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孤独
从二十岁写《你是笙歌我是夜》始，到2007、2008年集中写的短篇小说，我的小说都归向一个主题：人心的孤独和疏离感。迷茫、徘徊、追寻、不信任、不踏实，仿佛漂在水上，湿冷得不舒服。在《笙歌》的结尾曾用一句话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她和他，她和人，人和人，都隔了那么一堵墙。”
人和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像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就没有信任。所有的人都只是流离失所的孤魂野鬼。
我不过是借用爱情来表达这种状态，因为爱情是人最容易借以驱遣孤独的东西。
今年在随笔《爱情是瘟疫》中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理论形式指明了这一点，却仍旧没有人（读者、朋友、书评人）真正切合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有的说是“小情小爱”，有的说是“爱欲情欲”，有的说是“无爱的人性”，这些都是盲人摸象，仅指明了其中的一点。
到底是因为无爱才孤独，还是因为孤独才寻求爱？
能够思索的有感受力的动物是离不开温暖的。记得我家那只小狗，在剩下它一个的时候，是多么悲伤！“人要自给自足”是对于这个世界无奈的奋争，因为得不到，所以不如不要——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我的一个朋友在学佛，她说抛开小情小爱达到普世之爱就没有烦恼了，孤独的问题自然解决了。有时候我怀疑那是否又是一种自我欺骗，像各类哲学一样，每一种学说都只是自欺欺人，是麻醉，左右着人类的意识？人类本该没有意识？世界是它本来的样子，不好也不坏（尼采语）。
时时生出人生空幻之感。
我四五岁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平贴在墙上，像一顶帽子，却掉不下来。我打它，它噌地跑下炕，炕下却并不见，我想那一定是一只猫妖；我六七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出差，玩到太晚了，要赶火车，我们从已经锁上的栏杆上跳过去，跑上铁栏杆的梯级，我的零食掉了，父亲下去捡，我从上面望下去，黑色的模糊的人群，那么匆忙，那么不安；我九岁的时候，拖着刚睡醒的疲惫的身体去学校，那颗心极度地空虚，走在湖边，就想跳下去，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往前走，活着（这么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坐在槐树下写作业，看着湖里游着几只白鹅（想着母亲在炎热的天气里做工），人不如鹅自在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悲伤，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所以一次次闹着退学；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坐在院子里，仰首望着墙外，树木森森，黑影幢幢，只听到一两声老鸦的叫声。无缘由的空虚像冷水一样浸泡着我（这种空虚一直持续到现在）。跟一个朋友谈起，他竟然说是“少女思春的情怀”。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就像很多读我的书的人不在一个层面上一样。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跟爱情能有多少关系呢？我在《寂寞梧桐》中点明了这一点，爱情不过是一个借口，孤独是本质性的。爱情能缓解孤独，但终究镜花水月，于事无补，它像哲学、艺术一样，只起到一个遮盖的作用。
我像伍尔夫一样分裂成两个自我，窗外冷静的那一个在看着窗内发疯的这一个。我清晰地看着这一个却无能为力，任其疯狂。那疯狂一次次波及身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伦纳德来纵容呵护我，却只是一次次被扔在冷水一样的黑暗中，自生自灭。
普鲁斯特害怕受伤，所以躲在床上日日夜夜地冥思，不见人。太宰治说棉花也能让他受伤，所以他自杀了。普鲁斯特有理解他的母亲，太宰治有共生死的爱人。
我却在噩梦中一次次惊醒，刀尖从心上划过，继而是无边的黑暗，那冰冷的空虚轻车熟路地摸上门来。
我梦见我们被迫搬了家，那么黑那么阴森森的房子，但是我不知道搬的是哪一间。我进不去门，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一圈圈缠着电话线（手机上生出电话线来），不知道怎么办。那房子忽然变成了一座破庙，我还在给他打电话。我看见他嘟哝着说不接，转过身去又睡了。我在这边一遍遍地拨，焦躁、恐慌，只有冷风从断壁残墙上吹过来。夜，那么凄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蹲下身去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把要跟他说的话写在地上……
——我如何能相信爱情是存在着的？
其实我写不了爱情小说，就像张爱玲一样，写出了一地凄凉，她恋恋于自己那篇唯一有爱的称作通俗小说的《多少恨》，只有这篇里没有计较没有算计没有虚伪没有战争。虽然结局也是悲剧，可终究有着凄惶惶的爱情。中国太缺乏那种为爱拼将一生休的人，我看不到爱情，所以写不了爱情，笔下只有爱之虚伪，人之冷酷，情之不纯。电影《无姓之人》中的Mr Nobody告诉我们：没有爱的生活是不值得经历的（“爱情可以战胜命运的坎坷甚至死亡的威胁”）。其实西方人比我们更尊重爱情，因为他们尊重个体。爱情与理想本应是人生的两大主题，可是，中国人却越来越不相信爱情，越来越侮辱爱情，越来越鄙视爱情。因为中国自古是爱情荒芜的国度（张爱玲语），张爱玲洞察了这一切，所以她一直在冷静地消解爱情，凸显人性。真正写言情小说的人是琼瑶、亦舒她们，而世人往往分不清，一味把写男女之情的归为言情小说，却品不出层次的不同，段位的高低。因为爱情荒芜，她们筑建爱情童话，给世人麻醉剂，像某些出版商，粉饰现实，沉溺在心灵励志温暖矫情的虚假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