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康熙年间的故事，写了天地会反清。
《书剑恩仇录》，乾隆年间的故事，写了红花会反清。
实则康熙年间未必有天地会，乾隆年间也并没有红花会。但天地会自述历史，确实喜欢追溯到康熙年间；乾隆年间虽无红花会，却确实是帮会大发展的时期。这都是虚虚实实的地方。
一 谁创立了天地会
《鹿鼎记》第八回，韦小宝加入天地会，金庸借莲花堂香主蔡德忠之口，介绍了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缘由与经过：
当初国姓爷率领义师，进攻江南，围困江宁，功败垂成，在退回台湾之前，接纳总舵主的创议，设立了这个天地会……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无法都退回台湾，有些退到厦门，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会，联络国姓爷的旧部。凡是曾随同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
这一说，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提出，民国年间开始流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金庸创作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的时代，许多台湾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对这个设定尤其喜欢。
实际上，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可能性很小。学者们早已对关于郑成功的史料，做过广泛深入的收集，但没有什么材料提到郑成功创立过天地会；清代官方记录里关于天地会的内容也不少，也没哪条记录说天地会是郑成功创立的。
甚至于，康熙时有没有天地会存在，都很可疑。因为学者们所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天地会的官方记录，是乾隆年间的，这些材料追溯创会时间，也只到乾隆前期。
所以，要么就是康熙时尚无天地会——帮会自述来历时把历史拉长，那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要么就是天地会虽然已经有了，但尚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总之，绝不可能有《鹿鼎记》里那么大的声势。
毕竟，组织帮会创业，是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的。康熙年间，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丧乱，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是贾谊所谓的“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所以“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过秦论》）
这种情况下，在家过安生日子，特别符合“经济人”的理性诉求。相反，偏要学人家反清复明，那是非常有情怀的事。
从这个角度说，《鹿鼎记》里虚构的天地会，写得非常真实。它把陈近南这样真有情怀者的奔波憔悴徒劳无功写得可钦可敬，也写了这种情怀在家国与人道之间难以面对的道德困境：
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不禁打一个突，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不禁长叹，抬起头来。此刻太阳西沉，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红，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第二十六回）
同时，金庸还写了理想大旗下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天地会和沐王府之间的蝇营狗苟叽叽歪歪，把无聊问题上升到大义的高度从而陷入相互攻击的死循环，其间真包含着无穷的世俗人生。
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二 乾隆年间帮会多
有些变化，和皇帝的个人素质未必有多大的关系。
先列两个数据：康熙十八年（1679年），天下人口一亿六千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则是三亿一千一百五十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
这时的中国，能开发的土地都已经开发，还引进了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但无论如何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乾隆朝这个盛世，看经济总量确实很可观，但一算人均，则非常难看。有学者推算，唐宋盛世，人均原粮占有量都在600千克左右，清代中叶，则仅剩314千克。《书剑恩仇录》第六回，描写了这样的景象：
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低处人家田舍早已漂没。灾民都露宿在山野高处，有些被困在屋顶树巅，遍地汪洋，野无炊烟，到处都是哀鸣求救之声，时见成群浮尸，夹着箱笼木料，随浪飘浮。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这样的惨状，当时确实不罕见。
在生产技术没有突破的条件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多少产量上的提升。所以，即使不考虑土地兼并之类的因素，也会产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流动人口，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很少会为之提供什么保障，所以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保护自己，于是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帮会的主体。
时代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和科举制有关。科举本是社会重要的稳定阀，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刺激了无数人读书求官，而古代简单的官僚体制根本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识字人口，大批人被阻隔在官场大门之外。而就像现在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即使“毕业即失业”也往往不愿意去从事体力劳动一样，这些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也回不到躬耕生活中去了。
尤其是考取了初级功名，但并不能因此进入统治阶层的秀才，这个自命不凡而并未获得多少特权的群体，自然也倾向于惹是生非。《书剑恩仇录》第二回里有这样一段：
余鱼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过秀才。他父亲因和一家豪门争一块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又被豪门借故陷害，瘐死狱中。余鱼同一气出走，得遇机缘，拜马真为师，弃文习武，回来把土豪刺死，从此亡命江湖，后来入了红花会。
这是站在余鱼同的立场上叙事，即使属实，这种极端案例也未必有多大代表性。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些秀才们是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群体。顾炎武曾评论说：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阻挠官府行政的，是秀才；仗势欺人武断乡里的，是秀才；官府一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就群起而哄之的，是秀才；拿住官员见不得人的阴私，而和官员搞利益交换的，是秀才；一个秀才鼓噪，一伙秀才起哄，一个秀才行动，一伙秀才跟进；政府管也没法管，抓也没法抓，对秀才们稍微不客气一点，秀才们就喊上了：这是杀士，这是坑儒。（《生员论》）
