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繁华如梦(2)

姜家迁到廿八都比较早，大约明万历年间（1573—1620）姜七宝就从江山的嘉湖（现在叫新塘边）迁来，一百多年间，繁衍了6代，都是人丁不旺，以务农为生，也没有文化，一直到第7代才出了个太学生姜如升（1713—1761），第九代姜殿魁创立了后来远近闻名的店号“姜隆兴”，建造了住宅“致远堂”。“姜隆兴号”大概在清嘉庆前期（1800年前后）开业，这是姜家经商发迹的开始。在“姜隆兴”之后，姜殿选又开创了“姜源兴”。姜殿魁的儿子姜在琪（1818—1895年），又名兆隆，继承“姜隆兴”商号。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山县正堂禁溺女婴》碑文开首就说，这是绅士姜兆隆等率先提倡的，可见他在当地的影响。姜在琪生有五子：姜遇汉、姜遇春、姜遇鸿、姜遇臣和姜遇焕，又将祖上的事业发扬光大。

姜遇鸿除了姜隆兴钱庄，也经营商业，他的过载行以经营“三籽”（桕籽、桐籽、茶籽）而冠盖闽北，生意遍及兰溪、杭州、上海、宁波、浦城、福州等地。外号“姜老虎”的姜秉书开煤油行，常与英国亚细亚煤油公司打交道，他出售的煤油，不止供应廿八都，还批发到临近的遂昌、龙泉、福建浦城、建阳和松溪等县。同时，他兼营金鼠、老刀、美女等名牌香烟。《廿八都镇志》上说，他母亲毛织秋（1861—1922）本是官宦之女，嫁给他父亲姜遇焕，生有4子3女。因为孝敬公婆，教导儿女，怜恤孤寡，周济贫寒，造桥、赈灾，都乐于捐款，特别是她有一手针灸技术，不问贫富，为乡人免费治病，施医施药，名声传到了外地，县知事曾三次看望她，为她写像赞、墓铭。在她身后，1923年10月，民国总统专门颁发了褒奖词。

姜家盛时，仅在廿八都街上就有数十家商号、店铺。姜秉臣（1868—1941）有姜元春纸行，姜秉如（1896—1951）有姜隆兴香菇行，姜守道（1899—1950）有品仙泉酒坊，还在清湖开设了“裕和酱园”。此外，姜遇汉主持宁波分号，从事对外贸易。姜遇吉（1878—1948）在峡口开设“益和隆”号，姜绍诰在淤头，姜绍诒在杭州任浙江省烟草公司襄理。这个家族有过上百年的兴旺。1949年后划分成分，姜氏50多户全部成了地主。

杨家主要是实业，以造纸著名，拥有竹山、草场，后来转到南北货交易，生意也做得很大。廿八都的山林资源特别是竹资源丰富，造纸业最晚从明代就已发展起来，明崇祯三年（1630年），徐霞客在廿八都南面大约4公里的金竹里上山，“度木桥，由业纸者篱门入，取小级而登”，“业纸者”就是一户以造纸为业的人家。

杨家以经营造纸作坊负有盛名，有杨瑞球的“杨义成纸行”、杨通熙的“杨宝成纸行”，杨秀东的“杨恒记纸行”，以及“杨仁和纸行”，“杨智记纸行”等，全盛时拥有大小纸槽三十六，年产土纸约4万多担，销往沪、宁、杭等地。杨义成、杨元亨、杨宝成等布店、染坊到民国时期依然口碑很好。杨通熙的后人杨庆山老人说，他们家过去每当土纸出槽时，仅供挑夫吃饭，一天就得几担米，挑夫吃饭时，每人一条扁担，一次就要放满一个房间。

金家是耕读之家，人口众多，早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金桂芳在《枫溪居址记》中就说：“枫溪一大村落，居者不一姓，称巨族者，惟金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修的《枫溪金氏宗谱》称，金家的祖上金世忠（1635—1691）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迁到这里定居，渐渐人丁兴旺。至于为何迁到这里定居？金桂芳的《枫溪居址记》说得很清楚，有一天，金世忠到枫溪访友，见这里山明水秀，民风淳朴，就决定长住下来。金家以书礼传家，受人尊敬。后来，金家子孙即使经商也不忘读书。除了“金同顺”南北货店、布店，金家还有广泰祥南北货、金乾美广货店等。

