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宋 辽 金 元的间谍活动(1)

下卷

公元960年初，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赵匡胤建立的朝代国号宋。史学家为区别一统中原的赵宋政权与偏安江南的赵宋政权，将赵匡胤建立的政权称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

北宋成立之初，黄河流域还存在着割据政权北汉，江南还存在着荆南、吴越、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赵匡胤、赵光义经过几年征战总算统一了中国。但北宋从未取得历代统治中原的王朝曾有过的地理上的防卫优势，那就是全部占有长城一线的战略要地。由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公元1032—1227年），长期与北宋对峙。北宋虽然有时也采取一些攻势，但总的来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上，甚至不得不屈膝与辽国妥协。

北宋军事上软弱，经济上却呈现出繁荣景象。北宋时纸币已大量流通，大城市中出现了商人按不同行业组成的行会。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从印支半岛到南洋群岛，甚至远至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国家，都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成了繁荣、兴盛的对外通商口岸。北宋从对外贸易活动中征收的钱财、实物，成了北宋政权的重要财源。手工业日益发达，出现了称为“行”的手工业者行会。由于辽、西夏经济都有相当的农业成分，因此北宋、辽、西夏对峙时，双方的经济交流仍是较为密切的。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是个臭名昭著的昏庸之君。他虽然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书”，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他纵情于声色，为了修宫室，命人从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运往京师，这就是有名的“花石纲”。他还沉溺于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大肆兴建道观。他重用蔡京、童贯、王黼、杨戬、朱勔等人把持朝政，使政治日益黑暗，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较著名的有宋江、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即便如此，这个昏庸之君仍与金国（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创建的政权，公元1115—1234年）订立了合作攻辽的协定。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同年十二月金兵乘机南下。公元1127年金兵俘获了徽宗、钦宗（赵桓，公元1100—1161年）北去。北宋灭亡。

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大臣拥立下，于公元1127年五月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赵构建立的偏安江南的政权，史称南宋（公元1127—1279年）。

南宋建立后，在对金作战方面，一直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在宋高宗赵构默许支持下，主和派（某种意义上讲是投降派）占了上风。即便如此，金国也未停止对南宋入侵。

南宋虽然只占有天下之半，却基本上是富庶地区。南宋经济仍十分繁荣，商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甚至超过了北宋。金在占领北中国后，也日益汉化。双方经济往来较多。

南宋、金国对峙到了公元1233年，历史又一次重演，南宋与蒙古军夹击金国，第二年金国灭亡了。同样是历史的重演，公元1279年蒙古军灭南宋。

元朝（公元1206—1368年）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政权。这个政权强盛时期幅员辽阔，影响遍及欧亚大陆。元朝对外扩张的战争不断。成吉思汗的子孙似乎很难从马鞍上下来，冷静地思考治国之道。元朝统治者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元朝末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达到了极点，皇室内部斗争激烈。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融合在一起，促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公元1368年七月，元顺帝在明大军的压力下，率后妃、太子、百官匆匆北逃。短命的元朝结束了。从草原朔漠进入中原的蒙古贵族又回到了草原朔漠。

Chapter 1 北宋、辽时期的间谍活动

第一节 剪灭诸国

赵匡胤上台后，加强了对握有重兵将领的监视，紧接着削弱州郡大吏的权力，后来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人担任。同时加强了禁军的实力，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切断了带兵长官与士兵的固有联系。这些政策使赵宋政权的稳定性，比五代旋起旋灭的军阀政权大为提高，有利于其在统一战争中的行动。但也给后来与契丹（辽）的战争，造成了不少问题。

内部日趋稳定的同时，赵匡胤开始着手消灭各割据政权。他先把眼光放在当时的北汉政权上。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张永德调任武胜节度使，入朝觐见。赵匡胤秘密召见了他，对征讨北汉有所垂询，张永德提出：“太原（北汉）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促取也。臣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辽，先绝其援，然后可图。”赵匡胤认可了他的意见。后来赵普也向他提出“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赵匡胤把他的目光移向南方一些较为弱小的割据政权。

