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这样做也是同样会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内心中不免要充满杂音，往好里说，可以是对话性和多声部的，而往坏里说，则干脆属于思维的嘈杂与混乱。我想，当孔子指出“思而不学则殆”和“学而不思则罔”时，他差不多也正是在指：无论是作为思想的刺猬，还是作为思想的狐狸，都有可能遭遇到相应的危险。——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时时警惕着，在思想上光有“发散”的力量还不够，还要同时再具有“聚敛”的力量，并让这两者组合成精神的“合力”。换言之，一位真正够资格的思想者，不能只满足去当个“两脚书柜”，只顾着每天往里边充填什么，还要在“无所不读”的静夜过后，又于午后去进行充满了喧嚣也充满了“自由联想”的散步，以消化和整合进入头脑的信息，让它们到同一张“智识之网”上去各安其位。
正是这样，自己于往日发出的种种思绪，便通过不断回顾与反省，联结成了为我独有的“智识之网”。只要这根“芦苇”还在思想着，它就会不断地织补、加密与扩展，而这张网一旦被全部打开，那也就是我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了。同样是这样，我那些作为回顾与反省的自我引证，即使看上去确实有点“不合常规”，却也有助于这张“智识之网”的形成，——它不断地在把往昔的认识带到当下，也不断地在以今日的意念来重组过去，正如我前些时曾经就此所写的：
许多绞尽脑汁的学术话题，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触过的，我都不会再轻易地放过，总会把这个主题悄悄发展下去，直到那些看似无关的思想线头，能从各个方向被收拢过来，联结成一张疏而不漏的网。[6]
就这一点而言，刚才提到过的那位朋友，又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描述说：
你的这种自我印证，就好比巴赫的无穷动，一个基础旋律被反复跟进变化——不是复制，是重复带来的新意，是音乐。
同样，这一方面仍然属于“过奖”，而另一方面又不妨说是“知言”，也就是说，不管我本人追求到了多少，人家至少知道我是在追求什么。既然如此，我也索性从音乐家圣桑那里，借他那首小提琴随想曲的标题，来为这本新书命名，而这就是所谓《引子与回旋》的由来。——这至少足以表明，在看似兴之所至的随想中，在随机穿插的情绪变幻中，其实真正“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在“引子”与“回旋”之间的这种对话，或者说，就是从最初的那个动机开始，所牵引出来的不断前行又不断回归的无穷思绪。
实际上，这样做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在行文时会碍手碍脚。——过去的思想对于自己而言，既构成了一排上升的阶梯，也会构成一道无形的牵绊，不再能任由我去天马行空，有如随心所欲的、断了线的风筝。而反过来讲，这种内在的约束也同样说明了，我是打内心就厌恶某些学术“玩家”，他们竟如此地“艺高人胆大”，总是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思想观点玩弄于股掌之上。哪怕是要把昔日的立场彻底推翻，这些人也不会感到一丝迟疑，只顾去一路宣讲现在最想说的，而对于自己以往所持的论点，则干脆表现出那根本就不值一提，最好是谁都不要再去提它的态度；甚至，即使有谁固执地、有点煞风景地再来提示，说他以前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几句话就打发过去，就好像不知道那是“哪个傻瓜”说过的。
无论如何，那些都是“聪明人”才有本事去玩的——尽管要是弄得不好的话，有时也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像黑格尔曾经反转过“主奴意识”一样，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我也常常在“傻子”和“聪明人”之间，反复地去指出其中的辩证关系——
“历史从来都是傻子创造的。”刘东觉得“袖手派”们太“聪明”了，反而是自己愚钝得很，也正因如此才做得如此丰富：“聪明人太聪明了，他们只能被历史创造，哪儿能创造历史？都说黄河东流去，然而九曲黄河，从来都没朝过正东，太聪明的人，都沿着切线飞出去了，只有咬定青山，朝着日出的方向走过去吧！”[7]
的确，尽管我生性就不会虚伪地自谦，然而在作为生命支撑的、决不可逢场作戏的治学过程中，我却从来也没有敢耍过什么“聪明”。正因为这样，其中的学理对我也就显得“很难”，而我对它也就只有诚惶诚恐而已，连一丝一毫的幽默也不敢妄发。再者说，虽说我由于内心充满了“狐疑”，不敢说已然把握到了那学理的整体，甚至都不敢咬定它一准就是个整体，但自己在另外的意义上，毕竟又是一只“狐疑的刺猬”，所以，我也只能以始终如一的姿态，去窥视它、测验它、探求它，以不断地把握住它的崭新侧面，以及在这些侧面之间的内在关联……
毫无疑问，如果我意外而尴尬地发现，刚刚发现的那个侧面跟以往的发现之间，并不存在若合符节的关系，那么我自当要为此而大伤脑筋。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简单丢掉以往的判断——须知那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也仍然包含着相当的道理——而会再去进行通盘的考虑。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如果我最终懊悔地醒悟到，自己以前的某个判断确实弄错了，那么，我一定会郑重地指出来，以向公众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反过来说，如果我最终又惊喜地确信，自己新近获得的某种领悟，跟以往所认识到的某个侧面，不仅不存在背离、脱节和抵牾，反而还存在相当的妙合与互补，那么，我也会借助于自我引证的方式，把思想间的这种契合再给指出来。这后一点，对我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它正说明了自己的工作在持续，而治学的生命也没被白白耗费。
最后，既然已经说到了“愚钝”或“笨拙”，那么至少在一件事上，自己是一向都自叹弗如的，那就是在“学院政治”或“学术经济”方面。且不说糟心而让人沮丧的前者了——那可以说是当前最大的校园污染——如果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谁还会像我这个笨伯一样，大半辈子都不去抓紧写作，反而到了都快要退休的年龄，什么职称都不需要再评了，却越来越写到兴头上来了呢？一般而言，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如果不是已经在鞠躬谢幕，也大多只是在上演“返场曲”了。可我呢，却请人写下了黄宗羲诗中的一联——“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并把它郑重放到自己的书桌旁，算是一心一意地闭门谢客了。我甚至觉得，也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自己的写作才摆脱了被迫的感觉，才更像花儿在自由自在地开放；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自己的“智识之网”才略显阔大一些，写作起来也才稍觉游刃有余。
这么说来，竟又有点像是一只执拗的、死死咬定的“刺猬”，或者一只“刺猬型的狐狸”？其实，我对这种形容也搞不大清。不过至少有一点：自己虽是不断在开拓知识疆土，却又确实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而那轴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边界，因为在我看来，那正是我们这代学人最大的命门。——事实上，收集在下面的这一批文章，也正显示了这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或者这种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沿着自己心中不断积累的问题意识，学术的难题总是解了一道又出现一道，而像是朝露一般有限的生命，也正向那令人敬畏的无限学理，诚挚地展开了拥抱和归化的进程。
无论自己此生能够追求到多少，也无论这世间还有多少的不如意，正如我刚刚对一位清华弟子讲过的，自己此生终究还是有幸以思想为业，——而那正是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最为高尚可爱的工作！
2016年1月17日于三亚湾·双台阁
注释：
[1]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待刊。
[2]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14页。
[3]“狐疑的刺猬”，《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书评，首发于：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379471。
[4]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第32—33页。
[5]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第33页。
[6]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待刊。
[7]李大白：“刘东：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腾讯文化”，2015年11月30日，http：//cul.qq.com/a/20151130/010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