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何为成熟的理论？
欧内斯特·博尔曼（Ernest Bormann）的符号聚合理论

在第2章，我们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理论研究法——实证性方法与阐释性方法。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与阐释学派学者的研究南辕北辙，因此通常难以了解、评估对方的学术价值。百老汇音乐剧《俄克拉荷马》描写牛仔与农夫间的分歧，恰好与学术界的这种互不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剧中有一首歌呼唤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协作：

农夫与牛仔应该成为朋友，

哦，农夫与牛仔应该成为朋友，

农夫喜欢犁田，

牛仔喜欢赶牛，

没有理由他们不能成为朋友。1

问题在于农夫与牛仔想用同一块地犁田、放牛。围绕栅栏、水源以及政府救济的争执会使双方关系变得紧张。实证性学者与阐释性学者间的地盘之争也很普遍。二者在认知方式、认识人类本性、价值观、理论目标及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似乎使关系的紧张更加无可回避。

经验主义者与批判阐释者都坚持用自己的判断标准评判对方的研究，因此难以建立友好的关系。初学者可能更容易身陷其中，犯下同样的错误。假如你接受的是科学方法训练，以能否预测人类行为作为评判任何传播理论的标准，那么你将自觉排斥书中介绍的一半理论。换个角度，设想你沉浸于人文科学，期望新的理论能帮助你解开文本的意义，你也可能忽视掉书中另一半的理论。

无论偏好哪一种研究法，你要明白，不是所有实证性或阐释性理论都同样杰出。任何一种理论类型，在某些方面总是优于其他。正如要去观看好莱坞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西部片的电影观众，需要一个标准鉴别善恶美丑。这本教材囊括以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为根源的理论，读者将不得不以两套镜头审察学者们的不同主张。本章就是为了提供这样的双焦镜头而写。希望你在阅读本章之后，对于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与阐释学派学者用来评判各自研究与术语的不同标准，能够建立不偏不倚的态度。

3.1 典型案例：欧内斯特·博尔曼的符号聚合理论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欧内斯特·博尔曼建立了一套传播理论，由于兼具阐释性与实证性而显得不同寻常。博尔曼的研究始于一种修辞批评方法——人文学科研究中备受赞誉的传统方法。博尔曼称之为想象主题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并用它来研究小群体的传播事件。

博尔曼很快发现群体成员在彼此交谈时使用的戏剧化意象与群体意识和团结程度间的联系。以标准的社会科学方式，他定义了相关术语，精心设计一组因果假设，而且假定这一假设适用于所有群体，无论该群体的成员在何处碰面、是什么样的身份，以及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简言之，博尔曼的符号聚合理论主张“群体想象的共享创造符号聚合”。2

有些人认为想象一词仅限于儿童文学、性欲或“非真实”的事物。然而，博尔曼用这个词意指“一种对事件具有创造性或富于想象力的解释，用以满足心理或修辞上的需求”。3在小群体的情境中，想象可能指向该群体过去发生的事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推测以及关乎群体外部世界的所有谈话。它不包含对群体内“此时此刻”行动的评论。想象运用故事、笑话、隐喻及其他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表达。构成表达的想象成为分享共同经验及建立情感基础的方法。

想象：对某事件有创造性或富于想象力的阐释，用以满足心理或修辞上的需求；从群体外部或自过去和未来描绘某事件。

例如，肯塔基大学传播学教授艾伦·德桑蒂斯（Alan DeSantis）要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群肯塔基当地出生的中年白人坐在雪茄店周围抽着手卷的进口雪茄。当话题由大学篮球转移到吸烟危害时，店主讲述了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在连续工作36个小时后来到店里的事。点完烟之后，医生吹出一个大烟圈说道：“这是这些天以来我觉得最放松的时刻。现在又怎么能说吸烟对你有害呢？” 4

医生是否认为吸烟有害不是故事的关键。符号聚合理论关注的是群体对这个故事的反应。这则叙述是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还是雪茄店老顾客们窃笑着表示理解、点头同意，或者会说“真是一语中的！”来支持医生的观点？其他人会不会忘乎所以，抢着用自己的故事来证明吸烟并不真正有害？博尔曼认为，我们可以以群体内增加的能量、加快的谈话节奏，尤其是对想象的一致回应为线索，发现想象连锁反应（fantasy chain reaction）。