为了专心对付南部战局，赵匡胤对西北、北部边境作了一番布置。他命赵赞为彰武节度使屯延州；董遵诲守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防备西夏。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洲；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防备契丹。郭进控西山；武守琪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防备北汉。赵匡胤为他们制定了边境政策：边境州郡的贸易之利全部由边将处置，商贾前往贸易免所过征租。边将掌握了这部分财源得以养募死士，使为间谍。边将由此洞知敌情。敌人每次入边都能预作防备。[1]因此赵匡胤得以一意向南发展。给边臣以充足财源来从事间谍活动这一政策，为后来赵宋政权的统治者所效法。其财源或来源于边境贸易，或来源于朝廷专项拨款。

宋军南下，也是以间谍为先导。赵匡胤决心先灭荆南，就派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出使为名，前往刺探情报。值得注意的是，赵匡胤特别指出让卢怀忠观察“江陵人情去就”。卢怀忠出使回来后，对赵匡胤上奏：“高继冲（荆南最后一代统治者）控弦之士，不过三万。每年收成虽好，百姓困于暴敛。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夺取荆南甚易。”赵匡胤还命康延泽以出使为名刺探荆南。

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二月派都监李处耘率军征伐荆南。出发前赵匡胤亲自授以方略。卢怀忠的情报想必被充分加以利用了。李处耘率军，以康延泽为向导，顺利地消灭了荆南政权。

同年三月，赵匡胤调得力将领张晖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为伐后蜀做准备。张晖在后蜀的大门口积极进行谍报活动，“尽得其山川险易，密疏进取之计”。赵匡胤还充分利用了荆南降人和后蜀叛谍提供的蜀中地理等情况。公元965年初，北宋灭后蜀。公元969年，宋军攻北汉，没啃下这块硬骨头，又转而向南。公元971年二月，宋军消灭了南汉。江南诸割据政权中只剩下南唐了。此时统治南唐的是以擅长作词留名于中国文学史的李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

赵匡胤对南唐下功夫已不止一日了。上台伊始，他就放被后周所俘南唐士兵数千人，将领周成等三十四人放归南唐，与孙晟一起出使后周的钟谟也被放回。这既是对南唐进行心理战，也有派遣间谍的企图。果然，南唐对这些人也不放心。钟谟、张峦等降臣回国后为南唐主李璟所杀。李璟死后，后主李煜上台。他是个风流才子，好读书，工书画，知音律，治国则没啥本事，更非赵匡胤对手。他的对宋方略只有一条：委曲求全。首先上表宋朝改称“江南国主”，改唐国印为江南国主印。其次又改变政权机构名称，表示是地方政权。尽管如此，李煜还是一方之国主，仍想保持割据之势。赵匡胤也绝不会放过他。赵匡胤几次让其入朝，李煜当然不敢去。在赵宋政权剪灭其他小国的同时，已开展了对南唐的间谍攻势。

李煜信佛，曾以宫中之金钱募人为僧。国都金陵为僧者万余人。李煜退朝后，和其皇后穿着僧衣念经。僧人犯法，李煜命其到佛像前忏悔，不予制裁。也许是为了以佛法保佑南唐之平安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煜这个“爱好”为赵匡胤所知，他就动起脑筋来了。

公元964年，一个少年僧人渡江到了金陵（李煜上台后又以金陵为国都）。此人对佛法甚有研究，一时轰动江南。李煜也召见了这个少年僧人。少年僧人佛法造诣果然颇深，与李煜大谈性命之学。李煜风流才子，对佛法大约没下多少苦功夫。一听此人的演讲，大为入迷，认为此人真是“一佛出世”。于是此人成了李煜的座上客。在研修佛法中，李煜对朝政和边境之事更加不以为意了。

北方僧人接踵而至。有一北僧号小长老，自称募化而至江南。李煜接见了他。他鼓励李煜一心向善，多盖庙宇。李煜照他的话去办，广兴佛寺，江南的财富消耗日尽，人民负担更加沉重了。小长老还请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聚徒千余人，美味佳肴天天供应，吃不了的食品就扔掉，第二天再做新的。扔掉的食物美其名为“折倒”（影射南唐），以此来散布不吉利的传闻，扰乱人心。实际上此时南唐百姓也盼望割据政权垮台，否则这类话不会广为流传。宋军渡江后就以这座寺为军营。此一小长老与前一少年和尚是否一人，不得而知。不过还另有一和尚自北渡江而来立石塔于采石矶，此人不与官府交结，衣草衣，食野菜，不接受李后主与南唐人的施赠。宋军攻南唐时，搭浮桥渡江，浮桥的一头就固定于石塔上。南唐人这才恍然大悟。很明显前两个和尚是以攻心为主的战略间谍，后一和尚是以实施战役计划为主的战役性间谍。

