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了吗？”帕克问道。“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漆里面要有染料。现在，大多数白漆都用钛作染料。红的是赤铁粉。黑色的大多数是锰。黄的用铬，橘红是钼。金属漆更耐磨一点。染料都是从地下岩石里提取的。布劳尔家的电力系统所用的铜线可能就是采自秉翰峡谷。没有铜，他既开不了灯，也制不了冰。而把整个房子钉在一起的钉子，则来自摩舍比山脉。他家落水管上镀的锌，差不多都来自加拿大的地底下。电灯里的钨丝很可能出自加利福尼亚的比肖普矿。冰箱门上的克罗米涂面则来源于罗德西亚或土耳其。电视机里的钴产自刚果大概没什么疑问。他在用牙买加的铝，也可能是苏里南的；墨西哥或秘鲁的银；玻利维亚，马来亚或尼日利亚的锡——锡罐就是用这东西。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天上的飞机，路上的汽车，塞拉俱乐部的水杯，所有这些东西，它们曾经都是岩石，躺在地底下的一个角落里。我们的整个经济——我们的行事方式，所拥有的大多数物品，甚至我们的文化——都依仗这些东西。天哪！我甚至还没有谈到锰和硫。没它们就没钢铁。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硫酸消耗量，大致上就可以估算出一国的工业产能。硫磺公司正在亚当山上探测，你听说了吗？”
亚当山是喀斯喀特山脉最负盛名的美景之一，是一部火山的教科书，平缓的轮廓线，流畅地在白雪笼罩的山顶相遇。该山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拥有，但山顶可以开发。而山顶正是硫磺所在。
布劳尔和医科生赶上了我们，布劳尔问我们怎么样。
“还不错，”帕克说道，“说老实话，我真希望这双鞋仍然在加拿大的鞋店里。我的脚出问题了。”
“找到铜了吗？”一位医科生问道。
帕克摇了摇头。“不过，它们就在那里，”他说着，一边把手指向下面，“准没错。”无路可走了，体力也不够了，我们就沿着矿工脊往前，我们遇上了一大片洞穴，还是没有铜，前进的速度更慢了。想找到一些铜矿床的证明其实只是好奇心——没人怀疑山里肯定有铜——但就是这份好奇心，这种亲自寻找的心情，仍十分强烈。
帕克继续讨论他的矿物。很少几种矿物是在它们的自然状态下，用他的话来说，独立存在的。锌是在闪锌矿中，锡是锡石，钴是砷钴化合物，水银在硫化汞中。每一年，在美国，大约有一千五百吨银——总使用量的三分之一——用于照相底片和造纸。买一斤汉堡包的钱，就可以买十斤的铁，如果不是这么便宜，全球各地都要出现经济问题。矾存在于沉积岩中，可能提供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钥匙。矾能够除掉废气中的毒性。钛存在于佐治亚和佛罗里达的海滩下的红宝石沙中，用于超音速飞机的外壳上，因为不加钛，铝在摩擦热的作用下会融化。全部的水银都来自三个地方：阿尔马登，依得利亚，阿米亚塔山（西班牙，南斯拉夫，意大利）。水银对任何测量或控制温度和压力的仪器都十分关键。不但没有已知的替代品，量也非常少。日本人从内华达买铁矿砂，从西弗吉尼亚的露天矿买煤。在美国许多地方，要想买一根不是日本产的铁钉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供应自身所需的所有矿产品。1900年以后我们消耗掉的矿物量超过以往所有用量的总和。
不久前，以更为严谨的结构，帕克出版了《富裕的危机》。一方面，这是一本有关矿物的科普著作，同时，这本书又敦促人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该书逐个介绍各种矿石，用简练清晰引人入胜的语言，详细讲解每一种矿石，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对我们有什么用，以及最后我们又如何被自身的生活方式所禁锢，受它们驱动又依赖它们，一旦离开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轰然倒塌。他引用了杜瓦爵士的语录：“思想是降落伞，打开时才起作用。”他更进一步区分了什么叫“环境保护”（至少是针对矿物而言），那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工业资本的利益，彻底利用每一种自然资源并尽可能减少浪费；什么又是“环境保存”。他说，勘探能源是矿物开采的关键，也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关键，远比探寻月球背面重要，他还谈到，每个国家都应制定矿物政策，合理开采开发矿物资源，并开展互惠的国际贸易。关于铜，他在书中谈到，美国每年起码需要二百万吨。“谈到有色金属，我们看到，无论汞的价格有多高，也无论铝的需求有多大，铜仍然是这一类的大项。勘探铜矿的努力远超人们的一般了解，尤其是近几年，甚至有数个国家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此……我们还没找到一个铜金属自身之外的替代品。”