枫溪街有一段靠西边山脚下的房子全是金家的，因此被称作“金半街”。清咸丰八年（1858年），太军天国石达开部路过廿八都，一把火烧毁了“金半街”的大部分建筑。现在仍有一条巷子叫“金家弄”。金家另有一个旁支本来在安徽定远经商，也在清初迁居廿八都的浮竹洋，称为枫溪金氏浮竹洋派，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出了一个武进士金之抡，做了御前侍卫，当地人说他有个绰号“金三枪”，1714年，江西有灾民暴动，他奉命带兵进剿，两战告捷，却在单骑追击时中了埋伏，死在战场上。期间金家还出过两个武举人，金之捷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武举人，金汤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武举人。

枫溪街现存的“丁家大院”，按当地老人的说法，原来是金家造的，房子造好不久，就卖给了王家，随后又卖给了丁家。院子很大，与廿八都其他老房子不同，它还有一座高大气派的三山式砖牌坊的大门，屋檐下有许多小型的砖雕。“丁家大院”的梁、柱都是用粗大的木料，只是牛腿比较小。

曹家的祖上曹庆兰（1778—1850）从浦城忠信乡迁到廿八都，时在清嘉庆八年（1803年），最初经营染坊，以后开了布店、南货店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这是曹氏家族恪守的信条。在经商致富之后，曹家大量购买田地，成为大地主，大面积的田地主要集中在福建浦城一带。到底有多少亩，谁也说不清楚，据抗战期间曾经做过廿八都镇长的曹玉书说，他们家每年从福建挑回来的稻谷，就有3000担。这个数字或许夸大了。但是曹家广有田地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身为大地主，曹玉书在老百姓心目中却是个好人，青黄不接时他可以不计利息借粮给穷人，仅这一条就够了。所以，1949年后，“北方来的镇领导”要枪毙他，许多廿八都居民跑去说情，要求宽大处理这位“开明地主”。“镇领导”认为“地主太狡猾”，将他押送到江山县城，廿八都人仍“联名上访”到县政府力保，使他终于捡回一条命。然而，经历这一劫难，他回家大病一场，几年后就弃世而去。曹家的子女在1950年都迁回了福建老家。[12]

曹家除了广有田地，还开有南货店、布店，以及米行、纸行、饭店、旅馆等。今天曹家留下的老房子不多，枫溪街上的曹怀庭旧宅是清同治年间造的，曾经被徽商的“鼎丰泰”租用。曹玉图旧宅和曹遇成旧宅是清咸丰时造的。曹家弄原有一处上千平方米的旧宅，清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部经过时被烧毁，现在的房子是曹玉书1941年重建的，没有当年的规模。曹家在枫溪桥的对面留下了一片老房子，其中占地上千平方米的“曹家大院”，木雕门罩、马头墙、歇山顶，保存完好，却在2005年12月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废墟，当时曾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

关于“四大家族”有几种不同版本，另有杨、姜、金、祝之说，或杨、姜、曹、祝之说，祝家人不多，但地位显要，最早在廿八都定居的祝善铨（大奎），乾隆初年（1736年）出任廿八都武官衙门的三品游击，诰武显将军，人称“祝大老”。祝氏是有名的“须江郎峰祝氏”之后，属于江郎山迁到福建浦城的一支。清咸丰年间，他在浔里街上建造了面积1000平方米的大宅子，现保留完好。他退役后经商，创办了“祝三多纸行”。清光绪年间水安桥上的廊亭就是祝家出资修建的。祝定东在同治年间造的祝家大院，已经在1942年被日本的飞机炸毁。浔里街东边，沿着枫溪从东河沿到东升路这一段，当年都是祝家的房子，号称“祝家半边街”。

在这些大家族中有三家（杨、曹、祝）都是福建迁来的，金家和姜家则是从江山迁来。

耐人寻味的是，廿八都那么多的姓氏，祠堂却很少，只有金家祠堂和杨家祠堂，听说胡家也有祠堂，显赫的姜家没有祠堂，等到姜家有意建祠堂时，抗日战争爆发，一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祝家在相亭寺有个家庙。[13]相比之下，同样拥有上百个姓氏的清湖，至少有11座祠堂。

金家祠堂、杨家祠堂，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拆除，对此当地人记忆犹新。金家祠堂大概是清同治年间建的，北面进门就是操场，里面有戏台，两边看戏的朱楼，有回廊相通，有两个大天井，雕梁画栋，抱柱楹联，很是气派，原来有很多楹联，现在收入《廿八都镇志》的就有近三十对，这也可以看出它当年的盛况。建造“文昌宫”时就是仿照金家祠堂的格局。抗战时期，许多重大的公共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杨家祠堂的格局大致上相同，只是少了一个戏台，大约建于1930年。

