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 我的奋斗1:父亲的葬礼
- (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 4904字
- 2016-09-30 13:19:58
上课的整个时间里我坐在那里潦草涂抹一气,课间休息时在校门口抽烟,在这个循环里,天空和户外景色慢慢地展开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下午两点半最后一道铃声响起,我开始走回家,到我的小屋宿舍。这是12月5日,我生日的前一天,我满十六岁,妈妈将从卑尔根赶回家。我心里充满欢乐。和爸爸单独一起过的日子从某方面来讲倒也蛮不错的,他尽可能地与我保持距离,他住桑内斯我住城里,两地背道而驰。妈妈回来时这一切会结束,直到新年来临我们一家都将住在一起,有妈妈的存在,每天要和爸爸面对面的这一损失就几乎完全可以得到补偿了。我可以同她说话。和她讲什么都可以。对爸爸我不能说什么。不可能,我和他没什么可说的,除了那些具体的事,比如我到哪里去,我什么时候回来。
当我走回公寓,他的车停在外面。我进门去,整个走道里充满了烧烤的烟味,从厨房里听到一阵刀叉的碰撞声,还有收音机的声响。
我把头探进去。
“嗨。”我说。
“嗨,”他说,“你饿了吗?”
“是的,很饿了。你做了什么?”
“烤肉排。你坐下吧,马上就好。”
我走进屋里,在那张圆形餐桌前坐下。这桌子很旧了,我猜想那曾经是属于他祖母的。
爸爸把两块肉排、三个土豆和一小堆烤洋葱放进我的盘子里。自己坐下来,开始用餐。
“对了,”他说,“学校里有什么新消息?”
我摇摇头。
“今天你没学到点什么?”
“没有。”
“没有啊。”他说。
我们继续在静默中用餐。
我不想伤害他,我不愿意让他认为这是不愉快,他和儿子的关系不融洽,所以我坐在那里想我能说点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想出来。
他情绪不坏。没有动怒。但是他人心不在焉的。
“最近你去看过祖父祖母吗?”我说。
他注视着我。
“去过,”他说,“昨天下午去待了一小会儿。为什么你问这个?”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感到脸上掠过一道红晕,“我只是想知道。”
我已经用餐刀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肉都切下了。现在我举起一块骨头把它送到嘴里开始啃咬。爸爸的动作和我一样,也开始啃骨头。我放下骨头,把玻璃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谢谢晚饭。”我说,然后站起身来。
“是六点钟开家长会吧?”他说。
“是。”我说。
“你在这儿不走吗?”
“是这么想的。”
“那等我完事后路过这里带你一块走,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桑内斯。可以吗?”
“好的。”
当他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写一篇关于运动饮料的广告体裁的作文。门被推开了,来自城市的喧嚣骤然增高,门道里地板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的声音。
“卡尔·奥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走。”
我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放在旅行袋和书包里,两个包都装得鼓胀,因为下个月我要在家里住,很难确切知道我会用到哪些东西。
当我下楼梯时他瞪着我看。他摇了摇头。但他没有生气。是另外一种含义。
“家长会怎么样?”说话的时候我避开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些最糟糕的事他已经知道了。
“怎么样?好,那我就来告诉你。我被你的数学老师一场责难。发生的就是这事。韦斯特比,是叫这名字吧?”
“是。”
“为什么你不给我说这事?我可是弄得一头的雾水。真的是大为惊诧呀。”
“那,他都说什么了?”我说,同时开始穿外衣,因为爸爸保持着镇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说在上课时你把腿跷在桌上,不服从管教纪律,放肆无理,你上课讲话,既不读书也不做作业。再这么继续下去,他就完蛋了。这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有一部分是那么回事。”我说着直起身来,已经穿好了衣服。
“他说这是我的过错,知道吧。他数落我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在我站着的地方扭过身子。
“那你怎么说?”
“我给他顶回去,也给他一顿数落。你在学校的表现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但这自然很令人不快。这你明白的。”
“我明白,”我说,“对不起。”
“这没用。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开家长会,就这么定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们走出大门,朝汽车走去。爸爸坐进车里,在座位上侧弯下身,把我这边的车门打开。
“可以把后备箱也打开吗?”我说。
他没回答,但他照我的话做了。我把旅行袋和书包放进后备厢,小心关上车盖因为不想打扰他,他正在扭转车钥匙,我坐到前面的座位,把安全带从胸前拉过去,将插销在下端固定好。
“总而言之,这是让人难堪的。”爸爸说。他启动了马达。仪表盘亮了。我们前面的那辆车也朝着河下面的方向开出了一段。“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这个韦斯特比?”
