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施政的质量

在本章的前面几个部分已对明代政府实际运行的许多方式作了论述，其他方面将在下面论明代法律和财政管理的两章进行讨论。对一些特殊的问题、危机和挑战，政府如何作出反应，或者为何不能作出反应，在第7卷中也有详细的论述。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对任何时代的政府的效率这一问题是很难评定的。最详细的证据几乎总是从行政条例和其他各种文献中找到，这些材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主要说明政府应该怎样去执行，而不是说明它实际执行的情况。大部分传统的历史、传记或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材料都有同样的偏见。传奇小说是一种人们希望可以从中窥见一些真实情况的材料来源，它们往往绝大部分由同一阶级的愤世嫉俗的成员或食客所写。所有这些材料反映出明代的愚昧、腐化和效率低下得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特别是传奇小说，它们把明代政府描绘成贪财、伪善、怯懦，充其量是侈谈原则而毫无效率的一潭死水。但是，这些材料来源也透露出为了明智地解决困难问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无数献身和殉难的行动以及许多创新的制度安排。

从开国到末代，明代的官员随时可向皇帝抱怨政府的缺点，并且常常引起激烈的反应。明代中期和晚期反复而普遍的抱怨是，皇帝或他们的代理人不遵守根本大法和开国皇帝的祖训。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因为在中华帝国历史中，没有其他本土统治者像洪武帝那样蔑视、不信任和虐待他的官员——特别是文官。他魔鬼般地清洗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案子是出于对胡惟庸丞相和蓝玉将军幻想的破灭。与此有关的是他改组了政府的结构，这些行动即使不使其追随者产生恐怖心理，也旨在威慑他们，从而使他能独揽处理政务的大权，另外还能预防以后发生任何会危及其继承者专制权力的变化。

洪武帝申辩说，他对官员集团中大部分成员的敌意是不无道理的，其根据是文官虐待平民百姓。他孜孜不倦地教导其官员、贵族和近亲，要他们恪守《论语》中提到的为人正直和行使仁政的原则。可是从君臣关系这一观点看，人们只能评价他逆转了从“开国明君”至“末代昏君”这一王朝循环规律，而中国人历来就是用这一规律来解释他们的政治史的。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他是那种最坏的“开国昏君”。他给明代的其他历史时期投下的阴影，可能是明代统治最邪恶的一个方面。

明亡后实际上所有的历史家都坚决认为，明代的最终衰败以至灭亡是由于洪武帝在1380年取消中书省的行动，以及他要求其继承人对胆敢建议再设丞相或其他类似首辅大臣职位的任何人务必立即处死的训示。在他死后，君臣们同样都中了他设的圈套，即政府能在强有力的统治者领导下有效地进行工作。由于以后的明代诸帝的能力和爱好各不相同，当他们过于年轻单纯，或过于漫不经心而不能胜任时，皇帝的大权就会落在其他人手中。在明代中期和晚期的政府制度中，被安置能如此行事的“其他人”就是宫中的宦官和翰林院出身的大学士，而所谓的明代的根本大法和开国皇帝的告示是禁止这样做的。接连不断的始于15世纪40年代王振的宦官专横和始于16世纪杨廷和的首辅大学士左右朝政，后来都激起了严重破坏朝政的党争。这些争端于17世纪20年代在东林党和魏忠贤之争的灾祸中达到了高潮（见第7卷第9、10两章）。

惟一公正的判断最终必须考虑到历史的事实，即明朝经历了超过两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这正是人口增长、城镇发展、农商扩大、货币化和通货膨胀出现、有迷惑力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从早期近代欧洲引进的多事的时代。它经历和承受了几次国内叛乱，一次把安南（越南）并入帝国的未遂企图，沿海日本掠夺者施加的屈辱，与日本人在朝鲜进行的一次代价高昂的战争和蒙古人的再三侵犯而存在了下来，明代诸帝也许的确是粗鲁、暴虐、任性、漫不经心，或者只是头脑简单和颓废的人（这肯定是常有的事）。回想起来他们政府的许多方面看来是行不通的，或者是自食其果的。但事实依然是，通过努力使国家度过一个漫长而多事的时代，政府是为王朝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服务的。

总之，事情的真相似乎是，明代诸帝是不值得称道的统治者，明代的官员经全面衡量好坏都有。许多明代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希望有更开明的统治者和更加始终如一的干练的官员。但还是应该这样说，尽管明代政府有种种弊病，但与同时代其他大社会的政府相比，它给中国平民所加的负担显然是轻的。很难想像，明代的中国人能设想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政制。因此，考虑到它如何维持其政权，以及如何在道德上和物质上使臣民能够生活下去，明代政府总的说应该算是同时代世界上最成功的庞大的政府。

（杨品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