大多数想象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它们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一旦一个人抓住了团体内成员的想象，类似的想象主题（fantasy theme）会透过多种叙述奔腾而出——就跟美剧《宋飞正传》（Seinfeld）①一样。每个男人叙述的主角可能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雪茄烟民，他们个个高寿且不受疾病的侵扰——美国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温斯顿·丘吉尔、古巴传奇领袖卡斯特罗、艾美奖得主密尔顿·伯利，等等。某些想象还可能反映出爱管闲事的行政官员限制烟民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不管想象主题是什么，博尔曼相信：通过对共同想象的分享，乌合之众可以转变成有凝聚力的群体。他称这个过程为符号聚合。

符号聚合：群体成员形成社群感、亲密感、凝聚力、一致性和团结的对话过程。

通过符号聚合，个体建立了社群感或群体意识。我、我（宾格）以及“我的”等单数表达让位给集体性的代词——我们、我们（宾格）与“我们的”。群体成员分享一系列想象主题时，他们之间会更感亲近。除了年逾八旬老烟民的例子，群体故事还可能集中在雪茄和其他香烟的区别、适度抽烟的安全性、与癌症有关的相互矛盾的科学发现、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更大风险，以及一支好雪茄给人带来的有益健康的放松，等等。如果同一类整体想象主题在多个群体中被不断重复，博尔曼称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为修辞视野（rhetorical vision）。

修辞视野：使多个群体成员形成一个公共符号现实的综合戏剧。

修辞视野的概念使符号聚合理论超越了最初的小群体语境。连贯的修辞视野可通过不断重复的传媒信息传播和强化。1992年底，《雪茄烟迷》（Cigar Aficionado）杂志创刊后，美国就发生了这一现象。这份杂志大肆吹捧雪茄带给人们的愉悦享受，重复呈现上文述及的一系列想象主题。第二年抽雪茄烟的烟民在美国全境增长了50%。5

一个简单的代码、标语或非语言符号就能激发修辞视野的全套剧本。在将想象主题形成表达的肯塔基烟店里，家人和朋友的任何对雪茄的批评足以引起烟店老顾客们的新一轮抗辩。他们的情绪反应以反讽美国卫生局长审慎言论的形式出现在烟店售卖的T恤上，“警告——不让我抽烟将会危害你的健康。”6博尔曼认为符号聚合理论能够解释人群中的思想碰撞和传播意识。

现在，你对想象主题、符号聚合和修辞视野有了初步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实证性学者和阐释性学者如何用不同的标准评判博尔曼的理论。我们先从科学角度开始。

3.2 实证性传播理论的成熟标准是什么？

符号聚合理论之所以立得住脚，是因为符合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科学知识的双重目标”的第一信条。这一理论不仅解释过去、现在，也能预测未来。而得到实证主义学者一致认同的，还有另外3条评判实证性理论的标准——相对简单（relative simplicity）、可验证（testability）与实用性（usefulness）。讨论这些标准时，我将交替使用实证性和科学性这两个术语。

科学标准1：给出资料数据的解释

成熟的实证性理论能解释事件或人类行为。科学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②指出理论是理解无序情境的一种方式。7好的实证性理论使杂乱无章的情境变得清晰，从混沌中寻找秩序。

符号聚合的思想有助于研究学者理解混乱的群体性讨论。尽管负责人反复要求成员们每次只说一个主题（speak one at a time）且紧紧围绕这个主题（stick to the point），但参与者通常会打断彼此，脱离主题、天马行空地畅所欲言。根据符号聚合理论，明显的离题以及喧闹的讨论并不说明这个过程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它们是该群体走向凝聚的证据。正如博尔曼所说：“想象连锁分析的阐释能力，在于它能解释抓住群体成员并改变其行为的冲动的一系列发展、演变与衰退。”8

