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怕什么？驴蛋儿那批货不就是从您车上过去的吗？那趟活儿一完，人家连北京饭店都住上了，比起来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咱们还有狼骚儿这层关系，我们能害您吗？再说骡子不吃夜草能长那么肥吗？”我不动声色地把一千块钱拍在桌子上，都是十元的票子，足有半寸厚。
狼骚儿的叔叔手指动了好几下，最终还是把钱揣起来了。“都几次严打了，枪毙了多少？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消停会儿？告诉你们，我可听说最近广州倒烟的闹了一次大火并，都动枪了，死了好几个呢。你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
我拍了他肩膀一下，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玩儿得多大呀？上百万的响儿能不拼命吗？我算老几？枪子儿给我们吃都浪费。您那就算给侄子一口饭吃吧，等这趟活儿完了，我们搞武装押运，自己雇卡车，谁拦着咱就一刀捅了他，绝不再麻烦你，现在咱不是还没到那份儿上吗？”
狼骚儿的叔叔狠狠拍了下大腿：“得，谁让我想当骡子呢。可咱有话在先，就这一次，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问。
狼骚儿叔叔狠狠啐了一口：“男孩儿女孩儿你们都别惦记着了，我下半辈子还想过日子呢！”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一叫人烦心的是没有卧铺，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年轻，忍两晚上跟没事一样。
十几年了，每次想起那回去广州，我身上都冒鸡皮疙瘩，似乎一切都是有预兆的，要不是我和山林天生贵命，两条小命没准就交代在广州了。后来山林说：“也不一定非交代在广州，你要是跟泰国那个人妖跑了，中国第一批爱滋病患者的名单里肯定有你。”听到这儿我一般都扑过去揍他两拳。
其实那次去广州的确有许多不祥的预兆，最奇怪的是在车上，我和山林居然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问题，这在我们二十年的交情中简直就是破天荒。
车过信阳时，我们终于喘了口气，总算快出河南了。这时月台外边有几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在玩弹球，有个小孩儿技术高强，一会儿就把其他孩子的玻璃球没收了。另外几个孩子不服气，按住他的脖子让他继续玩儿，赢球的孩子不愿意便叫另几个孩子买他的球，最后几个孩子动手打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看了许久，列车开动了，山林才转过头来：“咱们小时候也这样吧？”
“一个德行，你丫一输球就急。”我呵呵笑了几声。
“歇会儿吧你，你多好？有一回你输了两个球，偷偷跑我们家去往水缸里攘了一把土，我爹一直说那事是我干的，还揍了我一顿呢。”山林怒视着我。
我大张着嘴，一时想不起来。“真有这事？”
“已经十来年了，你当然记不住自己干的坏事了。”山林无奈地看着窗外：“你说十几年后我们会怎么样？”
我茫然地摇摇头，车窗外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田野起伏错落，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全是黄花，望去如一个巨大的蓓蕾。已经进湖北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原野特有的水腥味儿。路边有很多池塘，水牛懒洋洋的像一堆臭粪。真难理解画家们如何把水牛想象得那么美，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操！”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
“可他要真成了二头的妹夫呢？”
“我要是二头，就把卫宁吊起来打。”山林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腿上，双手抱住后脑勺，看着行李架发呆。其实我一直特别后悔和他们混到一起，感觉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好象是鸭蛋装在鹅蛋筐里。有机会还要去上学，可想起那些老师我就恨得牙根疼。
火车开过武汉，车厢里钻进来个算命先生，这家伙面目清瘦，戴着顶土黄色的日本战斗帽，而且是个独眼龙，他上车后就瞪着那只黄澄澄的眼睛一个劲儿瞧我们。其实我一直怀疑在广州翻车，可能是那个算命先生闹的，瞎毒瘸狠，要是会算命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上来个傻逼。”山林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屁股下面坐着，那几年去广州的人特别多，火车上比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挤。乘务员想挣外快，连卧铺里也放人，普通车厢更是臭气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带着现金，一点都不敢马虎，这年头高人太多了。
“是个算命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山林问。
“丫脖子后面贴了个阴阳鱼。”
我们正说着，算命先生竟三拐两拐地走了过来。他穿了件黄马甲，零七八碎挂了一身，这家伙上下打量着我们，一只眼里黄光闪闪。
“我是不是印堂发亮啦？要走桃花运呢还是要发财呀？”我笑着问他。
算命先生使劲清了清嗓子：“你们有灾。”
我和山林对望一眼，没想到这个算命的居然如此舍不得唾沫。“呦！看来您能消灾解难，大师啊！那您给小的破解破解，算好了有赏。”我笑着，手里拿了张一块钱的票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在江湖上混久了，什么样的骗子都有。算命先生的把戏无非一哄一吓，哄舒服了掏钱，吓昏了更得掏钱了。
算命先生居然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他扯着嗓子，唱歌似的说道：“幼年波折、青年坎坷、老年迷茫。此行艰难。”
“去你妈的。”山林骂了起来：“赶紧给我滚到厕所里蹲会儿去，拿自己当神仙啦，神仙撒尿吗？”
算命先生看了山林一眼：“你的事我不愿意说，罪孽！真是罪孽！”
山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着先生的鼻子对我说：“把他裤腰带解开，看看丫有罪孽没有。”
周围几个乘客已经笑出了声。
算命先生竟有些怜悯地看了山林一眼。他又转向了我：“去年你就有场灾对不对？牢狱之灾。”
去年我因为闹事被抓了，出来后学校二话没说就将我开除了，可当时我想谁一年不会碰上点倒霉事，前年我还差点让人把腿打折了呢，算命瞎子蒙上一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行啦，您找别人去吧，神鬼躲着我们走。您再不走我们可真要脱您的裤子了。”
算命先生的一只眼翻了翻，他转身要走，却突然不服气似的的又说了一句：“小心你的手吧。”
“傻逼！小心你的嘴吧。”山林冲着算命先生的背影骂了一句。
我皱眉想了想：“他说的没准是对的，咱们的确是幼年波折，青年坎坷。”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咱们这德行的能他妈不坎坷吗？”山林狠狠瞪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山林是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甚至他自己。有时他会狠狠地瞪着脚丫子发上半天呆，那时我就担心他会一刀把自己的脚剁下来。
我们从学校出来了，不管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开除的，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我们这一号儿，在任何人眼里我们都是狗屁不是的小逼崽儿。现在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只能是钱。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们叫痞子，现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和山林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有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学、结婚、找工作呢？想来想去才发现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们的脑子都震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