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
耶路撒冷在自己的历史中被缠住了双脚。
文字的道路
在阅读W. G. Sebald的《土星的光环》时，我被他描写的耶路撒冷搞得晕头转向。Sebald笔下的耶路撒冷和他笔下的柏林、伊斯坦布尔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一样，由无数门牌号、商户名称、宗教场所、拐角和小巷道的细节组成。这些名称和街道的拐角，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毫无意义的迷宫。从某种意义上说，耶路撒冷确实如此，但是Sebald与描述对象之间永远保持一公里情感距离的习惯，抽干了圣城的血液。陌生人，如果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而依然保持冷酷，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就像一个女人不该炫耀她的胡须，一个旅行者不应该强行压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激情。
一个外国人要了解耶路撒冷，还是应该从阿摩司·奥兹的自传《爱与黑暗的故事》开始。奥兹来自俄国，是父母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小随从，虽然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背叛了家庭——以自杀的方式。奥兹带着俄国犹太人的爱恨来到这个城市，在2007年9月北大的一场演讲中，他提到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情感来源：
“以色列由来自136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不同的背景，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会了独立（精神），并保留自己的看法。
“一直以来，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称为欧洲人，他们热爱欧洲的一切。但是欧洲人不热爱他们，正好相反，欧洲反对他们，对他们充满敌意，甚至驱逐他们。”
要跟随奥兹穿过耶路撒冷，你才会越过战争的后院，看到这些东西：欧洲小城风格的别墅，开满鲜花的露台，大树下扶手椅上读书的教授，书房里的自鸣钟，白色镂空花窗帘里的遥远回忆。“我小时候希望长大了变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叫做耶路撒冷，就像卡尔维诺的马可·波罗把自己变成了威尼斯的呓语。
作为地中海文化、中东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承继者，耶路撒冷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给家庭、朋友和亲人许多的时间。街道名称和商铺名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情感纠葛、观念的冲突争吵和讲和，安息日整个国家不许开电灯电话的开关，仅仅用于祈祷、亲热、交谈和思辨。人和人之间紧密得没有间隙，却又能够各自独立。就像S. Y. Agnon、Yosef Klauzner教授在奥兹的生活中那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和文化里都不太可能。
导游手册和职业旅行者的手记也可以将你带往耶路撒冷，不过那是电影、宗教和低俗小说版本的耶路撒冷，带着廉价的宗教光圈和盲信、缺乏根基的歇斯底里或空虚的喃喃低语，不值一提。
外国记者关于耶路撒冷的新闻报道，大多数是全球新闻业的最大共谋之一部分：把这个城市贬低成仅有你死我活争斗的戏剧舞台，以便在没有其他大灾难新闻的时候充一截子剧情。
耶路撒冷充满文字，并将文字散布四方。每个人选取自己的文字，抵达此处。
光和风的道路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阅读《圣经》时，无神论者会把它当作社会起源的一份不准确记录，或者隐喻，唯独这句话例外。因为到耶路撒冷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过，在耶路撒冷创造了光。
光在这里以最强烈的、最充沛富裕的形式出现，你不会看到比这里更有原初力量的光：强烈的日光晒暖心中最阴暗的角落，肆无忌惮的月光照亮夜行旅途，水钻般密集的星光摄人心魄；星光辉映的满山灯光迷醉最孤闭的行人。
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设计者、犹太人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在他的书《破土》里为光专门写了一个章节。他谈到光的神圣，以及在设计犹太博物馆时，想建一个没有光线的房间，两千年犹太史中严苛、漆黑、无望的“一章”：煤气室，大屠杀。幸存者亚芙·埃利亚赫的书《大屠杀的犹太故事》里提到自己被火车载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就在她放弃一线希望的时候，她想办法从车厢的木板缝隙中瞥到天空，看到一束白光。她以此为奇迹，抱着希望存活下来。
李布斯金被这个深含隐喻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光，是一切事物的度量。是绝对的、精确的、物理的、永恒的……过去消逝于黑暗中，而未来还是一片未知，只是点点星光。”