“相当差劲。他不能维持纪律。班上没有人在乎他说的话,就没人听他的。他自己也不好好反省吸取教训。”
“在大学时他的考试成绩可是名列前茅,知道这个吗?”爸爸说。
“不知道。”我说。
车倒退了几米,绕上马路,然后掉转方向开始驶出城。发热的马达轰鸣着,轮胎上的小钉匀速地碾压着路面发出嗖嗖的声响。像往常一样他车开得很快。一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轻松地放在旁边的换挡杆上。我的肚腹内一阵翻腾,一股小小的喜悦之情在身体内散开,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从来没为我辩护过。他对那些有关我表现的批评从来没有选择过宽容。在每年暑假和圣诞假期前要交出学校的成绩册时,我总是一周前就开始提心吊胆。哪怕是对一丁点儿的缺点评语他也会怪罪我,对我暴跳如雷。开家长会也一个样。对最小的一点批评意见,如上课爱讲话或丢三落四等,会后他也会发泄一通怒气。更别说我拿着学校的条子回家的那些时候了。那是判决的日子。是下地狱。
是因为我快长大了,他现在才这样对待我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平等了吗?
当他坐在那里凝视着前方,我们的车沿着道路嗖嗖往前奔的时候,我真想看着他。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得说些什么,而我无话可说。
半小时后我们开上了最后一道坡路进入了房子前面的院落。爸爸没有熄掉引擎,下了车去打开车库门。我朝前门走去开了门锁。想到行李,我又折回来,那时爸爸正关掉引擎,红色的后车灯闪烁着。
“开下后备厢?”我说。
他点点头,把钥匙又插进去一扭转。车盖像鲸鱼尾巴那样往上掀起,它踫了我一下。当我走进屋里,马上就觉察出他做过清洁了。闻到一股绿肥皂的气味,房间也整理过了,地板锃亮。楼上沙发上的那些干猫屎蛋子不见了。
他自然要做清洁了,因为妈妈即将回家,即使是有很具体的理由,他也不会为自己这么大扫除,因为他那里一向就是个杂乱邋遢令人觉得不舒畅的地方。现在我感到轻松多了。家里又恢复到以前的井井有条。不是因我个人心里的纷乱还是其他的什么,还有更多的因素,我受到了干扰,特别是这种干扰还不止一种。这个秋天他身上发生了些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只有他和我在一处,显而易见,也不仅仅是这个。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人拜访我们,除了自家人。他唯一认识的是同事和邻居,这就是说,在特罗姆岛那儿是这样,这里他连邻居也不认识。妈妈搬到卑尔根学习后几个星期,他把几个同事叫到桑内斯的家里来,他们要搞一个小聚会,他问我那个晚上是否可以到城里去住?要是我觉得孤单,我总是可以到祖父祖母那里去的,只要我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是这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那天上午他路过那里给我带了一袋子吃的,烤好了的比萨饼、可乐和炸土豆卷,我可以在电视跟前吃。
第二天上午我乘公交车去扬·维达尔那里,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然后继续乘车回到家里。门锁上了。我打开车库看他是出去散步了,还是开车走的。车库是空的。我又回到屋子跟前开了门锁。在客厅的桌上立着几个酒瓶,烟缸里栽满烟头,虽然没清理打扫但看上去还不至于太糟糕,我想他们一定搞了一个小派对。立体音响通常是放在上面的仓库里,但现在放在壁炉旁边的一个小桌上,我在那一小堆唱片跟前蹲下来,部分唱片靠着一根椅子腿,另一部分散放在旁边的地板上。我记得这些唱片他听了有许多年。平克·弗洛伊德,乔·达辛(Joe Dassin),艾嘉(Arja Saijonmaa),约翰尼·卡什,猫王,巴赫,维瓦尔第。最后那两盘他一定是在派对前或者是在这天早上听的。其他音乐也不是特别适合这种聚会。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洗碗槽里有些没有洗刷的杯盘,打开冰箱,前排有几瓶白酒和一些啤酒,几乎都空了。我走上二楼的楼梯。爸爸的卧室是开着的,我朝那里走去,进到屋里。妈妈卧室里的床也搬进来了,和爸爸的床并靠在一起。因为喝酒,他们的聚会一定是很晚才结束,房子的位置较偏远,坐出租车进城或是去爸爸工作的地方文内斯拉都不便宜,有人在这里留宿。我的房间没动,我把我要带走的东西装好,又折身回了城里,虽然我是计划来这里过夜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某种陌生的痕迹。
