。

然而，罗马文明经久的影响力不止体现在这一方面。18世纪英格兰银行总出纳的办公室便是仿照罗马神殿设计，酷似位于早期广场左侧的柱廊大厅。数百年以来，伦敦一直被颂为或被斥为新罗马，依各人眼界不同，或强调其威望，或强调其堕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那些创城者奠定了这里的部分形象。

伦敦开始生长、繁荣。在1世纪晚期一个旧址上，造起了更大的广场、更大的柱廊大厅。这间柱廊大厅比圣保罗大教堂更大，也就是雷恩提及的建造在拉德门山的那座17世纪的大教堂。城西北首建了大堡垒，便是今日巴比肯艺术中心所处的位置。还有很多公共浴堂、神庙、店铺、货摊。在今日市政厅的地面，当时有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圣保罗大教堂正南面有一座赛马场，由于这座城市的某种殊异魔力，骑士街这个街名留存了近两千年。

我们还能在其他街道的线路（倘不是街名）寻到更多历史的迹象。五金店巷与慎道的街角，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罗马道路及沿路建筑的痕迹；傍路而建至少有七幢相连的建筑，显然都是经营同种行业的店铺。然后看得出因火灾而中断活动的迹象，之后可见有近五百年的间隔期，及至9世纪初，在这些古罗马人的路基上，立起了一些新建筑。至12世纪，五金店巷被载入史册，这条一千年前铺砌的道路北侧，依然不断地造起建筑。至17世纪，这些建筑仍在使用，为这座城市也许不可比拟的延续性提供了证据。

我们可以引据左近很多老街，譬如牛奶街、木头街、市府参事门街，作为罗马街道的显然遗迹。并且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及至近年间，切普赛德街和东切普的伦敦大集市，就坐落在罗马人最初落脚之时所造的通衢上。在五十年间，至1世纪末，伦敦便已确定了自身的命运。伦敦不但成为这个国家的行政和政治首都，而且也成为贸易中心。作为交通往来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这座城市的贸易、婚姻、国防俱处于罗马帝国的法律之下，这些法律比罗马人更经久。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座城邦，虽直接受罗马掌控，却有独立的政府。那份独立与自治将成为这座城市在后世历史长河里的印记。

伦敦发展最迅猛的时期，是在1世纪晚期，城里至少有三万居民。兵卒、商贩、工匠、艺人、凯尔特人、罗马人，俱混杂聚居。城中必定有大商贾与高官的豪宅，但大多房屋大抵只有一间起卧兼用的小室，四壁或彩绘或饰以镶嵌画，隔墙甚至可以听见邻居交谈。

现存有一些关于经济和贸易的信件（这自然不出意料），但留存下来的还有私人通信。“普力姆斯做了十块瓦。够了！……这十多天来，奥斯塔利斯每天擅自离开……真丢人！……在伦敦，就是伊西斯神殿附近……克莱门提努斯制造此瓦式样。”这些是伦敦人留存的最早语言，刻画在瓦片或陶罐上，偶然散落在伦敦土地上堆积的废墟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一些较虔诚的铭志，刻写追悼先人、祈祷神灵的文辞。还有眼病郎中所用的标签戳记，记载治疗泪眼、红肿、视力微弱的药方。

倘若能够重构这些散佚的历史遗迹，我们看待过去的视野或许就会更加清晰。泰晤士街下发掘出一只三十三厘米长的铜手，泰晤士河底发掘出哈德良大帝头像，也是大于实物。因此，我们或可揣想，在当时，城市各处装点着大雕像。发掘出来的还有凯旋门残片、诸神祇石浮雕。这座城市曾经到处是神殿和雄伟的建筑。还有公共浴堂，并且有一家澡堂开在城外北奥德利街。19世纪晚期，工人在一间拱顶地窖发现这家浴堂之时，浴堂里仍积着半池水。历史的遗物还包括还愿小雕像、匕首、圣瓫、银锭、剑、钱币、祭坛，所有种种遗物都传达着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贸易和暴力皆不曾偏离诚挚的宗教精神。然而，最微芥的细节也会透露深远的意味。沃尔布鲁克溪发现一百多支尖笔，料想无数忙碌的书记员随手将秃笔抛到窗外。如此忙碌的景象，放在伦敦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会不合适。