好的理论可以整合资料，使我们略过微小差异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内容。博尔曼的理论可将语言性输入组织成连贯的整体。博尔曼的焦点在于凌驾于原始资料之上的连锁想象的凝聚效果。它能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的理论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why）。当银行大盗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③被问及为何要抢劫银行，这位经济萧条时代的掠夺者回答：“因为他们把钱放在那里。”这是一句很妙的台词，然而依据动机理论，它缺乏足够的解释。这句话里不提供任何信息，可分析萨顿的内心或他承受的外在压力，并解释他为何是在所有人都在试图破解股市的时候去破解银行的保险箱。

符号聚合理论不但解释因果过程，同时还解释结果。博尔曼指出群体成员经常把比喻说成是在群体内释放压力的方式。9群体内部充斥着人际冲突，如果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或者个体在进入群体时带入他个人的压力，可能令整个群体为之沮丧。但是，尽管不太确定是为什么，一个笑话、一则故事或一句生动的比喻就能使阴霾一扫而空。

大多数群体成员不关心想象连锁如何运作；他们只是觉得欣慰，群体压力终于让人舒心地被转移掉了。作为驾轻就熟的演说者，你甚至也不需要弄清楚为什么听众会喜欢你的演说。然而，在选修传播理论课程之后，你不能再把自己看成业余人士。事件为何发生，与事件本身同样重要。

科学标准2：预测未来事件

好的实证性理论可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必须反复研究看到、听到、触到、闻到及尝到的事物，才能使预言变得可能。而在我们发现事物以同样的方式一再发生时，我们会对常规模式和一般法则展开讨论。物理科学很少令我们感觉窘困，因为物体回应刺激有必然的规律。

社会科学却截然不同。虽然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通常以因果形式抛出它的预测，理论学者却必须小心谨慎。最完备的理论所针对的对象也只能是普罗大众，而非特定个体，而且它仅是就可能性和趋势而言——不能绝对的确定。博尔曼宣称符号聚合理论恰恰具有这种柔性预测力。

博尔曼相信，修辞视野能推动或驱使以假为真的人去实施该想象。民族志学者艾伦·德桑蒂斯首次在著作中描述雪茄烟店顾客的核心群时，这些人正因他们的朋友格雷格过早死亡而感受痛苦。格雷格像其他坐在商店旁抽烟的老顾客一样，以嘲弄的态度看待雪茄对人身健康的威胁。现在，老烟民们不得不面对格雷格心脏病发作致死的铁一般的事实。然而，就在举行葬礼的一周内，烟友们用语言建构了一个影像拼图，描述格雷格的生活压力。雪茄店老板说出了他们的共识：“吸烟与他的死毫无关系。格雷格贪图享受、酗酒以及纵情玩乐，这一切最终为他敲响了丧钟。”10

博尔曼几乎无法预测想象何时会“点燃”或引发连锁反应。掌握修辞技巧的成员似乎有更大的机会“擦出火花”，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总是可以“引燃”他人。一名有技巧的影像制造者（image-maker）在“点燃”一个想象链之后，他（她）通常无法控制对话的方向。想象链似乎有自己的生命。看到这里，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想获得比博尔曼的理论所提供的更高的预测力。不过，这个理论能够预测，一旦想象链被点燃，群体会变得越来越有凝聚力且趋同一致，这正好是在雪茄烟店里发生的事情。

科学标准3：相对简单

好的实证性理论要尽可能简单——不需要太复杂。数十年前，漫画家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④画了一些只会做简单任务的复杂机器，逗得人们咯咯发笑。他的“改良版捕鼠器”，从转动曲柄启动机器，到最终鸟笼罩住吃乳酪的老鼠，需要靠机械实现15个步骤。

戈德堡的设计很有趣，缘于捕鼠器本不必如此复杂。它违背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⑤的科学原则，奥卡姆哲学家威廉曾恳请理论学者“剃掉”那些不是真正必要的理论假设、变量和概念。11一旦你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主题，你很容易陷入宏伟的理论建构之中。（如果你能巨细靡遗地解说时，为什么要言简意赅呢？）然而，简约原则（rule of parsimony）——同一原则的另一称呼——指出针对同一事件的两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应选择相对简单的版本。