那天午后的三点半左右，我们来到了一条直接从陡峭的山坡上流下的小溪边。我们放下肩上的重负，脱掉了鞋袜，把双脚浸在水里。帕克说了声：“天哪，这可太舒服了。”在水里，我们双脚的皮肤显得像鱼肉一样苍白。水冷得我有点受不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走路。冷泉让我们恢复了一些。有一段时间不疼了，一天就能多走好多里路。往上游走出去一些后，布劳尔从溪流中舀了满满一杯水，边喝边说道：“这就是荒原的价值，不要其他任何理由，这些地点大概是地球上最后能够喝上一口好水的地方，这个理由就足够了。”没人搭腔。我们累坏了。溪流静静地在前面流过，我们的眼光越过深邃的苏雅特山谷，看着对面冰川峰脚下的处女林和冰雪覆盖的峰顶。帕克死死盯着躺在溪底的石子，过了一会儿，他探出身去，探向水中，弄湿了他的衣袖。他从水中拿起了一块豌豆大小蓝中泛绿的石子。他把它放在掌心递给我们看：“我们找铜找了一天，”他说，“这就是。”
山谷对面的山峰之美，冷峻而至高无上；帕克掌心的石子之美，温暖又直指人心。它挑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的食欲，渴望，抱负，贪婪，从纯美的欣赏到掠夺的本能，全在石子和我们眼睛之间流淌。帕克又探入水中，同时说道：“又一颗。那蓝的是硅酸铜，绿的是碳酸铜。”
我们所有人，包括布劳尔，全都跪在水中，搜寻矿石。布劳尔捞到了一颗。很明显，他十分兴奋。布里格姆找到了。斯诺找到了。帕克又找到了一颗像知更鸟鸟蛋大小的、蓝绿相间、杂以二氧化铜黑斑的石子。
“天哪，看看这一颗！”
“变性入侵岩中的硅和孔雀石，”帕克解释。
“我又找到一颗，”布劳尔喊了起来，“上帝，看看我的。”
“喂！上面更多！”斯诺大声叫道。
“这些岩石大概就是二长岩——相同量的碳酸钾和碳酸钠长石在高温溶液条件下变性形成的花岗岩。我得把它们带回实验室去才能确定。这些铜是在山体还是熔岩时从地心流出的。”
斯诺在高处放声大叫。他手中拿着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绿色的石头。山坡和河床陡得像楼梯一样。十分钟前，想到还要往上走会让人感到心灰意冷，两腿灌铅。可是现在，铜，使我套上皮靴，手脚并用，攀爬着向斯诺走去。
越往上走，绿色的石头就越大——五厘米，八厘米，十厘米的都有。帕克、布劳尔和布里格姆还在那里收集着小石子，百米开外一块突出的巨大的岩石旁，斯诺找到了一块一手都搬不起来的大矿石。在大岩石旁，这类石头遍地都是。我把一块石头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对布劳尔说：“看看这块！难道你不认为把这些铜留在这里是对社会的犯罪吗？”
“等在那里！不要下来！”布劳尔高叫着。从高处往下看，布劳尔只是个小个子。他在对着斯诺和我招手。“不要下来！我们明年开春派一队人马来！”
大岩石的背后就是铜矿矿源。一个极深的开口窄窄的洞嵌在山体的一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洞穴——荒原中一个毫不起眼的缝隙，不仅将宝藏暴露给世人，还把碎屑撒落在四周。斯诺和我将大约十公斤的矿石装满了一个帆布袋，走回下面的河床。
看来没人急着离开。我又脱掉了鞋袜，再次把脚浸入溪流中。布劳尔搜集到了一批漂亮的小石子。他兴趣十足地端详着我们带下来的大石块，同时又硬装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模样。布劳尔喜欢收藏石块。在他旧金山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来的岩石，尤其是那些来自科罗拉多州格伦峡谷和大峡谷的石块。大多数时候，他并不了解这些是什么岩石，再说他也不在乎。只是由于漂亮，他才把它们留在身边。
帕克久久地凝视着冰川峰。它近在咫尺。我们从未如此靠近它的身旁——它是如此之大，峰高一千五百米，巍然人前，让人感到被逼得透不过气来。“这就是地质科学吸引人的地方，”他说，“地质学家之所以在野外工作，是因为他们热爱地球，热爱室外。”
“讽刺的是，他们来到荒原，改变荒原，”布劳尔说。
