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这样评价他:在靠墙的桌子边随便一坐,就是一台戏。媒体提到他的名字,最常出现的称呼就是“表演艺术家”“演员中的知识分子”。迄今,他是中国戏剧界演出场次最多的人之一,也是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濮存昕生于人艺剧院,长于人艺剧院,血液里就带着演员梦。在舞台上,他率真、纯粹,不追求过多的演技。他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最后的贵族》里清俊优雅的陈寅、《英雄无悔》里刚正不阿的公安局长高天、《茶馆》里侠骨豪情的常四爷、《大将军寇流兰》里由英雄变为敌人的贵族将军等等,深入人心的角色数不胜数。对他来说,回到舞台,就像是李白回到了山水间,放歌纵酒,如鱼得水。
演戏最重要,其余皆浮名。在舞台之外,濮存昕也保持着本真、敏感和善意。“公益大使”是濮存昕为人熟知的身份;中国大陆第一个为艾滋病做公益广告的影视明星,是他的另一个标签。难怪有人说,人最难得的是找到一生都愿追寻的光,对濮存昕而言,这束光已经打在那里了,就看他怎样去捕捉与接近。
访谈
董卿:您今天带来的是一本《老舍散文》。
濮存昕:对。老舍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宗月大师》,读完之后觉得他淡淡的、平静的叙事下有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那一份感恩的情怀。
董卿:老舍是在自己大概十岁、九岁的光景遇到了宗月大师。这个人对老舍特别重要;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有老舍。
濮存昕:是。宗月大师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他接济穷人,都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般潇洒。老舍先生经过他的帮助上了学,后来也参加了他的一些公益的事情。你想想,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贫苦和落后的时候,我们有宗月大师这样的人。家境败落之后,他出家为僧,但仍旧在做他的公益,仍旧开开心心地笑。
董卿:那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些人,可以说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濮存昕?
濮存昕:我小的时候,曾经是个残疾的孩子。有一个叫荣国威的大夫,他为我做了手术。很多人不知道,我小学外号叫“濮瘸子”。带着这样一个绰号,带着同学异样的眼光,我踮着脚一直走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在积水潭医院找到了荣国威大夫。他给我做了整形手术,我的脚放平了。刹那间我就可以有条件装着让人看不出来了。我就可以慢慢地跑,慢慢地打球了。
董卿:您会因为这个受到很多欺负吗?
濮存昕:我现在对欺负倒是没有什么记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有那种自卑心理。比如上体育课,分拨跑步,人家不会要你的:不要他不要他,要他我们肯定要输。别人去玩,你玩不了;你跑不快,你跳不起来。“濮瘸子”,其实我后来好了之后,这个外号还一直被叫着,所以,我就特别盼望能够上中学,上了中学就可以……
董卿:换一拨儿同学。
濮存昕:对。我记得很清楚,有这种心理。但是做完手术以后,荣大夫帮我改变了命运,我可以非常轻易地隐藏自己这个缺陷,别人看不出来,一直到今天。后来一读到老舍先生在文章中表达对宗月大师的感恩之情时,我就问自己:有谁帮助过我?有很多很多人。但是往前去想,第一个真正帮助我改变命运的人,就是荣大夫,荣国威大夫。
董卿:没有荣院长,可能您就没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那有没有这个人,没有他就不会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濮存昕?
濮存昕:那当然有。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恰当的时机让我成为了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同时我也想到了,就是我当知青时候的医生。那时候,要回城,真的没有出路了,我就拿着档案去请医生帮忙:帮帮忙吧,给我把诊断写得确定一点儿。医生看了说:得过小儿麻痹的一个青年,不适合黑龙江高寒地带。我拿着这个诊断书往师部医生的桌上一放,他抬头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早不来?就给我盖戳了。这个戳一盖我的命运就改变了。那个医生决定着我离开黑龙江。后来,空政话剧团决定着我能够从事文艺工作;蓝天野老师决定我能够不考试进北京人艺;林兆华老师能够把我从谜团中间、从表演的误区中间,拉到有现代审美的表演观念中来,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人……
董卿:在你自己有能力之后,你也去帮助了很多人,比如说你参加公益项目,担任防艾的爱心大使等等。无形当中,你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贵人。也许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改变了哪些人的命运。
濮存昕: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别人帮助过我们,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荣大夫给多少人看过病?只不过恰好有一个病例、有一个病人是我。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想:我是被帮助过的人,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董卿:记住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不要认为是理所应当;也记住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不要认为是事不关己,这是做人的道理。而且我想,今天通过您的朗读之后,大家对此可能也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您要把今天的朗读献给谁呢?
濮存昕:献给荣大夫。
读本
宗月大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下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地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会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全集》第十一卷
宗月大师俗名应该是叫刘寿绵,所以老舍叫他“刘大叔”。当年,刘寿绵是内务府人,西直门大街半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年轻的时候他乐善好施,到四十多岁,家产被骗光了,出家做了和尚。他一生助人无数,悲悯众生,抗战期间更是坚守气节,万民景仰。可以说,刘寿绵先生是那个最早的、点燃了老舍心中那盏善的灯火的人。得知宗月大师圆寂的消息后,身在重庆的老舍先生用饱含感激之情的笔写下了这篇文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