然而，伦敦的安全保障和繁华并非一向安稳。伦敦如同有机物，向外生长、发展，总是寻求吸纳新的疆域；然而，当城市的灵魂蒙羞之时，它也会经受虚弱和疲惫的时刻。也许就在沃尔布鲁克溪东岸，罗马帝国的书记员抛掷秃笔的那条河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变迁的迹象。1954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崇奉密特拉以及随后崇拜其他异教神祇的神庙遗迹。罗马时期的伦敦人信奉各种信仰，这并不稀奇，类似的证迹颇多，譬如，凯尔特部落初民的信仰，融合为一种古怪的罗马—凯尔特式崇拜。然而，密特拉秘宗的入会礼式极尽繁琐，再加上各种仪式十分玄秘，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信仰似乎预示了社会的躁动和焦虑。

罗马治下的伦敦最繁盛的时期，是在1世纪与2世纪之交，继而是荣枯交替的动荡时期。衰落的原因一半在于伦敦两尊名义上的神灵（火和瘟疫），但也是因为罗马帝国式微，伦敦跟随着政局逐渐地产生统治更迭。大约在200年，密特拉神庙落成五十年前，伦敦周边垒起一堵厚墙。这道城墙透露了时代的焦虑，然而，这项建造工程也表明这座城市仍有无比雄厚的实力。城墙内大片土地当时没有人烟，或用作畜牧地，但大河附近较热闹的地区建有很多精致的神庙和房屋。伦敦第一座铸币厂建于3世纪。这幢建筑再次印证了伦敦城的真正天性。在那个世纪，沿河造起一道墙，从而圆满地巩固了城池防御。

那么，在罗马统治末年，伦敦人是什么来历，从事什么活动？他们大抵多半是罗马—不列颠人的后裔，并且有时服从不列颠“国王”的统治。然而，伦敦自始便是混杂的城市，放眼看去，大街小巷里必定有各色人种，包括凯尔特部落土著。三百年来，土著居民大约也习惯了罗马新秩序。这座城市经历的罗马岁月，跟都铎王朝的历史一般长久，可惜我们通常仅能找到零落的古物，诸如酒杯、骰子、澡堂刮刀、钟铃、写字板、里程碑、胸针、拖鞋等哑物。如何能让这些古物复活？

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自然有动荡和战乱。无数事件不曾留下文字记载，但其中有一两件震撼山河的大事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记载里，沉默的黑暗被剖开，一个历史场景自行呈现，暂时定格，在历史进程里搅起更多混乱和迷惑。有个名叫阿勒克图斯的罗马军官率兵渡海到不列颠平乱，镇压当地民众叛乱之后，在伦敦设立总部。有个名叫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的凯尔特族长，转而攻袭这位罗马帝国的凯旋者，双方在城外展开激战，不列颠方面告捷。罗马残军生恐遭到屠杀，逃进城墙内，关闭城门。不列颠人搬来攻城装备，攻陷某处城防。凯尔特人拥进城，罗马残余军团的首领求降。双方议定罗马人可以撤退，上船离开伦敦，但某部落或某部落里的一群人背约，突袭罗马士兵，以凯尔特仪式砍落人头，据蒙茅斯的杰弗里记载，他们将首级扔进“城中一条河内……在撒克逊语中，此河被称为加洛布洛克河”。1860年，沉埋地底已久的沃尔布鲁克溪河床里发现很多头颅。余下是一片沉默。