简约原则（奥卡姆剃刀）：针对同一事件的两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应选择相对简单的版本。

大学教授往往批评人们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假设这里有一片丛林，我们偏好责备一些把复杂世界简化为“我（是）泰山，你（是）珍”的人。⑥然而，总有一些探险家披荆斩棘，不时地清理、找出通往真理的捷径，用简洁、直接、精炼的术语宣示他们的发现。回想一下前文引述过的博尔曼对其理论的总结性陈述：“群体想象的共享创造符号聚合。”12简单是这一理论的优点。

科学标准4：可验证的假设

好的实证性理论是可被验证的。如果预言是错的，应该存在一种方法证明它的错误。卡尔·波普尔把这一必要条件称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将它视为科学理论的必要特征。13有些理论过于笼统，以至于无法用经验性的结果证伪。但是，仅仅因为不能证明某个理论是错误的，我们无法有底气地宣称该理论为真。我要以我一段童年的经历来说明这一观点。

可证伪性：要求一种科学理论必须以如下方式陈述：它是可验证的，且在当该理论确实错误的情况下，可以被证伪。

我12岁时有一个朋友叫迈克。我们总是在他家的车道上练习投篮。篮板装在一个老式的单车位的车库上方，车库的两扇大门像橱柜门一样向外大开着。为了避免快速带球上篮时撞到大门，我们投篮时都会事先把门打开。由于两扇门都只能旋转90度，因此它们沿着底线向球场延伸了大约1.2米。

一天，迈克宣布他发明了一种“百分百命中”的投篮方式。他从罚球圈顶部运球，快速移向篮板，然后切入到右角，到达底线时后仰跳投。他漫无目的地投了个弧形球，球越过了大门的顶端。当球滑入网中时，我非常讶异。迈克开始吹嘘他的百分百命中，我怂恿他再投一次——他真的投进了。但他第三次投出的却是个篮外空心球，根本没有沾框。

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初中男生那种不服气的评论，迈克很快就说，这次不算是他的百分百命中投篮。他说他在切入右侧时滑了一下，因此从错误的地方跳投了。他随即抓起球，快速移到门后，再一次漫无目的地投了球。空心球（入篮）。迈克强调说，这才算是他的百分百命中投篮。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我很快发现，按照迈克的定义，任何未命中的投球都不是他自吹自擂的百发百命中投篮。只有当球进了，迈克才宣布成功的投球是百分百命中的又一次明证。现在我知道只要把篮网从篮板上卸下来，他就无法听到投球是否穿过篮网，他的欺骗性就会得到暴露。他将不得不靠直觉从门后判断这次投球是否是百分百命中。然而，按照他的规则，我是没有办法否定他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传播理论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被阐述的。它们以一种不可能证明其错误的方式加以陈述，回避了“要么举证要么闭嘴”的标准——这些理论是不可验的。

符号聚合理论在这一点上也有缺陷。博尔曼认为共享的想象创造有凝聚力的群体，而实证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分别测试这些变量。这可不像听起来的那么简单。绝大多数群体都有些历史，研究学者无从了解想象连锁是引发了成员之间新的团结，还是仅反映现有的群体意识。符号聚合理论的拥趸混淆了两个变量，把想象连锁的存在当成群体凝聚的证明。你不妨留意在下文中这两个概念如何出现：“要使想象主题激发连锁反应、传奇故事得以存留、符号线索传递意义、修辞视野持续演进，修辞社群必然存在共享的群体意识。”14现在，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持客观立场的观察者认为符号聚合理论是一个百分百命中投篮——因为它不可证伪。

科学标准5：实用性

好的实证性理论还必须是实用的。社会科学往往宣称它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建立更好的生活，因此，实证性理论必须为面临棘手状况的人提供实用建议。符号聚合理论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表现。博尔曼及其追随者运用想象主题分析，给小群体提供建议、增进组织沟通、推动市场研究并评估民意。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的实用性，约翰·卡拉根（John Cragan，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与唐纳德·希尔兹（Donald Shields，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要求他们的学生在应用研究课上分析高中毕业班学生对大学生涯的讨论。