今天骂“公知”的词儿，这里基本齐了。
自然，太平的年月越久，考试的次数越多，积压的秀才也就越多，“去库存”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也很容易滑向帮会，扮演狗头军师一类的角色。总之，多余的读书人和多余的农民源源不断的产生，遂构成了帮会发育生长的丰沃土壤。
三 这个帮会有点假
金庸小说好看，但不是了解古代帮会的好材料。天地会写得真实，是因为曲折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跟江湖的距离反而比较远；红花会作风俊爽，心态阳光，思维中二，结局悲壮，体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写《书剑恩仇录》时金庸刚三十出头）现代文人的侠客梦，跟事实无关。
这一层，跟虽然也经过美化，但还保留着较多游民社会真实生态的《水浒传》一比，一目了然。
这里简单捋四点：对杀戮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对富贵的态度，对皇帝的态度。
今人读《水浒传》，往往震惊于其中描写的杀戮之疯狂，更受不了作者对杀人、吃人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的态度。金庸小说无疑要人道主义得多，涉及大规模的死亡时，笔下必带悲悯。《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红花会群雄明明已将乾隆逼入绝境，却为了保全一个婴儿的性命，而功亏一篑。这是孟子说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情怀，按照今日的网络舆论，要被骂“圣母”的。对比《水浒传》里为了赚朱仝上山，李逵可以一斧子把一个可爱男孩儿的脑袋一劈两半的行径，真是不啻霄壤。
金庸也常被现在的读者批，说是男权视角，女性角色都是按照男人的品味塑造的。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把女人当珍宝，把女人当玩物，把女人当工具，把女人当毒品，把女人当毒蛇猛兽……都可以叫作“物化女人”，但就从前面的罗列也可以看出，同属物化，区别也还是很大的。
《水浒传》里，潘金莲、潘巧云是毒蛇，顾大嫂、孙二娘是猛兽，凑上一个木雕泥塑的扈三娘，对女人真是恶意满满。但从游民社会的角度说，产生这样的价值观其实很自然。因为帮会组织强调资源共有，所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而女人偏偏很难分享，所以极容易造成兄弟情义的破裂，而对本就处身社会边缘的江湖好汉来说，这种破裂的后果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要保证组织效率，就非得歧视女人不可。金庸要提供现代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就不能如实反映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红花会群雄常常就得以赞赏的心态扮演好女人的保护者的角色——骆冰少奶奶的年岁也不小了，不是全会上上下下都捧着，哪能那么完好的保存着一颗少女心？
早有人指出，所谓及时雨宋江，其实就是及时的银子。要被江湖称颂为“有义气”的好汉，撒钱必须个顶个的麻利。相应的，好汉贪财也不被认为是缺陷：武松在张都监手下的时候，帮人走后门收受了许多贿赂，对这种行径，施耐庵大爷写了四个字——“不在话下”，再正常也没有了。
在金庸这里可不行。英雄好汉当然要视金钱如粪土。《飞狐外传》里，红花会三当家赵半山要资助穷小子胡斐，钱是这么给的：
赵半山哈哈大笑，翘起大拇指赞道：“好！”飞身上马，向西疾驰而去，只听他远远说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给你。”
胡斐回过头来，只见大石上放着一个包裹，本来是赵半山挂在白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有些压手，急忙解开，但见金光耀眼，却是二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一共是黄金四百两。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贫你富，若是赠我黄金，我也不能拒却。三哥怕我推辞，赠金之后急急驰走，未免将我胡斐当作小孩子了。”（第四章）
金钱往来，无论接受还是赠予，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胡斐“你给我钱我就要了”的态度，反而要算不拘小节的名士风。《笑傲江湖》里面，莫大和刘正风师兄弟失和，原因竟是“本来朋友都有通财之谊，何况是师兄弟？但莫师哥由此见嫌，绝足不上小弟之门”，似乎是刘正风想赞助莫大，莫大因此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两人就掰了。
这其实都是读书人的矫情，真实的江湖好汉哪讲究这个？
对皇帝的态度不必多说，梁山好汉是“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梁山好汉对体制始终是既仇恨又羡慕，所以最大最终的理想是招安梦。红花会为了利用乾隆排满兴汉，那一阵对皇帝客气一点，就陷入遇到其他江湖好汉，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窘境。
《神雕侠侣》里，郭靖讲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道理时，刻意把皇帝和国家两者做了区分：
不错，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第二十一回）
十五部金庸小说串起来，非常明显，鄙视庙堂，乃是江湖的核心价值观。
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上，都是说不同，不是论高下。
说到底，金庸小说和《水浒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作品，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做个简单化的划分：
精英阶级写给精英阶级看的，是雅文学。
草根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俗文学。
精英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通俗文学。
俗文学对精英阶级可能有陌生化的效果，也就显得格外有趣；通俗文学满足草根的同时，可以保留一些精英的趣味，所以它们都有可能做到雅俗共赏。
但雅对俗文学的赏，正是因为它“俗”；雅对通俗文学的赏，却是因为它“不俗”，所以仍有本质不同。
《水浒传》是俗文学，本质上是游民社会的产物，虽然经过金圣叹这样的文人改造，无关大体。所以小说中今人视为奇葩的事实和价值观比比皆是。然而它也提醒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暴力与血腥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教你直面惨淡的人生。
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金庸国学，深浅几何？固然是网友常常争论的话题，但金庸无论家庭出身还是自身履历，都属于精英阶级。他自称写小说是娱人兼自娱，既然要自娱，那实际上就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大众喜欢，自己也不反感的，这个可以有；大众喜欢，自己不能接受的，这个过滤掉；自己喜欢而大众本来未必关注的，也可用巧妙的手法放进来。最后这一层，喜欢的，管这叫提升格调；讨厌的，管这叫大塞私货。
俗还是通俗，换着看看，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