然而，我们不能单靠这个故事，就推想伦敦的历史是一些土著部落合力抵抗罗马强敌的历史。其他所有证迹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反而暗示双方达到一定程度的融洽，互通贸易，进行几乎无间断的政治和商业往来。当时大概就开始出现一种伦敦风格，也许就是后世被称为伦敦特色的“混杂”面貌。无疑，市民操一种拉丁语方言，混杂当地的口音，人们的宗教信仰大概也是混杂又独特。密特拉神庙仅是其中一种秘教，其主要的崇拜者是商贾、胥吏，基督教在这里也并不陌生。313年，某个名叫雷斯提图斯的，以伦敦主教之名出席阿尔勒议会。

这座城市的经济活动也同样混杂、务实。商业区和军事区依然十分活跃，但考古证据发现很多公共建筑逐渐遭到废弃，并且有些定居地被土壤覆盖，改为农田。城墙内遍布农田和葡萄园的景象，也许叫我们有些难以想象，然而即便迟至亨利二世时代，伦敦大半地区仍是旷野，散布着农田、果园、花园。还有迹象表明，在3、4世纪，有一些相当可观的石砌建筑，有可能是当时的农宅。城里住的虽然多数是农民，伦敦城依然赋有强大的威势，能够禁受前来滋扰劫掠的部落。368年，阿塔科提部落将肯特地区夷为荒地，却不敢攻打伦敦城。

然而，410年，罗马撤走庇护大手；正如泰晤士街下发现的那只手，罗马之手是铜铸而不是金制的。据传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袭城，但现在找不到政权崩溃或统治过渡的记载。不过，确实有衰落的迹象。下泰晤士街曾有一间澡堂，在5世纪早期已成为废址。玻璃破碎，风吹毁了屋顶，再往后，屋顶塌陷之后，这幢建筑的东侧墙壁被有组织地拆毁。瓦砾堆里发现一枚撒克逊胸针，也许是某个妇人在这些异域废墟上攀爬之时掉落的。

撒克逊人抵达伦敦的日期被断定为5世纪初叶，借用历史学家吉尔达斯的话，在当时，“血红、野蛮的舌头”舔舐不列颠土地。城内一些地方，“街巷中央掉落着塔顶、高墙的砌石、神圣的祭坛、人体残肢，在地上滚动”。然而，事实上，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早已在伦敦周边定居，从考古发现可以清晰地看出，4世纪晚期，日耳曼出身的军队领受罗马帝国军旗，作为外籍军团驻守伦敦城。

然后，曾有假设认为，撒克逊人导致了这座城市被毁、被弃。事实上，罗马人撤离之时，伦敦地区并无激战的痕迹。数处旧址发现一层“黑土”，曾被认为表示城市的荒废和凋耗，但当代专家建议说，这层黑土与其说表示荒废，不如说表示人类的劳作。另有一个迹象表明，在曾被称作“黑暗时期”的那段时期里，伦敦依然人烟不断。在奇迹般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里，有一处表示中世纪人自始至终使用罗马占领时期的伦敦法，尤其是遗嘱法和财产权法。换句话说，撒克逊人占领时期并未中断连续的行政传统。

老编年史坚持认为，伦敦向来是布立吞人的主城和堡垒。在南尼厄斯、吉尔达斯、蒙茅斯的杰弗里、比德的史书里，这座城市经常被视为独立城市，也被视为不列颠诸王的出生地。这是君主称王的地点，也是召聚市民集会的地点。这座城市也是主要的军事防御，布立吞人屡次逃进城墙内避难。这里是不列颠和罗马贵族的宅邸，也是基督教王国一大堂区。不列颠古时的国王（包括沃蒂根、沃蒂默、乌瑟尔）传说都据伦敦为都城。