符号聚合理论宣称大部分修辞视野会采用以下3种相互对立的类别——公正视野、社会视野和功利视野。这正是约翰·彻拉安与唐纳德·希尔兹的学生中普遍的情况。15持有公正视野的潜在入学申请者感兴趣的是大学的学术成就、教师声誉及学校提供的特定研究项目。采用社会视野的毕业班学生把大学看作离开家人、结交新朋友及与其他人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社交活动的平台。具有功利视野的学生则寻求进入热门专业，以便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你进大学的时候你的视野是什么？）了解到这3种不同的视野，负责招生的大学工作人员就可以制定策略，吸引最欣赏本校特色的高中毕业生。

在本书的“写在前面”，我引用了库尔特·勒温的观点，好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用。最后一个标准——实用性——说明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就不是好理论。当你在追随一位从实证视角出发做研究的理论学者时，你应该让实用性成为检验任何理论的核心标准。如果一个理论提供了实践性建议，你就依葫芦画瓢地试一试；如果它没有为你的生活提供实用见解，你不妨把它束之高阁。但是，我有一个忠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些懒惰和鼠目寸光。我们存在一种倾向，把当下难以理解和无法应用于生活的任何事物看得无关紧要。因此，在判定一种理论与我们毫不相干之前，务必确定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它而且思考过他人是怎样利用它的建议的。至于我，我将恪尽其职，尽可能地在书中清楚地介绍每一种理论，同时提出有价值的应用建议。

3.3 阐释性传播理论的成熟标准是什么？

阐释学派的学者与实证主义学者不同，他们的理论很难用标准体系加以评判。尽管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修辞学家、批判理论家及其他阐释学派学者再三要求理论应具有以下的部分或者全部功能：建立理解、澄清价值、启发审美、激发认同和改革社会。接下来，我要逐一介绍这些标准。

阐释标准1：对人类的全新理解

只有针对人类状态提出新颖见解，阐释性学术研究才具有价值。修辞评论家、民族志学者及其他人文科学学者试图通过对在他们看来独一无二的人类活动——符号互动的分析而获得新的理解。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寻找适合所有人的传播模式，阐释学派学者则恰恰相反。他们考察语言风格独特、独一无二的人类群体，分析具体的群体传播实践，以获得对区域性知识和成员独特互动方式的理解。阐释性理论是寻找特定情景意义的辅助工具。德桑蒂斯用符号聚合理论解释雪茄烟店核心顾客的群体行为，可被看成不错的范例。

阐释学派学者若想以声誉面临危机的政治家的公共传播为题进行研究，他（她）将会从选择一个或多个文本开始——小布什总统震慑伊拉克暴乱的增兵声明、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在狩猎中误射朋友后姗姗来迟的解释、在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事件期间的新闻发布会和白宫公报，以及其他任何能反映政治危机传播的文本。

好的阐释性理论帮助评论人理解文本。例如，肯尼斯·伯克对小布什总统增兵伊拉克的计划的分析，使我们理解小布什为什么强调自己是向该决定负责的唯一代理——“我是决策者”。费希尔的叙事范式令评论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不支持切尼对狩猎事件的解释。帕卡诺夫斯基的组织文化研究方法则揭示了克林顿对新闻媒体的回应显示出白宫文化有它自己的仪俗、仪式和神秘性。你将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一一学习上述理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符合阐释性理论的第一个标准。

一些评论家担心如果过于依赖修辞理论，人们只会在文本中读到他们预先植入的主观想法，而不是文本本身的意义。这些评论家的建议是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对理论“说不”。但是，博尔曼认为，修辞理论在揭示符号运用的一般模式时最具意义：“人文科学因有力的阐释框架得以历久弥新。”16

博尔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坚持理论揭示人们行动的根源的观点相类似。但是，它们也略有一些不同。科学要求实证解释，人文主义则寻求主观理解。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的克劳斯·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要我们认识到，作为理论学者，我们自身是我们所观察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在构建理论时，他的自我指示规则 （self-referential imperative）认为：“把你自己当作你的自我建构的一部分。”17

