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广州
最后一次去广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经很冷了，可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脱衣服，到广州时只剩一件衬衫了。
实际上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永远无法将那次旅行在记忆中抹去，无论是好是坏。
去广州的路上我们的心情不仅忐忑不安，而且是极度的惶恐，路上跟熬鹰似的，眼睛都蓝了。整整两天的行程我都抱着那个皮包不撒手，惟恐一不留神它就会长翅膀飞了。山林的手则时刻不离开腋下的刀把，在他眼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贼像，只有狼骚儿的叔叔溜达过来时，他脸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样。
那把美国军刀在山林腰里已经挂了五、六年，从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都不愿意摘下来，这也是山林死时身上唯一完整的物件。最后我将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坟里，不久那片地被国家征用了，转移山林的骨灰盒时再也没找到那把刀。据说凶器都不吉利，名剑的主人很难有善终，操鱼肠剑成名的专诸被剁为肉泥，挥元戎剑策划十面埋伏的韩信被一群骚娘们乱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终连全尸都没落下。
其实那把刀本来就是山林抢的，它的前任主人连刀都没拔出来就给弄了个半死。
那是初一寒假前发生的事。那时我还是个老实孩子，从没在外面打过架，大头正领导着他的“武工队”横行南城。
80年代初龙潭湖附近修了个旱冰场。当时的娱乐设施少，年轻人的剩余精力无处发泄，不久旱冰场就成了最时髦的场所，常常人满为患，有时候连冰鞋都租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孩子口袋里有点儿钱就往那儿跑，实际上旱冰场是现代社会在我们面前开启的第一条缝隙，在那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风驰电掣的感觉。由于到旱冰场玩儿的社会青年特别多，所以这里也是最容易打架斗狠的地方，学校和家长从来都是禁止我们去的。难怪大人们不放心，离旱冰场很远就可以听见疯狂滚转的塑料轱辘与地面摩擦出的“哗哗”声，那声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烦意乱，几乎每几天都有人被抬着出来。旱冰场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盯防单位，可能是太影响治安管理了，没几年旱冰场就给拆了，连一片水泥台都没留下。
滑旱冰的消费并不高，三毛钱滑一场，可每礼拜我们只能去一次，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在旱冰场玩过几年，从没人在旱冰场欺负过我们，大头是那儿的场霸。那时大头他们最喜欢玩儿的游戏是几个人排成一串儿，肆无忌惮地在旱冰场里穿来穿去，他们的技术片儿汤得很，人串儿中的最后一个常常被甩出去。谁在附近谁倒霉，经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几年里他们一直这样，从没人敢把鞋脱下来砸他们，倒是他们动不动就抡鞋打人。他们另一个爱好是五六个人手拉手圈成大半个圆，满场转悠，往往一圈儿下来队伍里就多了个姑娘。头两年旱冰场还有些正经人来锻炼身体，后来连到旱冰场玩儿的女孩都叼着烟卷了。
龙潭湖南面是一片很密的松树林，面积相当大，一直到护城河。每到傍晚，灰黄色的阳光疏懒地在树梢间游走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树林是我们的根据地，没事儿我们就在树林里拍婆子，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连课都懒得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地头蛇在树林里差点让人家洗喽。
那天风特大，下午天就刮黄了。我们在旱冰场折腾了两个钟头，出来时天色有些晚了，我们累得两腿发软，嗓子眼里都是黄沙。那次是累坏了，我们稀稀拉拉地在树林里穿行着，相隔有好几十米，谁都懒得说话。我和二头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米后跟着，树林里的风像吹哨一样，一阵阵的刮得脸生疼。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像地里钻出来似的，径直向我们走来。几个家伙边走边四下张望，来到近前，个子最高的当中站定，另外两个人分立旁边，一个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头圈在中间。
