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与金庸
纯文学领域的批评家，往往容易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自信，即认为文学价值在时间面前更有优势。通俗文学不难喧嚣于一时，而纯文学作品则更具有“永恒的价值”。略加考察，不难发现这个信念的荒诞无力。雨果诞生两百年周年之际，法国评论家发出了“谁还在阅读雨果”的疑问，而我们倒不必怀疑，大仲马仍然有他的读者。
不戴有色眼镜的话，应该承认，贴上纯文学标签的二流作品，确实往往有比“通俗”更多的被某个文学理念牵扯的痕迹。通俗文学时常诉诸本能，本能比理念更持久，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事实之一。即使我们并不相信什么“不变的人性”，但生民以来，人类对暴力与情欲的兴味，确实并无多少改变。以至于像古龙那一类的作者会说，男人女人最古老的职业，分别是杀人和卖淫。
张爱玲小姐发现，《金瓶梅》的读者永远也不可能有《红楼梦》多。这说明人们在热衷本能之余，还有对它的羞耻心。好的通俗小说必须要满足大众的这种虚伪之处。所谓色情其表温情其里，道德为体暴力为用。
金庸、梁羽生志趣的分野，从他们回应外界指责时所发的议论，也很可以看得出来。金庸所希望能证明的，是武侠小说并不是不可以有深度的；梁羽生所谈得更多的，则是武侠小说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这不是梁羽生该受指责的地方，只说明他更关心通俗小说的本分。相比纯文学而言，通俗的东西，即使不承担起道德教化的功能，也实在没有对之冒犯的必要。
任何通俗作品，背后必然有它的道德势力（但像《尤利西斯》或者《洛丽塔》那样的作品，我们就很难说它的道德势力在哪里），它可以代表一种道德和另一种道德相冲突，但很难溢出道德本身。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杨过的故事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道德激情。今天的读者代入杨过去反对宋代的礼教，其情欲体验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肯定，和某些人从捉奸中获得的乐趣，恰好是一体的两面。
其实金庸和梁羽生并未对所处时代的道德基础有何不逊之处。即使像美女作家那样的群体，虽然并非主流，但你若以为她势单力孤，那可大错特错了。
当然，不同的道德观之间仍可一说。梁羽生比金庸要格外保守一些，似乎略有站错队之嫌。在网上随处可见对梁的迂腐处的嘲笑，部分可以认为，梁羽生的不幸是他的小说流行不过几十年，就赶上了一个以不道德为道德的年头。
大体而言，一种道德越是顽固缺乏弹性，一旦过时，它也就被抛弃得越彻底。当年梁羽生所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东西，在今天很多孩子看来，几乎是莫名其妙。在一个连乔峰是否是处男都会被追问不已的年代里，梁被认为是过时的，实在不算稀奇。时代变迁的力量，常常远大于小说本身。翻看梁羽生笔下人物的那些古板的坚持，竟使人不由得生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但是，一味高估保守的道德观念对小说的伤害，显然也得不出明智的结论。一个显然的反证，是《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君思想更加不合时宜，但是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仍然为无数读者所钟爱。
在小说里赤裸裸地进行道德训诫，甚至可说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但在较好的小说里，说教是独立的一部分，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运行并没什么影响，阿城说道：
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记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的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
这也就是说，这些通俗小说实际上并不是“寓教于乐”的，“教”与“乐”之间不存在水乳交融的化合，而只是松散地混杂在一起。
通俗小说必然离不开道德，而道德又不妨只是一个幌子，其目的仅在于在读者的羞耻心前蒙混过关。撇开技术性的问题暂且不谈，在梁羽生那里，幌子变成了纲领，小说之道的王霸杂之也就被宋襄之仁替换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