自我指示规则：把你自己当作你的自我建构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克里彭多夫的规则等于主动放弃超然、公正的立场。博尔曼的想象主题分析即为自我指示性的。博尔曼在著作《想象的力量》（The Force of Fantasy）前言中这样形容由发现和创造带来的个体悸动：

当我沉醉在小群体传播的这些令人振奋的新发展的同时，仔细琢磨我在书中选撷的宗教及改革演讲等历史素材，这会产生令人兴奋的启示。这个时候，我似乎明白，想象的力量在小群体互动中就像在大众传播中一样强大。将群体想象的发现与修辞批评的最新发展相结合，就构成了我的批判方法——修辞视野的想象主题分析。18

显然，这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叙述。然而，自我指示规则意味着学者能够且理应影响其研究的传播现象，因此，想象主题分析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观赏性运动。

阐释标准2：价值澄清

好的阐释性理论能够揭示人的价值观。理论学者积极寻求辨别或揭示隐藏在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想象主题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基础，即意义、情感和行为动机体现在一条信息的内容里，可以说，价值澄清正是符号聚合理论的特殊优势。

伦理规则：赋予你所建构的他人以建构理论时所产生的相同的自主性。

阐释学派的理论学者应该乐于公开其道德倾向。德州农工大学传播学教授埃里克·罗滕比勒（Eric Rothenbuhler）说：“理论的立场有道德意义。我们教授这些理论，倡议他人运用它们或者依据它们制定政策，这就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后果。”19尽管阐释学派学者各有各的道德立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同其中的核心价值。例如，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格外注重个人自由。克里彭多夫希望学者们对个人自由的推动能延伸至他们的研究对象。他的伦理规则指引理论学者“赋予你所建构的他人以建构理论时所产生的相同的自主性”。20理论学者若能遵守这一规则，学究式的独白就可让位于研究性质的平等对话，人们在关乎他们自身的话题中就会有发言权。这类公共评论要求报道多元的声音而不仅仅依赖一个或两个信息提供者。

许多阐释学派学者认为自由和平等同等重要。这个立场使得他们不断地检验在一切传播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其中批判理论学者坚称，学者不能再对他们正在研究的对象以及其研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保持道德上的超然。“不存在让研究者躲避权力结构的安全港。”21

说回符号聚合理论，博尔曼分析群体想象的方法看似秉持了中立的道德立场。他关于19世纪罗曼蒂克的实用主义的评述显示，他是赞成恢复代表自由、机会均等、辛勤工作、体面生活的美国梦的那种人。22德桑蒂斯把存在于雪茄店的意识形态描述为公民自由至上主义——“让你的政府远离我的酒精、色情文学、枪支和雪茄”23，博尔曼则同情百万非裔美国人为争取独立自主而在华盛顿街头游行的修辞视野。但是，总体来说，博尔曼并未在符号聚合理论中明确地表现他的道德立场。

阐释标准3：满足审美的诉求

理论学者表达思想的方式，和他（她）在理论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原创性一样，要足以抓住读者的想象。在任何类型的传播中，内容和形式都会制造差异。实证主义学者受制于科学论文的写作标准——命题、假设、可操作化的构造，等等。而阐释学派理论学者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创造力。因此，审美诉求就成为一个话题。理论的精致性固然也在于旁观者的欣赏，然而，清晰程度和艺术美感似乎早已成为满足审美诉求的两大必备要素。

无论一个理论涵盖的思想如何深远，如果陈述它们的文章杂乱无章、繁琐冗长或艰涩难懂，理论学者的观点就很难清晰地呈现。我的一位学生觉得某位理论学者的专著里充满晦涩的行话，仿佛是“在胡言乱语中潜水”。博尔曼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想象连锁、修辞视野和群体凝聚力这些概念。博尔曼和他的追随者的论文当然不可能像《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的专题那样文采横溢，但是他们善于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阐述理论的主要观点。博尔曼曾用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⑦的诗句强调想象的重要性，“社会永远无法理解；直到行动者用行动将它们演绎出来。”24