“嘿，哥们儿，挺自在的？”中间那个大大咧咧地说道，他穿着件的确良衬衫，里面的跨栏背心卷到胸口，碗大的肚脐眼儿像个黑窟窿。他应该比我们大几岁，嘴唇上新长出的一层黑绒毛特别茁壮。“有钱吗？弄点儿花。”
我和二头对望一眼，那时我还算老实，碰上这种事竟感到自己的腿肚子直哆嗦。二头倒很沉着，他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点儿钱还不容易，可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
劫道者呵呵笑了两声，他把手抬到自己耳边，手指头向下点着我们：“呦呵，还碰上岔子啦。”说完，劫道者两腿稍息，双手叉腰，故意把腰带上的一把军刀露了出来。
我一下就被那把刀吸引住了，刀把上缠了不少黑胶布，霸道地在腰带上翘着。刀座上泛着蓝油油的光，那光芒诡异而透着股杀气，暗黄色的皮套已经磨光了，在皮套上都能看出深沟一样的血槽来。
“认识大头吗？”二头开始和佩刀者盘道了。
佩刀者摇摇头。
“那你知道大竿儿跟我什么关系吗？”
我瞥眼向后望去，原来一直跟在后面的山林已经不见了。
“废你妈什么话？小崽儿也敢叫板？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要不，大爷楔死你！”佩刀者已经急了，他朝另外两个一挥手，三个人立时阴着脸围上来，我甚至能听见手上骨节活动的“啪啪”声。
“我说，我说。”二头突然抱着头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钱吗？你们等着。”说着，二头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俩同时蹲下了。
这时一块半头砖“呼”地从斜侧里飞过来，“咚”的一声，像石头砸在砖墙上，砖头正好打在佩刀者后脑海上，佩刀者连白眼都没来得及翻就像个面口袋似的“砰”的一声趴在地上了。另一块砖头紧跟着飞过来，平拍在另一个家伙脸上，他号叫着转身便跑。还有个没被打中的眼看势头不对，假装向我们踢了一脚，趁我们闪身躲避时一下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二头反应特快，他纵身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后背上，那家伙连跑带爬，手脚并用地冲出去十几米，嘴里还喊着：“你们等着，有种你们等着。”没喊几声他就没影了。这时山林举着两块砖头从旁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照佩刀者的脸上又是一下，此时佩刀者身下已经红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杂草都吓得支棱起来。
山林的刀就是从那家伙身上摘来的，刀背上带锯齿，跟蓝博的军刀一模一样。此后这把刀一直没离开他。山林将它视为至宝，不到危机时刻从不拔出来，可一拔出来就有人要倒霉了。
其实那回去广州，我们提心吊胆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河南那段路，小偷简直比要饭的都多，他们成帮结伙地专往独身旅客身边挤，往往一不留神身上就得缺点东西。我们的皮包里有十万块钱，是我和山林的所有积蓄，这次出来还在二头的存折里弄了两万块，那是他卖了几年菜，从钢蹦儿里攒出来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去广州了，每次都是狼骚儿的叔叔把我们带上火车。他是这趟车的列车长，要是没他照应，我们的买卖是没法做的。这次我又找到他，告诉他如果这趟活儿跑成了就劈给他五千块。这爷们儿惊讶得耳朵都豳上了，他特务似地上下端详我，手抓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摇：“我咂摸这滋味儿不对，你小子不像是倒烟的，你们俩不是去盗卖军火吧？保定抢劫军械库的事不是你们干的吧？”他的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了。
“抢军械库？您瞅我们像吗？那都是孙猴儿变的，我们就是俩小虾米，吃点滋泥就挺美。您放心，绝对是老买卖。”我赶紧把他的手拿开，胳膊上被掐出了印儿，像狗牙啃的。“您就把行李车给我们留出块地方来就成。”
狼骚儿的叔叔眨眨眼：“多大地方？”
“四、五十箱烟的地方就成，这点儿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车上那帮兄弟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有钱大家花嘛。”我说。
“爷们儿，为这种事我要是让雷子（警察）抓住，值吗？”他的舌头顶住上嘴唇，大手指顶在下巴上一个劲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