然而，在这些早期编年史里，史实诠释跟想象重构之间没有差异。譬如，在这些叙述里，巫师梅林预言伦敦城的种种未来。在神话和历史的夹缝里，还有另一位伟大人物亚瑟王，也是在伦敦发现的。据威斯敏斯特的马修记载，伦敦大主教为亚瑟加冕。拉亚蒙添笔说，亚瑟拜位后进入伦敦城。这个都市文明的标记就在于其高度的雕琢。譬如，蒙茅斯的杰弗里称赞亚瑟的部属殷实、文雅，处处彰显装饰艺术的“富丽”。马洛里的伟大散文史诗《亚瑟之死》源自数种原初文本，诗中多处提到伦敦是亚瑟王国的都城。尤瑟·彭德拉根谢世之后，由于心头不祥的预感，“梅林造访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他进言传召各地领主、领兵的绅士，齐往伦敦”，并且在“伦敦最大教堂召集”。在后世的记载里，阿斯托拉的美貌少女伊莱娜躺在泰晤士河畔；兰斯洛特爵士骑马从威斯敏斯特前往兰贝斯，也渡过这条河；桂妮薇儿“来到伦敦”，“占领了伦敦塔”。

争议略少的史家和编年史家的资料，为这个恢廓的传奇添饰细节。基督教会的卷宗记载，429年，伦敦或维鲁拉米恩举行了主教会议。鉴于这次会议的议程是诛伐不列颠修士贝拉吉乌斯的异端邪说，这份记载透露了伦敦地区的各种信仰当时依然繁荣。

大约十二年后，据当时一部编年史记载，不列颠诸省领命于撒克逊霸权。尽管那部文献不曾提及伦敦的命运，但这座城市似乎保持了城邦独立性。然后，至6世纪，可以推想这座城市也归附了撒克逊统治。城墙内大片土地被用作牧地，宏伟的建筑无疑被用作市集，或改为关牛群的围场，或者在空地上搭建木屋和店铺，对于那些居住在气象寥廓的废墟间的人们来说，那片废墟属于杳远的古代。撒克逊人有一首好诗，描述这样一座古老的不列颠城。这些古迹属于“巨人之工”，残碑断碣纪念某部落一百个世代之前陨落的伟大先人。这首诗形容破塔、空堂、残瓦、废弃的澡堂之时，文辞间流露哀伤与惊异。这首诗也表达了另一真相。这座石砌古城消溶在“命运”和岁月里，而不是遭到残暴的攻袭或劫掠。因此，撒克逊人并不是毁灭者，这首诗歌展示他们真挚地敬畏那个古昔时代、那座曾经住着英雄的煌煌大城。

我们转而可以推想，撒克逊人治下的伦敦城有何特色。城里建起一座大教堂，王宫筑在如今属于伍德街和市府参事区的位置。7世纪的记载提及伦敦有一座“王府”，两个世纪后，这座城仍被称为“那显赫之地，那王城”；王宫的位置设在城西北角的罗马堡垒旁，表明了城墙与城禁仍用于保境安民。然而，还有更让人惊异的证迹，体现了传统的延续性。在现市政厅的位置发掘出一座罗马圆形露天剧场，这是近年间最重要的一大考古发现。这个位置正是撒克逊人召开民众大会的地点，文献记载总是专门说明，会议地点设于大教堂西北角。因此，可以说，撒克逊公民将罗马人的露天剧场转用为议事场。他们坐在两百多年前垒起的剧场石阶上议事，这无疑为思考他们与远古的关系提供了赋有启发意义的暗示。当然，现代市政厅造在同一位置这个事实也颇具深意。至少，这是行政永恒性的证迹。反过来说，城墙内的城市似乎极可能被视为权力和威势的中心。