华盛顿大学教授芭芭拉·沃尼克（Barbara Warnick）认为，修辞评论家可以扮演以下4种角色中的一个或几个——艺术家、分析家、受众和倡导者。25作为艺术家，评论家的主要职责是激发鉴赏力。与清晰度一样，艺术性是构建一个具审美诉求的阐释性理论的另一种方式。理论学者必须有技巧地把想象、隐喻、说明和故事整理成理论的核心思想，使他（她）的创造力在他人面前得到鲜活的体现。

我着迷于博尔曼在哈雷——戴维森⑧飞车族、未婚母亲和嗜酒者互诫协会《大书本》（The Big Book of Alcoholics Anonymous）⑨中出现的对想象主题的描述。他对嗜酒者互诫协会文本的分析展示了一个极具个性的修辞视野，“从困顿中赢得美好未来”——这是博尔曼引入的贴切表达。26只需几个如此生动的短语就能凸显一个理论的审美诉求。

阐释标准4：一致认同的社群

观察某个理论在对同类传播现象感兴趣和有见地的学者社群中获得的支持度，我们就能确定它可否被看成好的阐释性理论。意义的阐释虽然是主观的，但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则要由这个领域的其他人来决定。他们的接受与否，作为客观事实，有助于评断这位理论学者的思想。

有些时候，阐释性的理论学者只向他的忠实信徒——那些预先同意作者观点的人——抛出有争议的论题。然而，一个阐释性理论不经广泛的分析，就不可能符合社群一致的标准。美国传播协会前任主席大卫·扎雷夫斯基（David Zarefsky）曾告诫说，一本专著只有在广泛的思想市场上被争论过，才能确立它在修辞意义上的有效性。扎雷夫斯基，这位西北大学的修辞评论家认为，论据是否合理的区别在于：

合理论据在一般性的批判读者中发表，而非仅仅针对某一特定学派或观点的追随者发表……它们公开自己的推理过程并接受检视。27

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是《桥，而非墙》（Bridges, Not Walls）一书的编辑，这本书发表了人际传播领域中一系列人文主义的论文。斯图尔特指出，直到修订该书第10版时，他才有能力做出保留、剔除或加入某篇论文的判断，这是因为阐释性学术研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单枪匹马的事业”，而是“习惯于让研究成果接受编辑、评审者和读者检视的学者群体的共同努力”。28

博尔曼的理论接受了充分的检视。他把他的观点发表在修辞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如《演讲季刊》《传播理论》和《传播学刊》，等等。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他的理论表示赞赏，但大多数学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在遭遇批评时，博尔曼会公开且有说服力地回应对方。29

想象主题分析现已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标准法。该方法基于一个与人类本性有关的假设，即人们通常是符号的运用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教材中涉及的其他几个理论不谋而合地使用了同样的研究法。30正如你看到的，支持符号聚合理论的群体一致既广泛，也十分明确。

阐释标准5：推动社会改革

好的阐释性理论通常带来变化。人们往往把呼吁社会正义和解放看作纯修辞（mere rhetoric）性质的行为，但批判性的阐释学者应该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变革者。索思摩学院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认为：

理论有能力挑战文化的主导性假设，提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的基本问题，鼓励人们对“理所当然”的事情重新思考，因此可以形成社会行为的新的替代方案。31

想象主题分析忠实地记录了含有向公众揭示、赢得转变以及借大众传媒传播真相等动机的修辞视野，但符号聚合理论自身并没有提出改革议程。该领域的学者更乐于以探索方式而非说教方式来确认想象连锁。

博尔曼试图达成相对温和的变革。正如第2章所强调的，在传播领域实证主义学者与阐释学派学者一般各行其是。博尔曼希望不要这样。他精心建立的理论将想象主题分析理解为“一种开明且人性化的艺术，一种致力于解释人的境况的学术研究”。32这一描述绝对是阐释性的。同时，博尔曼也认为，把人们（不管他们是谁）聚合起来的想象连锁（不管是什么样的想象连锁）是一种一般性的预测。这又绝对是科学式的。博尔曼的理论糅合了传播学的阐释性与实证性两种研究方法，而作为一种模型，它也鼓励修辞学家和实证主义者共同携手研究。这个理论也许会在从来不会欣赏其他类型学术价值的学术界引发良性变革。