宋军怎么想起搭浮桥来呢，这要从一个送上门的间谍说起。

李煜对外一味妥协，对内拿不出什么振作图强的办法，天天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这使南唐一些有雄心的人，开始向北谋出路。

江南失意文人樊知古，图谋投宋，但为了有见面礼为晋身之阶，他整日在采石矶附近坐小船垂钓。实际是“钓翁之意不在鱼”，而在江水之状况。他在船上暗藏丝线，一头系于江南岸边，然后向北岸划去。如此往复几十次，终于测得了长江的宽度、深浅。樊知古完成这项工作后，潜往北宋，觐见赵匡胤，建议造浮桥以渡大军。赵匡胤接受了他的建议，先试着在石碑口造浮桥。成功后又在采石矶造桥。前面的那个和尚很可能就是在樊知古投宋后，才派往南唐的。樊知古怕留在江南的老母受害，赵匡胤一道诏书，李煜乖乖地派人将其护送江北。

北宋对南唐的间谍活动无所不至，当然也利用了堂堂正正的外交使节的身份。公元973年四月，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出使南唐。卢多逊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颇有些才干。他到南唐后经过一番活动，颇得南唐君臣欢心。上船返国之前，他让人对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李煜赶紧命人缮写一份，由卢多逊带回北宋。卢多逊这一手受到赵匡胤奖赏。宋朝由此知道了江南十九州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到了这份儿上，南唐再想苟延残喘，真所谓“天理难容”了。更何况在此之前，宋朝还以离间计除掉了南唐得力将领林仁肇。

南唐南都留守侍中林仁肇很有威名，为宋朝所忌惮。为了除掉他，宋朝派人秘密地到江南绘制了他的画像，挂在一座大宅院的屋子里。江南使者到了，赵匡胤故意让人领着使者到这座大宅子里，指着林仁肇的画像说：“这是什么人？”使者当然认识：“这不是林仁肇吗。”那人又对使者说：“仁肇将来降，这画像是他送来的信物。”又指着空旷、豪华的宅院对使者说：“此宅院就是赐给林仁肇的。”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李煜。李煜派人毒死了林仁肇。名将冤死，朝内大臣更加离心了。

经过如此充分的准备，公元974年十月，宋出兵伐南唐，十一月自采石矶（今安徽当涂西北）以浮桥突然渡江。

公元975年十一月，李煜自被宋兵久困的金陵派出使节到宋见赵匡胤，乞求放一条生路。赵匡胤回答得很干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过不了几天，金陵城破，南唐灭亡。李煜被强迫迁往汴京，过着朝不保夕，依靠对往昔繁华生活的回忆支持生命的日子。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一个在间谍战中异常迟钝的君主，变成了多愁善感的词人，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赵匡胤剪灭诸国时的间谍战略，基本上与其先南后北的军事战略相一致。在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必有间谍为先导，摸清了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赵匡胤针对李煜开展的间谍活动，尤有特色。首先，这是以敌方首脑人物精神生活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间谍活动。以敌方首脑人物的精神生活为打击对象，包括对其人生观、宗教信仰、心理状态的全面了解。作为个人，敌方首脑的精神状态同样是十分复杂、千变万化的。在这方面，现代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方法大有用武之力。试分析李煜的精神状态，其对佛教的笃信，是与其对时局的无可奈何的清醒认识分不开的。面对赵宋政权强大压力，李煜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出路，因此只得寄托于佛法，寄托于并不存在的“佛”的保佑。另外，李煜本身是文弱书生，其性格属于懦弱型的。这就使其很难具有政治家、君主所需的独断专行的魄力与勇气，必然向佛教寻求精神寄托之所。

其次，赵匡胤派到江南的小和尚精通佛法，这是此类间谍的必备条件。没有相应的专精知识，要想从事这类高层次蛊惑活动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匡胤之用间，对间谍的知识构成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