帕克看上去累坏了，不想再争什么。“有些采矿法规确实不合常理。”他停了一会儿这样说。他解释说，当一家矿业公司或任何私人针对一片公共土地获得专有开采权后，他们有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似乎是他们——而不是美国人民——才是这片土地的所有人。按照联邦法律，他们可以砍掉所有的树木，甚至建造摩天大楼。只要肯尼科特铜业公司乐意，就可以在冰川峰大荒原建造一家度假村。在帕克看来，这项1872年生效的法律违反常理。同时，他认为只能给予矿业公司租赁合同，而在合同期内，对土地的使用和采掘的方法，都应有严格的限定。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将大大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于环保运动和矿业公司间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在说话的当口，他把双脚抬着晾干。我第一次看清帕克的脚后跟通红通红的，似乎在滴血。他穿上了袜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套上了他的皮靴。他站了起来——我们都随之站了起来——并向西沿着山脊往前走去。即便在我们回到了土路上之后，他仍然得拖着双脚忍痛前进。去倒影湖就意味着要绕好大一个圈子，多爬一座山峰，并在隔天要经过一个几乎垂直的陡坡下山。但到了岔路口，帕克还是走上了去倒影湖的路。
在斯坦福大学帕克的办公桌上，有一张驴的相片，注脚写着：“我来帮你？还是自己干蠢事？”旁边还有一张放大的五分邮票的复印件，那是樱桃树枝环绕着杰斐逊总统纪念馆的邮票，下饰铭文“植树美化亚美利加”。帕克的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祖父是圣菲小径的导游，父亲在威尔明顿经营一家地产代理和一家旅游公司，大哥离开了他们，去了新墨西哥的贝尔农场当了一名牛仔，这也是帕克年轻时代对西部一心向往的原因之一。帕克身材高挑，四肢硕长。他为人随和，有些大大咧咧，他当初是篮球队队员——优秀的球员。他不仅替威尔明顿高中打球（他是1922班的），也替许多教会的球队做替补。父亲要求他去每一个打球的教堂做礼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个星期天起码要做两次礼拜。他说自那时起除了浸礼纪念日之外，他再也不去教堂了。在那个年代，他也曾沿着布兰迪维因河露营，在切萨皮克湾垂钓，收集那些住在大西部的人给他寄来的石块，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自到那里去。
十八岁时，他去了纽约，然后买了梅森轮的通铺票去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敦。这是往西走的最便宜的路了。他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他考虑去高登（科罗拉多矿校）或索考罗（新墨西哥矿业学校）。“那时要想上这类学校，只要人去就可以了，”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解释。他最终还是去了索考罗。他是该校的篮球队队长。他学习了矿物学，又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修了硕士课程，随后又去明尼苏达大学读了博士。在那个年代，矿业圈里在说到他时都叫他的外号“查斯”，以区别于当时许多中国矿工都被称为“查理”的这个蔑称。他为新墨西哥州汉诺威的新泽西锌业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矿山测量员，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姑娘——尤拉·帕克，并最终结婚，成了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母亲。他女儿是一位物理教师，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地质工程师——一位在翰博油业，另一位在汉纳矿业工作。现在没什么学校教采矿地质学了。多年来，全球各地的学生都拥向斯坦福大学，那是因为帕克——只要他没去赤道非洲或安第斯山脉或大盆地或黑丘岭或什么其他地方——那么至少在学校开学时，他总是会在那里，教授诸如矿物原理等课程。
我们大概还在倒影湖东面两公里处。帕克停了下来，捡起了一块石头并用他的锤子一劈两半。他说：“我们已远离铜矿的矿床了。这个矿肯定到不了倒影湖。这里的岩石不是入侵岩。是完全的火山岩。”
“当然，也可能只是火山表层。”布劳尔指出也有这种可能性，在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铜矿矿脉渗入了某个暗角。
“说得也对。可能吧。”帕克说着，疲惫地耸了耸肩，继续吃力地往前走去。
在倒影湖旁，我们可说是一群怪人。帕克和我是一步也迈不开了，两个医科生看来依旧精力充沛，布劳尔也乐颠乐颠地哼着小调。布劳尔歌唱的可真不怎么样。他越是兴高采烈，歌声就越难听。在山里，他就成了巨人安泰，他的心情实在不错。