还有一次我回到那里去,没有事先打招呼,那是个晚上,在训练完以后我懒得再回城里,队里的汤姆开车把我送到家。在厨房的灯光下我看见爸爸坐在桌前,一只手托着头,面前放了一瓶酒。这也是个新情况,他以前从未喝醉过,至少我在这儿的时候,至少不是独自一人。我现在看见了,我不想他知道我看见他了,但又不可能返回,于是在门前故意使劲地跺着踢着靴子上的雪,把门猛地一下打开,又将它重重地关上,让他毫不怀疑我是刚刚走进来,我把浴室里的两个水龙头一起打开,坐在里面等了几分钟。当我走进厨房时,那里已空无一人。空玻璃杯放在案桌上,空酒瓶放在水槽下面的柜子里,爸爸回到了他住的粮仓下面的那套房间里。好像这还不够神秘不解,在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看见他开车经过索尔斯勒塔的那家商店,那天最后三节课我逃课了,在晚上去谢维克训练前我到扬·维达尔那里去了一趟,当我坐在商店外的长凳上抽烟时,爸爸那辆鼻涕绿的阿斯科纳开了过来,这不可能看走眼的,车继续向前开走了。我扔掉手里的烟,倒没有理由躲起来,当车开过去时我直直地盯着它,甚至举起一只手打了个招呼。但他没看见我,他在同旁边坐着的那人讲话。第二天他到我的住处来时,我跟他提起这事,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他们一起有个项目,放学后在我们家工作了几个小时。
总之在这段时间他跟同事有许多接触。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在霍夫登有个讲座,他参加的聚会次数比我能记起从前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肯定的,那是因为他感到无聊乏味,或者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待着,我为此感到高兴,那时候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他,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用一个即将长大成人者的眼光,在那一瞬间我真愿意他周围有许多朋友和同事,就像其他人那样。同时我又不喜欢这种改变,这使得他不可预见。
事实上他在家长会上破例替我辩护的事,就属于这个未预见的范畴。对,这或许是其他所有事情当中最显著的一件。
我把衣服从行李中拿出来放进衣柜,把唱片一张张放进书桌上的唱片架子上,学校的教科书收好摞成一叠。房子是19世纪中叶的建筑,所有的地板都发出吱嘎声,这些声音在所有的墙壁间飞跑,所以我不仅仅知道爸爸就在我下面的客厅里,还知道他也坐在沙发上。我本打算读完《德古拉》,但感到在没有把我和爸爸之间的状况落实以前我是没法静下心来读书的。结果自然是他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同时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下去对他说,“嗨,爸爸,我坐在上面看书呢”。“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个”,他会问,或者至少心里会这么想。但眼下的这种别扭的状况应该改变,于是我走下楼梯,去厨房里转了一圈,或许有什么吃的东西?当我要走进客厅的最后几步时,看见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我的那些旧连环画册里的一本。
“你晚上不吃点什么吗?”我说。
他抬起头很快地望了我一下。
“你自己吃吧。”他说。
“好的,”我说,“那,完了以后我就坐在上面的房间里了。”
他没有回答,在沙发旁一盏灯的光线下继续看他的《秘密特工X9》。我切下一大块香肠,在书桌旁坐下吃了起来。我想起了,他一向是很难得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的,妈妈一定在卑尔根给我买礼物了。可是生日蛋糕他得准备吧?他想过这事了吗?
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家里了。爸爸去机场接的她,当我走进屋里时他们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肉在电炉的烤箱里烤着,吃晚餐的时候桌上点着蜡烛,我得到了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和一件妈妈在卑尔根买的衬衣。她逛遍了卑尔根的商场就想替我买点什么,找到了这件衬衣,虽然她觉得不错同时认为我会喜欢它,但我是不会穿这件衣服的,只是不忍心说出口。
我穿上衣服,我们在客厅里吃蛋糕喝咖啡。妈妈心情很好,她不止一次地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英韦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恐怕圣诞前夕才能回来,他说,到那时我会得到礼物的。我去训练了,当我晚上九点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仓库的房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