也许，这有助于解释撒克逊人的集市伦敦维克（维克意为集市）何以设在如今名为科文特花园的地方。换句话说，一个典型的撒克逊社区，依傍这座大城的城墙蓬勃而起。

我们或可想象，数百人在科文特花园到泰晤士河一带生活、劳作。新近发掘出当时的砖窑、陶器、别针、玻璃杯、梳子、织布机的石质工具和砝码。靠近河岸街的埃克塞特街发掘出一家肉店旧址，特拉法尔加广场发掘出一些农舍。所有这些遗迹表明此地曾有繁荣的集市，周边散落着农民和工役的住所。泛伦敦地区仍然可以听见那些撒克逊村落的名字和旧址，譬如肯辛顿、帕丁顿、伊斯灵顿、富勒姆、兰贝斯、斯特普尼等。公园巷的面貌及其不合常规的路线，是依照撒克逊农民的田陌划定的。朗埃克街也反映了畜牧传统。从而，那是一个延展的社区，比德描述道，这座城市坐落于“泰晤士河畔……乃是各国商人从水陆两路前来的贸易中心”。也许他指的不是伦敦，而是伦敦维克。

673年至685年之间的文献资料，大多涉及肯特与伦敦维克的居民须遵循的贸易法令。同一时期流通铸有“LONDUNIU”（伦敦纽）字样的金币，从而，重政的伦敦与重商的伦敦维克之间便省却了不必要的差异。类似地，从前的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也在定居地相互同化、接纳，彼此通婚、和睦地贸易。鉴于“撒克逊”英语里有很多老不列颠词汇，最可靠的证据可能是语言。诸如basket、button、coat、gown、wicket、wire等词语，可以揣想编织和柳条工艺大概属于布立吞人。另一英语词印证了伦敦的融合本质：Walbrook（沃尔布鲁克溪）这个河名源自Weala broc（威尔士之溪流）。这个词语表明古城内有专门划给“老布立吞人”的聚居地。

比德说，“伦敦纽”是东撒克逊的都城。然而，在中撒克逊时期，这座城看似臣服于任何能在此地称王的主子，诸如史上有过出身于肯特、韦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城墙坚固的城池也是权力的传统台地。然而，由于宗主权代嬗频繁，接位大权握在教会手里，这并不让人惊讶。601年，奥古斯丁抵达伦敦四年后，教皇格里高利宣布伦敦为全不列颠大主教辖区；三年后，肯特的埃塞尔伯特筑造圣保罗大教堂。继而便是一部教会擅国的萧然编年史。圣保罗大教堂落成之年，奥古斯丁（不列颠大主教）授祝默利图斯为伦敦主教，从此，伦敦市民正式成为基督徒，但十三年后，由于王权易主，默利图斯被驱逐。在最终重归罗马教廷之前，伦敦固有的异教传统又得以探头。

然后，来了丹麦人。在攻打英格兰南部之前，丹麦人先去劫掠林迪斯芳和贾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42年，“伦敦发生一场大屠杀”。在这场战斗里，维京人被打退。九年后，他们再度来袭，洗劫了坎特伯雷，率三百五十艘船舰从泰晤士河驶来，扑向伦敦。沿河城墙大抵早已毁圮，然而纵使撒克逊人有能力整治城防工事，也不足以抵抗这支入侵军队。伦敦被攻陷、洗劫。大多市民早已逃离，仍留在城中的人便死在剑下（倘若维京人遵循其传统的话），房屋或店铺则被付之一炬。有历史学家认为，851年的事件是伦敦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但这个看法也许误解了一座总在火焰和废墟中重生的城市。自古以来，伦敦城的特色便是重生。

十六年后，外寇卷土重来。庞大的军队穿过麦西亚和东安格利亚，欲图攻破韦塞克斯。872年，他们在伦敦近郊安营，无疑是为了防守沿河的战舰，并且也极可能是把守伦敦城和泰晤士河盆地，以便强索邻边各国进贡。他们无疑也占据了这座城市，用于驻防和堆栈基地。军队在此驻扎十四年。因此，此地并非似一些学者所称的废城，而是再度成为行政和补给中心。北欧统领哈尔夫德瑞铸造自己的银币，饶有意味的是，其银币仿照罗马人的模版。自那个遥远时代以来，伦敦造钱的传统便保存了下来，再次证明了这座城市经济生命力的有机延续性。伦敦也为韦塞克斯属国国王阿尔弗雷德铸币。当地的居民也许不如阿尔弗雷德这般幸运，北欧占领初期的钱窖考古发掘表明，城里的富人跟每个跑得动的英格兰平民一样，早已逃出城外。

