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

傅彬然

《渑水燕谈》：“宋太宗诏撰《太平御览》等书，日览二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的来历。自从有了这一语，就有人拿来劝勉“读书人”。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青年学生为了参加爱国运动，往往罢课请愿，游行示威，那当然不免荒废学业，于是产生了蔡孑民先生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曾经在一本什么书上，见过这样一段故事；张敬尧做湖南督军的时候，擅自出卖湖南的官产，长沙学生便游行示威，表示反对。张氏的弟弟派兵将学生团团围住，他自己向学生训话，长至一两个钟头。开头是一串的骂人的话，着实其势凶凶；可是临了并没有用逮捕监禁之类的手段，只捧出了“开卷有益”一语来，要学生闭门读书，别管闲事。

赞成“开卷有益”的人固然很多，表示异议的可也不少，甚至有以为开卷非但无益简直有害的。

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说开卷有害最激烈的，大概要推清初颜李学派的两位大师。他们大骂宋儒高谈心性，不务实际；说理学家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是野和尚，并非孔孟之道。颜习斋的一位门生就《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一句问习斋，习斋说：“你心中是否以为多读书就可以破除愚见？”门生答：“是的。”习斋却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习斋又说，“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甚至于把读书比作吞砒霜。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朱明之亡以此。”这一类的话，在颜李的著作中说得很多，这里不过略举数例而已。当代教育家陶行知创导生活教育的学说，反对书本教育，主张生活实践，其实颜李学派中人有许多话，比陶行知说得还要透辟。

说起陶行知，他也是反对开卷有益一派中的一位代表。他说：“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因此他主张“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以为“中国人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个方针才行。”“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

那么开卷究竟有益呢，还是有害？对于这问题，不是三言两语答复得了的。且先来谈谈什么是“书”。

现在的书，一般是在白纸上印上黑字。黑字是符号。符号所代表的是古今中外人们的经验。所谓发明，发见，学说，思想，技巧，情感等等，都是经验的结晶。所以书实在是古今中外人类经验的重要贮藏所。

人类的经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类为了应付某种环境，满足某种需要，必得寻求适当的方法去适应它，满足它。一旦在无意中发见了某种方法，或者有意地发见了某种方法，居然把问题解决了，需要满足了，心里自然很高兴。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获得了有价值的动作，思想，感情。以后遇到相同的或相似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有价值的动作，思想，感情去应付。所谓经验就是这样从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复杂的经验累积起来，加以组织，便是学问，科学。为有土地测量的需要，结果产生了几何学；为有航海与农耕的需要，结果产生了天文学；为有商业的需要，结果产生了算术：都是一般人所习知的。

经验，知识，学问都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产生，而经验，知识，学问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读书的目的无非要从书籍中吸取了别人的经验，知识，学问，再通过自己的体验，思考，批判，研究，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读书只是一种手段，新经验，新知识，新学问还得从生活实践中去获得。

从前科举时代，读书人会背《四书》、《五经》，会做八股文，试帖诗，会写蝇头小楷；然而他们也许不辨菽麦，不会处理日常生活，甚至于一封家信一个便条都写不通。这个话似乎不容易使人相信，可是这种情形不但的确有，而且相当普遍。对于这种读书人，一般人称他们为书呆子。现在时代进步了，教育方法革新了，情形不同了。然而我们还可以见到有些青年朋友，他们会写诗歌小说，会谈主义，可是写不成一封像样的书信，懂不得一般政治社会上的真实情势。这班朋友可以称为新式书呆子。书呆子虽有新旧之别，产生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没有了解书的性质，不知道书应该怎样读；他们把读书与生活实践分成两橛了。

我们如果稍加思索，还可以知道“书籍是经验，知识，学问的贮藏所”这句话是有漏洞的。陶行知以为知识有真伪的分别。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是从生活实践里来的。不从生活实践里来的就是伪知识。所以他说：“知识的一部分藏在文字里。……经验比如准备金，文字比如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想做正经生意，必须依据准备金发行钞票；钞票决不可滥发。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依据经验发表文字；文字决不可滥写。滥发钞票，钞票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他的结论是：“只有从经验里产生出来的文字才是真知识的文字；凡是不从经验里产生出来的文字都是伪知识的文字。伪知识的文字比没有准备金的钞票还要害人，还要不值钱。”

伪知识又从哪里产生的呢？其中有一部分也许是无意中产生的；至于大部分的伪知识，陶行知以为是“特殊势力”造成的。所谓特殊势力，在从前是皇帝。创业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必忌天才。天下最厉害的无过于天才而有真知识。假使政治天才从经验中得了关于政治的真知识；皇帝的江山就坐不稳了。皇帝要把江山当做子孙万世之业，他一定要收拾天才。收拾天才最好的办法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接近伪知识。谁遵从了皇帝的意旨走进伪知识的圈子，谁就有饭吃，有官做，还可以荣宗耀祖，光大门楣。皇帝引诱人走进伪知识圈子的最重要的方法是科举制度，这制度教人把心智才力全都用在圣经贤传上，全都用在赶考应试上，再不存什么非分之想。“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看见济济一堂的新进士，在快意之余，不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来了。

伪知识的流毒固然甚大，然而伪知识终究是没有准备金的钞票，经不起现实的试炼。所以历代都有一些有为自好的人，他们不受皇帝的牢笼，自己从生活实践里获得种种真知识。到了现在，皇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用伪知识牢笼士子的时代当然也过去了。然而希望青年离开真知识接近伪知识的人，不能说没有。同时，伪知识的性质和花样，也许因社会情形的复杂而更见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书籍里吸取知识，还得戴上一副鉴别真伪的眼镜才行。

这篇短文写到这里为止，还保留着一个问题：“开卷究竟有益呢，还是有害？”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答，让读者自己去想吧。

（一）反对“开卷有益”的人并不是真的不赞成读书，他们是反对只知读书而忘了实践。实践是目的，读书是手段；忘了本来的目的，却把手段错认作目的；的确应该反对。

（二）知识既有真伪的分别，我们读书当然应该读真知识的书，不必读伪知识的书。但是，我们如果有了鉴别真伪的眼光，遇见伪知识的书，还可以看出它何以会伪；这也不是无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