对这两个祠堂的毁灭，我曾向当地百姓做过一些了解。金家祠堂长期以来都由廿八都小学使用，到1982年才拆毁重建。当时乡政府的理由是“危房”，需要拆掉重建。老百姓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要说“危房”，廿八都那么多百年以上的老屋不都是“危房”吗？这些房子好不容易逃过了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躲过了“文革”中“破四旧”的威胁，为什么还要拆掉？他们告诉我那些合抱的大木柱、那些雕梁画栋都被拉到外地去卖了，言语之间深为惋惜。一位当年买过一些拆下的旧瓦片盖小屋的当地百姓遗憾地说，他只买到了点瓦片。后来（大约1984年），当地政府要拆毁杨家祠堂时，杨家的后人曾出来抗争过，终于胳膊扭不过大腿，杨家祠堂大部分被拆，另建了镇政府，现在是敬老院。从幸存下来的部分建筑，梁柱、牛腿的装饰等都可以想象这个祠堂当年的恢宏。

说起这两个祠堂的拆毁，当地老百姓有着一肚子的话要说。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廿八都人，他们未必有多少文化，但对于祖宗留下的遗物他们懂得珍惜，难怪他们提起这两个祠堂，至今仍心疼不已。

金家老屋的对联

一走进“金同顺旧宅”，就能感受到一种传统的书香气息，天井里种满了花草，一庭的芬芳，厅堂四壁挂满了楹联。厅堂上高挂的“余庆堂”匾额也是有年头了。

这个老宅是清光绪年间造的，住宅与店面连在一起，有不很奢华的砖雕门楼，有6个天井，因为没有评为地主，金家的老屋土改时没有被没收，现在的主人金庆康生于1924年，小时候在廿八都上的小学，初中读的是江山中学，后来到上海读高中，1949年以前在外语学院进修过，以后教了38年的书，教过语文、外语，也教过史地，1987年从仙霞岭北面的峡口中学退休。他说，金家祖上是教书的，一家六代都以教书为业，他的弟弟还是中学校长。据他说，清代的大学士费淳小时曾在廿八都随金家的祖上读书，费淳功成名就之后曾到二十八都来拜见老师，着实让金家风光了一番。

这个说法与事实不合，清嘉庆二年（1797年），费淳写的《枫溪金氏世谱序》说得很清楚，金家的祖上金思周深受他父辈的器重，当年他们曾在衢州“同砚席”，一别二十多年，他在朝廷为官，直到这一年春天受命巡抚八闽，路过廿八都，拜访当时已近八十岁的金思周于家塾，杯酒怀旧。他们之间乃是忘年交，不是师生关系。金家自从金世忠迁到这里，已历五代，有上百人口，一向以耕读为业。

《清史稿》有《费淳传》，他是浙江钱塘人，字筠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军机章京，外放江苏常州知府、山西太原知府、云南布政使，做过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巡抚，直至两江总督。嘉庆年间回京，先后被授予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及体仁阁大学士等，一度被降职。他为官清廉，为人谨慎。如今，金家的厅堂仍挂着费淳当初送给金思周先生的两幅对联：

孝友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翼孙谋。

静如秋水闲中味；和似春风学后功。

另外两幅楹联也是历尽沧桑：

言易招尤对朋友少谈几句；书能益智课儿孙多读数行。

出自书法家曾心阳的手笔。

素仰高怀同霁月；每思雅量恰春风。

落款是“江山林霄达书”，林的书法在清代负有重名，当时人评价他的书法：“出入王（羲之）董（其昌）而能化其迹。”

这些对联书法精湛，又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已经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听说有人愿意以1.5万一对的高价收购这几副对联，被金家后人一口拒绝了。我问金家主人这些刻在木头上的楹联，“文革”期间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他说藏了起来。

金庆康老人说，他的曾祖父金汝镛是太学生，祖父金品佳是秀才，文昌阁就是金家盖的，后来金家败落了，文昌阁随之衰败。

金汝镛（1838-1918）曾是金氏族长，一向淡泊功名，关心本地公益事业。《枫溪金氏宗谱》称他倡修东岳宫，帮办保婴局，修水安桥、水星庙、法云寺等，他不光捐款，而且参与其事。仙霞古道上修龙溪路一段，仙霞关上修天雨庵，都有他的捐助。金氏宗祠也是他主持下建起来的，为了帮助本族贫寒子弟入学，他还组织了一个“敦叙会”。特别是宣统二年（1910年）到民国元年（1912年）他独力修文昌阁，耗费了无数心力。凡是他所主持的公益事务都能善始善终，受到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