883年，阿尔弗雷德展开攻城战斗，在城墙外纠合一支英格兰军队。伦敦是个头彩，三年后，伦敦终于落在阿尔弗雷德手里。事实上，正是在这座城里，他宣告对于整片地区的至高权力，“所有没有归附丹麦人的英格兰人俱慑服于他”。换句话说，即便在北欧占领之后，伦敦依然是政权的象征。丹麦人求降，阿尔弗雷德拨利河一带为其驻地。伦敦从而成为边镇重地，阿尔弗雷德着手规划重新定居和防御工事的策略。修复城墙、重建码头，将伦敦维克的所有行业迁进复苏城市的防御之内。正是在这个时期，伦敦维克在史书里被称为奥德维奇，或者“老市集”。

由于阿尔弗雷德开创的可谓早期城市规划的一系列工程，伦敦再度复兴。他铺设从奥德门到拉德门的道路，今日城市各街道上可以依稀辨认这条道路的路线。新街的路线沿王后码头和比灵斯门附近而设。他重建了伦敦，使之再度适宜居住。

这座城市无疑具备强悍的兵力，足以抵抗维京人此后的攻袭。893年和895年，市民甚至冲到城外反击。再往后，伦敦人或潜师突袭，或劫掠敌舰。维京人不曾奋起报复，这一事实表明伦敦的防御尤为坚固。

伦敦的生命力与威势的中兴，或许并不全是阿尔弗雷德的功劳，虽则从他作为城市规划者的天才可以想见他的显著作用。他授女婿埃塞雷德为伦敦领主，将城墙内的土地分封给教会领袖和鼎族高门。随后演化了那种殊异的区域划分，从今日城市分区或堂区的现状可见一斑。伦敦某地可能起初以河流或者罗马时期的废墟遗迹为界，然而一旦分封给某领主或主教之后，便成为其专有的领地。或木制，或石灰石，或者砂岩的教堂立地而起，赐福、守护伦敦土地上壤界分明的各堂区；这些神圣的建筑转而成为贩夫走卒、工匠艺人的活动中心。

10世纪初期一片太平景象，虽则市民组成的军队协助阿尔弗雷德解放了仍处于丹麦统治之下的英国地区，历史文献却仅记载了麦西亚的诸王嗣承伦敦领主。961年发生一场火灾，继而暴发瘟疫热病；圣保罗大教堂毁于大火，我们又一次目睹这座城市周期性的厄运。二十一年后，又起一场大火，同年，三艘维京战舰袭击多塞特郡沿海。在随后数年间的历史事件当中，最醒目的要属维京人屡犯这座繁华城市。无疑，伦敦造币厂及其白银储备尤其招人垂涎。但是，阿尔弗雷德修复的城防坚固，足以抵抗数次侵袭。994年，丹麦人派遣九十五艘战舰驶进泰晤士河，企图封锁、攻陷这座城池，被伦敦军队击退。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伦敦人“屠戮与杀伐丹麦人实属出乎市民本身的意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战争和袭击里，伦敦组建了自己的军队，从而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武装。因此，伦敦赋有独立王国或主权国的特征，并且继后数百年间一直保持这个特征。

因此，伦敦士兵不断地抗拒丹麦人，史册记载他们夺取敌舰，开回伦敦城。他们出兵牛津，济助同胞战斗，维京人的抢掠虽偶或扫进城墙内，但城池始终岿然不动。伦敦依然保持着繁荣港埠这一地位。1001年，一位冰岛诗人描绘他对这个港口的印象：鲁昂、佛兰德、诺曼底、列日的商人在码头缴纳货物通行税，他们运来羊毛、布匹、木板、鱼、油脂；小船纳税半便士，这些远道来的水手回程载走猪、羊等牲口。