3.4 两种标准的共性

在这一章，我一直在介绍如何用不同的标准判定实证性理论与阐释性理论。然而，图3-1所示的两组对比数据指出：实证主义学者的标准和阐释学派理论学者的标准或许并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迥然不同。逐一对比该表，注意两组标准在思想上不乏重叠之处。我将我观察到的共性开列如下：

● 对传播行为的阐释可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们的动机。

● 预测与价值澄清二者都指向未来。前者指向将会发生什么；后者指向应该发生什么。

● 对学习传播理论的学生而言，简单就是一种审美诉求。

● 验证假设是获得群体一致认同的方式之一。

● 还有什么比旨在改革不公正行为的理论更实用？

对传播领域的师生们来说，上述共性意味着实证主义学者与阐释学派学者可以成为朋友，至少也应该熟悉彼此的研究。这正是我选择同时在本书介绍实证性与阐释性理论的理由之一。

你将会发现，在每一章结尾处的评论部分，我经常会以这些构成好理论的标准作为参照。正如你所期待的，这32个理论发展得相当成熟——否则我不会将它们选入本书。但是建立理论是有难度的工作，大多数理论有致命的弱点，因而在面对批判时显得十分脆弱。学者们乐于承认这些理论仍需更精细的调整，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翻修。我鼓励读者们在阅读每一章的评论部分之前，先用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标准来权衡这些理论。

帮助你深入思考的问题：

1. 博尔曼的符号聚合理论兼具实证性与阐释性。它更接近实证性理论还是阐释性理论？为什么？

2. 如果一个实证性理论可被证伪，我们还要怎样才能称之为好的理论呢？

3. 我们如何判定一位修辞评论家提供了合理的阐释？

4. 任何理论都需要权衡；不存在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符合所有标准。本章论述的10个标准中，对你而言，哪些标准最重要？哪个标准最不重要？请分别指出其中的两至三个。

扩展阅读：

推荐阅读：Ernest Bormann, John Cragan, and Donald Shields, “Three Decades of Developing, Grounding, and Using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5, William Gudykunst (ed.), Lawrence Erlbaum, Mahwah, NJ, 2001, pp. 271-313.

实证性评估： Steven Chaffee, “Thinking About Theory” and Michael Beatty, “Thinking Quantitatively,”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Michael Salwen and Don Stacks (eds.), Lawrence Erlbaum, Mahwah, NJ, 1996, pp. 15-32, 33-43.

阐释性评估： Klaus Krippendorff, “On the Ethics of 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in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1,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Sage, Newbury Park, CA, 1989, pp. 66-96.

阐释分析： Ernest Bormann, “Fantasy Theme Analysis and Rhetorical Theory,” in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5th ed., James Golden, Goodwin Berquist, and William Coleman (eds.), Kendall/Hunt, Dubuque, IA, 1992, pp. 365-384.

经验性研究： Ernest Bormann, Roxann Knutson, and Karen Musolf, “Why Do People Share Fantas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Basic Tenet of the Symbolic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Studies , Vol. 48, 1997, pp. 254-276.

应用研究： John Cragan and Donald Shields, Symbolic Theories in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ormann, Burke, and Fisher, Hampton, Cresskill, NJ, 1995, chapters 2 and 6.

实证性研究的进展： Franklin Boster, “On Making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8, 2002, pp. 473-490.

阐释性研究的效用： David Althede and John Johnson,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Sage, Thousand Oaks, CA, 1998, pp. 283-312.

雪茄店民族志： Alan D. DeSantis, “Smoke Scree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Cigar Shop’s Collective Rationaliz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 14, 2002, pp. 167-198.

评论与反应： Ernest Bormann, John Cragan, and Donald Shields, “Defending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from an Imaginary Gun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89, 2003, pp. 366-372.

如欲进一步讨论上述标准，请到www.afirstlook.com点击“讲师手册”中的“字斟句酌”。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