在这两千年里的任何黑暗时刻，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梦想中光线的源泉。耶路撒冷的各种光，都在旧城聚集，在伊斯兰教圣殿大阿克萨清真寺的洋葱头金顶和黯淡斑驳的哭墙。然而清晨、正午、傍晚、入夜，光不断在做最奇妙的实验，也许因为空中水汽较少，穿透力强，但又没有高原的阳光那么伤人。风也一样，以各种形式吹来，却从不使皮肤产生奋力抵抗的感觉。两小时车程之外就是地中海，那里驶来过埃及的帆船和英国的战舰。
光和风都曾参与过这里的战争，虽然看起来，它们更像是息战的原因和未来的甜美许诺。
沙漠和山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连接起整个以色列，沙漠静候四周。从约旦山脉上启程，开到低于海平面的死海地带，沿途会看到白袍白头巾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羊一样染成了沙黄色。呼啸着骑着骏马和骆驼驰骋沙漠的日子已经不再，帐篷的迁移也多借助于汽车，但是他们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身份保留了下来——大多数贝都因部落不喜欢被争斗的任何一方雇用，他们暗中相信自己才是沙漠的主人。
在沙漠中认路，就要学会辨认那些扁扁的山丘的形状和道路弯曲的不同角度。一个在城市中生活太久的人很难学会这一点，然而不学会这一点，又很危险。
高速公路有时候与另一些公路不情愿地交叉。“看，上面是以色列人的公路。”同行的阿拉伯女翻译愤怒地说，“他们把最短的路留给自己，让巴勒斯坦人绕行。”阿拉伯女翻译的职业愤怒和她收入一样丰裕，她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穿行，像弹涂鱼一样能够附着于水中和路上的任何地方生存。
另一次，经过同样的地点，同行的以色列人德维尔说：“看，底下是巴勒斯坦人的公路，狙击手从那里向以色列人的汽车开冷枪。”德维尔从十八岁服兵役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杀人。十九岁，他就跟着小分队夜袭加沙，拿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照片，冲进熟睡的人的卧室，照片对上，一枪爆头。他的仇恨也是职业性的，所有的男人在十八岁都要入伍，而训练很难被忘掉。
进入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也会交通堵塞。在漫长的山路上，一个接一个的关卡旁，站着紧张的年轻人，刚硬的脸，穿着军服，肌肉紧绷的手臂扶着枪，他们看进每一个车窗，每一张脸，试图在半秒之内解读旅行者的所有秘密。
人的道路
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出生，耶路撒冷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
德维尔（以色列商人，二十八岁）：“我一定会去美国定居的，不过不是现在，总有一天我会去的。”
马赫穆德（巴勒斯坦旅馆经理，二十四岁）：“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想去耶路撒冷，可是我进不去。”
碧珊（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女翻译）：“带你们去加沙，联系采访哈马斯，一天一百美元。”
一个以色列北部小镇的阿拉伯议员：“我们在议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高。”
瓦埃尔（前外交家）：“我收养了一个黑人女孩儿，出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奇怪，就问：‘这是你们生的孩子吗？’我们烦透了，说：‘是的！’你该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达尼（舞台设计师）：“你想来这里居住？你疯了吗？不要来，这里的龌龊不属于你们。”
一个犹太学者的门口：“请穿着暴露的女孩子不要从这里经过。”
海逸达（前以色列大使）：“欢迎来到以色列，一个现代、充满活力的国家。”
我的道路
《新闻联播》里的中东新闻；1995年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的《本·古里安传》和《阿拉法特传》，以及法拉奇采访集《风云人物采访录》；海淀教堂里十块钱买到的一本圣经；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所有我看到的犹太哲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商人、银行家的故事；一帧来自台湾的金属画，上面是金光熠熠的耶路撒冷大教堂。
对诗意、冒险、参与历史的好奇和渴望，拯救了一个在泥泞的南方城市里苦熬少女时代的人。
我的道路，中间一小段，横穿过耶路撒冷，通向欧洲，那里的书籍开启了我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想象和信心。然而在看到欧洲之后，回顾在自己的历史中缠住双脚的耶路撒冷，觉得那里已经沦落为一个野蛮之城。
梦的道路
一个人在梦中见到了耶路撒冷，他绕过一个有无花果树的街角，走上层层种有马樱丹和雏菊的、散发芬芳的石级。他听到遥远的风声，或者教堂的钟声，来自云间。抬头看看光芒四射的云朵，迟疑片刻，推开一座紧密的木门，踏进无穷黑暗的隧道，却并不感到惊悸。
“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他沉默片刻，发问，“难道不是为时过早？”
“只是为了让你记住这扇门，等你返回。”他听到耳语，旋即在早晨的阳光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