1013年，丹麦领袖斯韦恩召集斯堪的纳维亚所有武士，进军伦敦，“因埃塞尔雷德国王在彼地”。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市民不曾屈服”，“而是奋起反击”。然而伦敦的兵力不足以抗拒敌人，持久围困之后，他们向丹麦人献城投降。国王逃亡，但他在次年伙同最出人意料的盟军（挪威国王奥拉夫）卷土重来。奥拉夫手下的北欧人将舰船部署在伦敦桥附近，以绳索、铁链系住木桥墩，然后，得潮汐之助，生拉硬拽，拖倒桥墩，桥面倾翻到泰晤士河里。这不失为那条著名大道史上的一段丑话。近年来，这段河床下发现了铁斧、铁剑。有一部冰岛传奇描述道：“眼见敌方水师占据自己的河川，导致内地诸省往来一概断绝，市民不禁惴恐。”鉴于这次事件实是帮助他们摆脱暂时的外来统治，这股情绪或许有待商榷。但没有了伦敦桥，确实严重地妨碍了贸易和交通。不过，这部传奇的结尾却是欢喜踊跃，或者说，至少是歌功颂德：“哦，奥丁众子之雷，你倾覆桥梁！沙场上最骁勇善战。伦敦这座蜿蜒城池的土地不胜欣喜等你来取。”奥拉夫后来也被封圣，伦敦相继造起六座教堂来崇拜他，其中有一座造在他摧毁的桥梁的东南角。哈特街上的圣奥拉夫教堂今天依然屹立，塞缪尔·佩皮斯曾在此做礼拜。

继后三年里，英格兰人和北欧人之间围困、交战、突袭不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伦敦一直是军事和权力的要地。1016年，埃塞尔雷德国王去世后，“所有彼时身在伦敦的参赞与市民推戴埃德蒙为王”，这也是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记载认为国王在类似民众大会的会议上被推举、加冕。1016年，克努特终于赢得王位之后，强向全国索贡，伦敦则须负荷占总数八分之一的贡品。

同时，一定数量的丹麦人在城外曾为撒克逊人所据的地区和平地做买卖。河岸街口的丹麦人圣克莱芒教堂就是这个定居地的标志。并且，某支丹麦部落甚至可能已在这里生活、劳作了数个世代。不过，克努特执政时期，这座木教堂被改造为石砌。民间传说，克努特的儿子飞毛腿哈罗德葬在此地，一块如尼文石碑铭文记载三名丹麦首领也被“葬在伦敦纽”。这么说来，我们再次看到繁华的集市依托城墙的证迹。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认为，时日长久之后，“伦敦市民”跟丹麦人相熟，“几近接纳了他们的习俗”。这再度表示文化的融合。

有个风俗被彻底吸纳。丹麦人圣克莱芒教堂旁曾有一座石十字架，作为此地权威和仪式的标志。在“石十字架旁”，人们公开审理讼事，缴纳庄园税。附近这片土地以马掌和铁钉为税金。有人相信，这是某种异教仪式的模糊记忆，但也流传为现代仪式。及至21世纪初期，作为向王室缴纳租金的一部分，有一个仪式是向老石十字架旧址旁司法院内财务法院呈送六副马掌、六十一枚铁钉。

如此说来，史书仅记载“伦敦市民”或“伦敦军队”在这里为争取独立而战斗，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丹麦人和伦敦人欣欣向荣地共同生活。面色苍白、精神虔诚的爱德华（后被称为“忏悔者”）受膏之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所有子民推戴他为伦敦王”。事实上，有一条法令界定伦敦为“王权和法令之首，永为王者朝堂”。法令和王权皆自此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